刘绍义

1937年9月10日，本来是各大学学生返校的时间或者是新生入学的报到时间，也是大学老师开始新的一学期的时间，但随着日军侵华战火的蔓延，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不得不发布16696号令，决定“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骨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于是平津几所大学的师生便开始了漫长的迁徙。

清华教授朱自清，应该是走得较早的一位了，他走天津，下青岛，然后海上颠簸，在空气污浊的船上吐得吃不下饭，每餐只能靠几匙鱼肝油维持，几经辗转，总算在10月4日到了长沙。

与之相比，刚刚为老父亲守孝期满的陈寅恪就更费劲了，他携妻带女，在大沽口乘英国商船去青岛，再由青岛购联运票去长沙，但由于听说日军要来，一些火车停开，青岛火车站乱成一窝蜂，大家不论车次，见车就上，带着三个女儿的陈寅恪如何挤得过他人？要知道他的女儿当时最大的才9岁，最小的才4个月，好在车上幸遇刘清扬的眷属，总算让他们一个个从窗口爬了进去。

经过13天的奔波，陈寅恪一家总算于11月20日晚到了长沙，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这个时候的长沙已经濒临前线，长沙临时大学又准备西迁了，于是他们又开始了西行昆明的长途。冯友兰、吴有训、熊佛西……他们南迁西行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个中苦辣，只有他们自己知晓。喜欢养狗的熊佛西，只能忍痛割爱，把爱犬留在了北平的家中。像熊佛西一样无奈抛弃爱犬的人不计其数，这些被主人遗弃的狗儿，死守在主人空空的院中，很长时间都不肯离去，想起来都让人唏嘘不已。

北大南行较早的，要数杨振声、梁宗岱、沈从文，以及钱穆、汤用彤、贺麟等人了。最后离开北大的，应该是郑天挺、罗常培、魏建功、罗庸、陈雪屏、王烈、邱椿、周濯生等人。秘书长郑天挺是忍着丧妻之痛支撑北大残局的。1937年春节时郑天挺的妻子难产离世，遗下5个儿女，小的才3岁，大的也不过13岁，但为了北大的教育事业，他还是离别5个幼儿，与同事们一起南下了。12月14日，他们好不容易到了长沙时，才知道南京已经陷落，学校又要西迁了。

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杨石先离家时，家中已经遭到了日军洗劫，除了随身穿的一身单衣和一架照相机，其他财物都荡然无存。数学系的孙本旺助教也是在南开被炸毁时，冒着生命危险从熊熊烈火中抢出几件衣物，匆忙南下的。

教师的南迁如此辛苦，那些流亡的学生就更不用说了。特别是从沦陷区南迁的学生，他们要通过无数条日军的封锁线，大都与家人失去了联系，有的身无分文，跟着难民的队伍南逃，见车就挤，见庙就栖，更有甚者，不少学生是沿途乞讨才到长沙的。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学生没能按期到达长沙，从此失去了求学的机会。

清华中文系的学生王瑶，1937年6月大考完毕后回山西平遥家中度假，11月接到去长沙临时大学报到的通知，但未能成行，只好蛰居家中，务农，做小生意维持生活。1941年10月，他坐火车离家，直到1942年9月才在西南联大复学。近一年的奔波，困苦是可想而知的。

其实，到了新的大学，也不是万无一失，远离战火了。搬到重庆的复旦大学教务长、法学院院长孙寒冰与复旦大学学生刘晚成，同在1940年5月27日日军的一次空袭中丧生，让复旦遭受一次不小的损失，也让复旦师生愤慨不已，正像他们在“复旦师生罹难和孙寒冰墓”碑上写的一样：“呜呼，惨遭寇弹，哀同国殇，全校师生，悲愤无极，将何以益自淬励我为文化工作之创造精神乎？抑何以益自坚强我为民族生存之战斗意志乎？”这是复旦师生的心声，也是我中华民族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