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佳琪

摘 要： 鲁迅作为一名文学巨匠和杰出的翻译家，试图通过翻译西方作品改革中国的文学道路和社会现状。他提出了直译、受众选择性的翻译观等翻译思想和翻译方法，将翻译视为一种政治和文化活动，并提出了复议的概念改变当时的翻译状况，这一切都为今后的翻译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关键词： 鲁迅 直译 受众选择性 政治和文化活动 复译

新文化运动时期，年轻的一代肩负着摆脱被压迫命运的使命、希望实现中国富强的政治抱负、渴望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状，于是他们把目光转向了文学翻译领域，使得翻译活动变得接连不断。这一创新性行为在中国文学史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鲁迅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同时是中国翻译文学的开拓者，翻译了《死魂灵》、《工人绥惠略夫》、《一个青年的梦》、《爱罗先珂童话集》等作品。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他力图通过翻译改革人们愚昧的思想，为改造社会服务，为改良目标语努力，为保种救国奋斗。同时，鲁迅的文学翻译思想有四个标志性特征：采用直译的方法；在翻译读者上具有选择性；将翻译视为政治和文化活动；提出复译来击退不负责任的乱译。

一、强调采用“直译”的方法，做到“宁信而不顺”

鲁迅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吸取外国语言中“新的表现方法”，提出直译的方法和“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原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硬译”即“按版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 《域外小说集》就被视为直译的代表。“宁信而不顺”是直译的体现形式之一。“信”是指忠实于原文，在原文的基础上进行翻译，使译文尽可能接近原文并与原文等值。“顺”是指通顺，文章读起来不拗口。对于“宁信而不顺”的观点，鲁迅并不是将“信”与“顺”二者对立起来，只是在“二者不可得兼”的情况下舍“顺”而取“信”者也。在鲁迅看来，翻译忠实于原文，虽然可能会导致读起来产生疑惑和不通畅，但是在仔细思考之后，或许能体味其中之韵味。如果是做到通顺却不忠实于原文，那么是误导读者甚至会让读者与原作者的观点背道而驰。因此，他强调要尽力做到二者兼顾，将二者更好地有机结合起来。这一点鲁迅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二心集》）中有解释并运用例子加以说明。如在“宁信而不顺”这一翻译原则中，并不意味着“milk way” 要翻译成“牛奶路”、“get down on ones knees” 要翻译成“跪在膝之上”。这种翻译原则，是鲁迅文化观的一种反映，与他“拿来主义”的思想是一致的。虽然当时翻译界许多学者不赞成这种做法，并对此进行抨击，但其实从文化视角对其进行审视，这一主张其实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极高的译学价值，大大开阔中国译学研究的视野。 现如今，译作中采用直译的方法的例子屡见不鲜。在2015年的流行语中，出自电视剧版《盗墓笔记》中的一句台词“上交国家”，就被翻译成了“handover something to the government”；一封网上热议的辞职信中的“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则通过直译的方法被翻译成了“The world is big and I want to see it.”；意为“不要否定别人，自己先去试试，结果恐怕还不如别人呢”的网络流行语——“你行你上啊”，被翻译成了“You can you up.”，这一说法还被收录到美国俚语词典中。

由于中西方之间存在文化差异，在语言表达习惯和句法结构上也存在一定的不同。鲁迅强调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尽可能地展现出西方语言特征，使其带有“洋气”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随意的改写和杜撰，无论采用何种翻译方法，最重要的就是忠于原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保持洋气”，其实就是“信”。 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先前三国时支谦写的《法句经序》中所主张的翻译方法“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还是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到海德格尔在批判古罗马人的翻译行为时所提出的“翻译是一种固有的求真的本质”，鲁迅与他们志同道合，可以算是同道中人。对于翻译，鲁迅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削鼻剜眼”的比喻。“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懂，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剜眼削鼻的，所以有的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

新文化，运动时期，有志青年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那就是固有的、陈旧的语言必定要被抛弃。他们要帮助中国文学创建文学中心。因此，鲁迅这种逐字逐句的翻译，再现了原文的句法、语气，在当时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榜样。这样做既满足了鲁迅客观的价值立场的需求，又符合了读者的期待视野。正可谓一箭双雕，但翻译事业仍然任重而道远。

二、鲁迅的翻译观是带有受众选择性的启蒙翻译观

20世纪80年代，德国知名的翻译理论家弗米尔（Hans J. Vermeer）和赖斯（Katharina Reiss）创立了目的论。在目的论中指出，受众是决定翻译目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现如今，随着翻译活动的不断开展，越来越多的人从事翻译工作，因此对翻译主体的定义也在不断完善。在广义的翻译主体概念中，读者被囊括其中。可是在鲁迅的翻译观内，他所完成的翻译著作，并没有将所有的不同阶层、不同文化程度的群众考虑在内，鲁迅只视精英读者为目标读者群。

由于受到两千多年封建传统统治的影响，先进知识分子的数量并不占大多数，因此人们对于文化的接受程度也不尽相同。鲁迅按照译文读者的文化水平将读者分成甲、乙、丙三类，并提出针对三类人群要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甲为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他们可以阅读优秀的译本。乙为拥有较低文化程度的人群，他们只能粗略识得几个汉字，对于他们而言，译者们最好通过创作或者是改作的方式满足他们的需求。对于丙类人群而言，他们并没有能力理解译本，只能通过图画、演讲、戏剧、电影等形式，对作品有简单粗略的了解。

由此可见，并不是一名译者千篇一律地将一个文本和作品与一个译作相对应。一个著作的译本也并非一成不变。翻译出来的作品是供读者阅读的，因此翻译工作应该以“为读者考虑”为原则，使得一部分人在自己的理解能力范围之内，能更加充分地解读原著作的思想，让不同风格和不同题材的著作得以广泛传播。试想，如果让一位咿呀学语的孩童读《月界旅行》，那么是不是有种啼笑皆非的感觉呢？鲁迅不仅在文学创作、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和基础科学介绍等方面有重大影响，还在美术理论引进方面有突出贡献。因而，这一翻译思想与德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汉斯·罗伯特·姚斯 （Hans Robert Jauss） 所创立的接受美学有异曲同工之处。

如今，我们渴望得到别人的肯定，害怕被别人否定质疑；我们期望获得别人的关注，担心被别人忽视冷落；我们希望取得进步，畏惧止步不前。因此，这种只适用于“高等知识分子”的翻译观显然忽视了语言能力、文化知识和文学素养较低的人群，他们被拒之于优秀译作门外。这并不完全等同与孔子所提倡的“因材施教”、“有教无类”。这种把读者和译作设置标签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西方文学的发展，缩小了著作的受众范围。虽然后期有很多文学社团纷纷成立、译者人数也逐渐增多，但在短期内，并没有把所有人从封建桎梏中解放出来。一些人还是处于专治、愚昧的统治之中，受着旧道德和旧文学的影响，而这部分人，则暂时被民主、科学、新道德和新文学忽视。

三、鲁迅视翻译为一种政治和文化活动

王彬彬在《作为翻译家的鲁迅》一文中谈道：“在翻译上，他有两个独特的方面。一是注意介绍弱小民族的精神生活、思想行动。另一方面，他希望通过翻译，改造汉语，从而最终改造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鲁迅的早期翻译活动始于日本，那时便注重对被压迫民族的作品的搜集，并把他们介绍给中国读者。在他看来，中国的境遇与那些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相似，因此想借此途径促进中华民族的反省和觉醒，激发中华民族的热情和斗志。

翻译本来就是人类一种有目的的社会化行为。这种实践活动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体现了一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涉及众多内部和外部因素，具有极强的目的性。1992年，《为翻译定位：历史、后结构主义和殖民语境》（Sit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一书出版，其作者——印度学者特贾斯维尼·尼郎贾纳（又译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认为“翻译是一种政治行为”，要“把译文置于殖民主义的背景下进行考察”。鲁迅、周氏兄弟、郭沫若、矛盾等人通过翻译波兰、匈牙利、俄国等这些被损害的文学作品，将国人所未接触过的异域情调引入进来，并试图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怀反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因此，鲁迅进行翻译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不同文化和语言群体之间的交流，还为了颠覆当时的主流价值观，更重要的目的则在于“启蒙”，在于“文艺救国”，在于唤醒“沉睡”的中国人的国民革命意识。

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序中写道：“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然的希望：认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介绍外国文学这一件事。”显而易见，鲁迅是为了改造社会，为了中华之崛起，为了把社会变革及国民命运联系在一起而接触并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不是兴之所至或“为翻译而翻译”。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个人与社会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密不可分”。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政治方面，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军阀统治日渐黑暗，必须继续进行反地反封建的斗争。在思想文化方面，辛亥革命后，西方启蒙思想广泛传播，使得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鲁迅深切感受到了中国的黑暗，敢于面对惨淡人生、直面鲜血的他，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影响和领导之下，向一切腐朽、落后、反动的思想发起挑战。综上所述，鲁迅将翻译视为一种政治和文化活动，并沿着复兴中国的主线不断前行。

当下，一些人从事翻译工作可能是出于工作时间比较自由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享受翻译出译文所带来的成就感；可能是某些单位能够提供高额的薪水。由于社会大背景不同，这些人的翻译目的和翻译动机自然与鲁迅并不完全相同。鲁迅站在政治高度上，为文学及翻译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鲁迅提出复译击退不负责任的乱译

随着翻译实践的丰富，一些翻译家总结出了一些翻译理念，但同时导致了翻译界抢译、乱译之风。为整治这种现象，鲁迅先生提出了重译、复译的观点。他指出，理想的翻译，应该是由精通原文的译者从原著直接译出；但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重译有存在的必要。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翻译的发展历程就是对人类社会的交流与发展史的生动再现。翻译与社会的进步、文化的积累和丰富及世界文明的发展是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随之衍生出的翻译批评的原则也在不断完善中。如许钧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文学翻译研究批评》中就提出了四条原则性意见。2006年，王宏印在《文学翻译批评论稿》中为翻译批评提出了客观性原则、全面性原则等五项原则。但无论如何，显而易见，绝对不能不负责任地乱译。

“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同理，由于翻译时所采用的选词、结构、顺序的不同，就会导致不同的译本。复译并不意味着完全推翻或摒弃原译文，只是根据现在的社会环境、人际交往方式等因素使译作更具合理化、可读性，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会出现一些新的表述方式。我们就应该顺应这种发展潮流和趋势，做到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因此，复译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也符合事物进化的规律。关于何怀宏和李娟、杨志对《沉思录》的翻译讨论，就是对复译现象的很好的诠释。如果一个译作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被人们广为流传和赞扬，那么这个译作可以被称为经典。但这种经典是受限于一段时间范围之内的，如果它一直停滞不前，甚至不符合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潮流，那么这个译作注定有一天会被淘汰。与此同时，复译或重译不仅仅是对译作的完善与发展，更是对原著作者和读者的尊重，这一行为能让原著的思想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事物是运动、变化、发展的，翻译也是如此。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翻译家们对著作的选择面进一步扩大。就著作的语言或国家而言，他们不仅翻译英美文学，更翻译德国文学、法国文学、苏俄文学等；就风格流派而言，从强调主观精神和个人主义的浪漫主义，转向直面人生和描绘严峻形式的现实主义；就体裁而言，小说、诗歌、话剧、文学批评、文学史等相继盛行。翻译家们有了更好更广阔的平台进行翻译，那么译文质量怎能不会得到提高呢？毋庸置疑，复译就是一种有效手段，它能够促进翻译事业健康、理性地发展。

五、结语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启蒙运动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社会上掀起一股生机勃勃的思想解放潮流，使外国各种思想流派进入中国。作为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人物和杰出贡献者之一，鲁迅的译作不胜枚举。“文学巨匠”、“翻译大家”、“造诣不凡”并非对他的溢美之词。鲁迅致力于翻译外国进步的文学作品，进而形成了独特的翻译理论体系，不仅为当时的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后人的翻译研究工作提供了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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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项目编号：W2013144

项目名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译介活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