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一天，北京东城，风柔日暖。在外交部条约委员会的一间朴素的办公室里，几位领导正在对一位青年循循善诱，谆谆劝导。那一句句一声声，仿佛能够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风霜，依旧声声贯耳，余音绕梁。

“我们有一位老专家，他对领土问题很有研究，是外交部的‘先进生产者，受到过周总理的表扬。周总理还曾说他‘确实是位了不起的中国人。”

“这位老专家是唯一受到列宁三次亲切接见的中国人，是苏维埃政府承认的旅俄华侨和在俄华工的唯一全权代表。列宁还亲笔批示，请各苏维埃当局和机关给他一切协助。”

“现在他年事已高，需要有一位年轻的接班人。我们原来已派人到你校调查过，选中的是你。老专家看了你的材料，他很中意。我们这里有许多像他一样的权威专家，你来这里上班吧，机会难得啊！”

年轻人当时也是涉世未深，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一心只想研究国际经济问题，还不太情愿去外交部上班。他提出，能否先让自己见见那位老专家？

这位众口交誉的老专家便是刘泽荣先生，而那个青涩执拗的年轻人，就是笔者本人。我初闻刘泽荣先生的大名，即是缘起于20世纪50年代我入职外交部的这番经历。

如今，我已是风烛残年，刘老也早已作古。今日提笔沉思，往事纷至沓来。回想自己作为刘老在新中国外交部的唯一弟子和部里指定的“接班人”，能有幸得他青睐，受他教诲，与他促膝长谈，向他研习学问，甚至能最后为他略尽绵薄，助他的人生画上完满的句号，这一切，不仅是余之幸事，更是我撰写此文的因缘所在。正所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飞鸿过处尚留痕迹，如此一代巨擘，岂能因世事无常任其消逝无痕？故而，我终究不敢藏拙，不再守愚，在此撰文回忆刘老，也不枉我们此生相识相知。

小荷又识东风面，堂前桃李春意传

我与刘老初次见面，正如文首所忆，缘起外交部为刘老甄选“接班人”一事。1956年，我刚刚从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那个年代，大学生毕业后都是由学校根据国家各部门拨给的名额统一分配。但当时外交部人事司并没有简单地给南京大学地理系一个分配名额了事，而是专门派人到南大去挑选毕业生。

个中原因，一是当时外交部为了让刘泽荣等老专家后继有人，要为他们挑选接班人；二是从专业角度来说，当时的南大地理系在全国首屈一指；此外，当时外交部部长由周恩来总理兼任，张闻天为第一副部长，主持常务工作，众所周知，这两位都是比较开明的，再加上当时的风气比较尊重专家意见，所以外交部会根据老专家的意见，去南大地理系挑选毕业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外交部人事司所派专人在赴南大进行选拔时，工作相当细致认真。除向南大方面有关领导了解情况，阅看文字档案资料外，甚至还同一些教授谈话。宋家泰教授晚年曾告诉我，当时他与其他教授们都一致推荐我。刘泽荣先生看了我的材料后，十分中意。因此，最后外交部人事司定下的人选是我。而这一切，我都是事后才知。直至今日，我仍时常感念刘老与当年人事司领导的知遇之恩。

不料，最后正式分配时，南大方面有关领导认为我不适合进外交部工作，因为当时我既非党员也非团员，且1955年肃反运动时，我又是班上的“重点”之一——因为当时我对国内外问题常有个人见解，有些见解同主流观点不尽一致，加之还有我的社会关系等问题。于是我的正式分配报到单上写的是要我到外交学院当教师。我欣然接受，随即赴京，在外交学院世界经济教研室上班。教研室领导让我备课一段时间后教授英国经济。而南大方面另行安排了与我同班的一位党支部书记顶替我分配到外交部。结果外交部人事司发现来人不是既定人选，就把那位同学分配到了云南外事处工作（因他是云南人）。外交部旋即询问南大我去了何处。南大方面答复称我被分去了外交学院。那时我在外交学院已有一段时间了。

一天，我正在外交学院上班，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来找我，要我到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去上班。他叫吴化远，是外交部人事司国内干部科的科长。他说条约委员会有一位知名老专家，名叫刘泽荣，年纪大了（刘老当年64岁），部里要给他选一位年轻的接班人。“我们已派人到你校调查过，选中的是你。”吴科长诚挚地对我说：“老专家对你的材料很中意。你这就跟我去那里上班，怎么样？”

我当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就提出能否先与这位老专家谈一谈。吴科长当即同意，便带着我去了条约委员会。不想刘老那天有事不在。于是条约委员会的秘书们便纷纷过来与我谈话，并向我介绍条约委员会。他们说，外交部条约委员会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设立的，是外交部最重要的业务部门之一，现在的主任委员是阎宝航，且委员会里有很多老专家，都是鼎鼎大名的学界泰斗。我听了他们的介绍后表示，能否等下次见到那位老专家后再说。吴科长欣然应允。这样我又回到了外交学院。

谁知才过了一个星期，吴科长又亲自来到外交学院找我，问我考虑得怎么样了。我说上次没能见到那位老专家，我还想再见见他。吴科长当即又带我去了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孰料那天刘老又因事不在。虽然又没见到刘老，但令我大受感动的是，条约委员会的各级领导逐个出面对我进行规劝，包括专员邵天任和主持常务工作的董希白等。他们再次强调了部里要为刘泽荣老专家选接班人的事，劝我尽早过来工作。以这些领导的资历和级别，能够对我初出茅庐的一介书生如此温言相劝，不厌其烦，其不拘一格纳贤才的开明作风，令人自然而然地心生敬仰。同时，这些领导们还向我详细介绍了刘老专家的情况。我就是从那时才开始真正了解刘泽荣其人及其传奇的人生经历。

刘泽荣是与我国国际法学界泰斗周鲠生及东京审判大法官梅汝璈一同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进入的外交部。周总理在外交部的大会上曾郑重地介绍过他，称其“确实是位了不起的中国人”。他曾是苏维埃政府承认的“旅俄华侨和在俄中国工人的唯一全权代表”，代表中国工人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一、二次代表大会并三次受到伟大导师列宁的亲切接见，是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运动联系的开启者。他五岁随父赴俄，并在俄学有所成，是当时国内最权威的俄语专家。同时，他也是我国国际法领域从事领土问题研究和实践工作的权威。曾参与同苏共领导人斯大林进行的中苏友好条约的谈判。

我听完领导们对刘老的介绍后，思想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觉得进外交部师从刘老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当年的我也实在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一心只想研究国际经济问题，对领土问题不甚了解。于是，我还是提出想等见到刘老后再决定。

两次寻访不遇，我越是见不到刘老，就对他越感兴趣。待我第三次迈入条约委员会的大门，在刘老的办公室里，我终于见到了这位传说中的人物。他个子不高，待人温和，敦厚沉稳，丝毫没有恃才傲物的骄矜，观之可亲。记得那天，有人从旁介绍说，这就是刘泽荣委员，这就是厉声教。我连忙向他问好，他也和蔼地与我打招呼，请我坐下。他先询问了一下我现下的情况，之后有条不紊地向我介绍起他所研究的领土问题。他说话带有广东口音，声音平和，语速较慢，但在我耳中却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正是刘老的这一席话，令我初次认识到领土问题对于新中国的重大意义，顿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领土是国家行使主权的空间，是国家的构成要素之一，关系到一国的核心利益。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这一时期就显得更为重要了。那时的我，正是满腔热血的青年，满脑子想的尽是如何能用自己所学为祖国作出贡献。能够跟随刘泽荣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从事对新中国建设如此重要的领土问题方面的工作，加之条约委员会各级领导的诚挚劝导，使我一扫之前的踌躇，当即答应做刘老弟子，到外交部上班。由此开始追随刘老，在领土问题等国际法领域上下求索。

传道授业无遗力，以身垂范育浩然

我到外交部上班后，部里正式将我作为刘泽荣专家的接班人加以培养和锻炼。平时，刘老除带我一起办理有关案件外，还指定我业余时间阅读由苏联编的两大本国际法教材。每周，刘老都会在百忙之中抽出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我所学内容一对一地对我进行辅导，为我解疑释惑。因他白天要办公，所以辅导时间大多都安排在晚上，我们二人经常不知不觉就谈至

深夜。

刘老学识渊博，博闻强记。他曾纵横于国际舞台，在国际法实践和理论方面均有深厚造诣；不仅是一时无两的俄语权威，连英语也说得纯熟流利，令我时有高山仰止之感，这也激发出我那股求上进不服输的劲头。我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专业书籍和各类资料，每天都废寝忘食地看材料搞研究，每每弄到凌晨一两点钟还不愿休息，恨不能立时三刻读破万卷。因那时年轻气盛，有一次我还在见刘老之前搜遍各种材料，准备了一个比较生僻的问题去问他，目的就是想看看刘老是不是真那么渊博。不想，刘老不但没有被我难倒，反而如数家珍般地把问题给我讲了个透，还结合自身亲历亲闻的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等鲜活案例，帮助我消化吸收。这下，我既惭愧又兴奋，没想到自己的师父如此博识。于是我的求知、学习热情更加高涨，还隐约产生了一种好胜心，觉得既然刘老能做到，那我加倍用功也一定能做到。

通过刘老的传道授业解惑，我也越来越深刻地领会到我们进行国际法研究的真正意义。那时新中国成立不久，要洗雪旧中国因为积贫积弱导致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一落千丈的耻辱，重塑国家尊严，维护国家利益，就需要对原有的主要受西方列强操纵的国际法等加以改革，以适应国际关系格局变化的要求，比如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谴责侵略战争和重视平等协商等。中国的国际法研究水平对于国际法有关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的变革具有重大影响。于是，我定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有朝一日也要成为像刘老一样的国际法权威。

因为刘老的辛勤教诲和指引，我觉得自己每天都在做于国于民大有意义的事情，再加上外交部当时的良好环境，令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和振奋，每一个细胞都充满活力，蓬勃向上，我心无旁骛，即使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拼命工作和学习。那个时期，我有目标、有追求，还有人生导师和学习榜样，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现在回忆起来，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依旧炽烈。

刘老在授业解惑的同时，还很注重育人。他常教诲我，治学除了求真、求实外，还要经世致用，要有心怀天下的济世情怀。刘老平素为人正派，谦虚谨慎，在工作上一贯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他的言传身教对我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刘老不仅是业务上的良师，也是生活中的益友。他常邀我去他东单苏州胡同的家里吃晚饭，我因此得以认识了刘老的家人。他的夫人原是波兰人，名叫柳德米拉。他俩是在十月革命爆发十天前结的婚。她于1956年正式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并改名刘德美。她看起来很慈祥，对我很热情。刘老的长儿媳也是苏联国籍，他的妹妹和妹夫也都在苏联的塔斯社工作。记得刘老的外孙很调皮，常常逗得刘老哈哈大笑，一家其乐融融。茶余饭后，刘老也会给我讲一些他昔日旅俄时的轶事。说到精彩之处，神采飞扬，目光如电，令我为之一震。其慑人气魄仿佛能够令风云亦为之变色。然而，他脸上的这种光芒总是转瞬即逝，刹那间即归于平和，有时还甚是黯然。我不禁暗暗思忖，这位先生似乎并非仅是钻研学问之一介宿儒。

当时与刘老住在同一个院里的还有条约委员会的另一位专家，著名国际法学家倪征先生。刘老比倪老年长14岁。在条约委员会，我们三人关系比较密切。我不是在去看望刘老的时候顺便看望倪老，就是在去看望倪老的时候顺便看望刘老。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苏州胡同院子里的笑语欢声依旧在我心中“回响”……

刘老生活简朴，偶嗜吸烟，尤喜云烟。由于我自始至终参与中缅划界工作，经常出差云南，每每由昆明返京，都会给他带去几包“红山茶”香烟。刘老甚是欢喜。

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刘老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说是“正式”，是因为早在1919、1920年，他就先后作为俄国共产华员局代表和华人共产党员中央组织委员会代表，分别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是最早活跃在共产国际舞台上的中国代表。他这次入党的两位入党介绍人也是响当当的人物，一位是第二任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另一位则是时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主任阎宝航。刘老入党后，一直以老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以身垂范，也为年轻的我树立了榜样。我被选至外交部时既非党员，也非团员。其时，我一心钻研业务，并未在意、是刘老的入党帮助我提高了思想觉悟水平。在他的感召之下，我也开始在入党方面积极努力，随后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建言献策定边疆，功在后世开来学

刘泽荣于1958年正式升任外交部顾问，名列周鲠生和梅汝之后，涂允檀之前。作为领土问题专家，刘泽荣在领海问题上很有研究，曾撰写过多篇论文并著有《领海法概论》一书，是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先驱，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高度重视。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遇到的许多重大问题都与维护海洋主权有关。国民政府1931年曾颁布过3海里领海制，但新中国成立后，尚未对外公布领海制度。其时，美国公然派遣舰队干涉我国内政，肆意入侵我国主权海域，外国舰船来去自由，外籍渔船肆意捕捞。与此同时，中国渔船在国外航行却得不到对等的待遇。我国海洋主权受到严重侵犯。面临如此形势，毛主席清醒地意识到，必须尽快改变当前局面，维护国家领海主权。于是领海问题被提上了紧迫日程。毛主席亲自致电周恩来总理，说领海问题至关重要，需要由外交部请国际海洋法的专家一起来研究一下。

1958年8月，刘泽荣、周鲠生和倪征三位国际法学界权威应召到北戴河面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为两位领导做关于涉及领海宽度和领海法律制度等问题的汇报。同在北戴河开会的还有刘少奇、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以及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等。经过讨论，中央最终采纳了专家意见，决定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废止国民政府颁布过的3海里领海制，采用新的12海里领海制。1958年9月4日，我国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海的声明》，第一条就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自此，我国有了法定的领海宽度。这份厘定了中国蓝色疆域的声明对于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具有重大意义，不仅功在一时，更是利在千秋。

另据刘老后来回忆，那时毛主席见几位专家年纪都大了，就问“有没有年轻人”。乔冠华答道，除老专家外，还有年轻的大学生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毛主席听了，频频点头。显然，毛主席不仅关注当下亟须解决的领海问题，同时也关心领海问题研究是否后继有人，其心怀天下，高瞻远瞩，确非寻常。我很荣幸自己就是受到毛主席关心的“年轻的大学生”，也很热爱自己所从事的业务和研究。此后，我踏着前辈们的足迹，一步一个脚印地在这条道路上继续探索、前行，虽不敢说学有所成，大有建树，毕竟也耕耘多年，未敢懈怠，唯愿持盈守成，慎终如始矣。

继承刘老未竟的事业，我一直从事领土问题的研究与实践工作。20世纪70年代，受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指示，我有幸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参加了历届的联合国海底委员会会议（后称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联合国曾分别于1958年、1960年和1973年召开了三次海洋法

会议。其中，第三次海洋法会议自1973年12月至1982年12月历时整整九年，几经曲折，方才签署了地位仅次于《联合国宪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目前，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被认为是最全面完整的海洋法法典。此公约对12海里领海宽度的确定，对专属经济区等重要概念的界定等，对当前全球各处的领海主权争端等具有重要的指导和裁决作用。而中国作为主要签字国家之一，对此公约的产生作出了贡献。

然而在中国参加1973年12月的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之前，却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插曲，险些改变了历史和国际关系的格局。这段轶事还得从1973年说起。当时，中央有意将12海里领海宽度扩至200海里。自1949年智利、秘鲁带头提出200海里海洋权至1973年，除巴西和乌拉圭两国坚持200海里领海的主张外，大多数拉美和非洲国家都没有明确提出200海里领海，他们所主张的“200海里”其实是专属经济区。而当时国内将“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概念混淆了，导致错误地认为，大多数拉美和非洲国家都主张200海里的领海宽度，于是中央也提出支持200海里领海。

我得刘老亲传，自然知道其中利害。记得刘老曾提过，当年在北戴河开会时，他与周老曾向毛主席建议过可沿用3海里的领海宽度，主要是考虑到扩大领海宽度有可能会引发国际争端甚至是战争。虽然毛主席最终确定采用12海里的领海宽度，但对于刘老他们的建议，主席认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领海宽度定的是否得当，将直接影响国际关系与世界和平。刘老的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再加上参加过多次海洋法会议的亲身体会，我对“200海里领海”的提法十分敏感，忧心如焚，已到了夜不能寐、如鲠在喉的地步。

然而，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人自危，噤若寒蝉，这一严重问题竟无人向中央及时反映。1972年我国在关于领海宽度问题上的对外发言中就已经开始出现偏差。我多次在内部会议上就此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但司领导往往只是听听，一直不采取行动。令我心急如焚的是，当时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即将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发言，其发言稿中会提到200海里领海权问题。若在此极其重要的国际场合公开发表支持200海里领海的言论，后果将不堪设想。我曾正式向司领导提出过我的意见，但时任国际条法司副司长告诉我：“乔部长说中央政治局委员已经画圈，只能等以后再说了。”

如果说之前的发言尚有回旋余地，这次可就不容有失了。情况紧急，我思前想后，虽然也害怕自己因发表不同言论而受到冲击，也实在怕得罪持200海里领海意见之人，但人间正道，在于求真务实，刘老对我的教导，言犹在耳，比起自己被批斗，我更不愿意贻误时机坏了国家大事。恰好那时周恩来总理主持工作，使各方面工作都有了转机。我又想到刘老他们应召去北戴河汇报领海问题时，周总理也是全程参与的，对领海问题有所了解，便朦朦胧胧地意识到，或许只有周总理才能理解我的想法和苦衷。于是我就想到了两个人，一个是王海容，一个是唐闻生。这两位当时可以直接接触到周总理。我找到了她俩，请她们帮助反映一下我的意见。结果唐闻生说她对领海问题搞不清楚，让我干脆给总理写封信。于是我连夜写信，由唐闻生转交。没想到，仅过了两天，周总理就看完了这封信，并做出重要批示，作为“特急”件，由外交部加急发电报给即将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的乔冠华，让他修改发言稿内容。此后，周总理曾几次致电外交部找我面谈领海问题。总理不顾自身病笃，仍如此鞠躬尽瘁，令我铭感五内，难忘终生。

用刘老的话讲，领海宽度若是没定好，怕是要打仗的。这次能够有惊无险，与他平日对我的谆谆告诫大有干系。我之所以能秉承师训，位卑未敢忘忧国，也是得益于斯。1982年，中国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坚持了12海里领海制度。此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签署了该公约，说明我国坚持12海里领海宽度，既维护了国家主权，又符合国际历史潮流。至此，这段“200海里领海”的插曲便永远尘封在了历史的角落。从1958年12海里领海宽度的确定，到1982年坚持既定领海宽度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与刘老等前辈们的辛勤耕耘、诲人不倦是分不开的。

明珠有泪寒星暗，风雨如磐蜡始干

刘老作为新中国俄语学界的一代宗师，在主持编纂俄汉词典及俄语教学方面都作出了杰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俄语成了一个热潮，无论是正规的还是速成的，都很普遍，学习者不计其数。记得当年外交部英美法系的法学专家，如倪征、梅汝两位前辈也都在自学俄语。权威、实用的俄汉词典在那时非常稀缺。1950年周总理正式任命刘老为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专门委员后，还安排他“着手编一部俄汉辞典”，并在商务印书馆兼职。所以，那时刘老都是轮流一天在外交部上班，一天在商务印书馆上班。无论在何处，刘老工作起来都勤勤恳恳，一丝不苟。记得商务印书馆的同志曾称赞他“十分谦虚，从善如流”。1960年，由刘老主编的《俄汉大辞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满足了我国广大俄语学习者和工作者的需求。

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开始恶化，直到80年代方始改观。刘老的苏俄背景致使他在外交部的境遇大不如前。1959年的一天，当时主管条约法律司的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新权正式通知刘老，说他以后不必再来外交部上班，请他到商务印书馆上班，他已被正式任命为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此事对刘老打击很大。他半生纵横捭阖，在外交部工作才能尽展其才，令其专职编书，可谓大材小用。此后，刘老一直郁郁寡欢，身体也每况愈下。刘老的家后来也从苏州胡同搬到了和平门。

谁能想到，这只不过是来日大难前的小小序曲而已。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刘老虽然还算是受到保护的，未被打成右派，但也未能幸免于难。他本就患有心脏病和眼疾，因不分昼夜从事编纂辞典的工作导致病情延误，右眼失明。“文化大革命”中，商务印书馆红卫兵冲进了刘老家中，将这位病重的老人拉到商务印书馆去批斗，好几个小时也不放人。刘老儿媳担心老人的生命安危，遂以刘老已70多岁，身患重病为由同其交涉后，红卫兵才放刘老回家。后来，北航红卫兵也曾冲击过刘老家，直至西城区纠察队在园墙外贴出大字报，声言此家受到保护，红卫兵才不再来继续抄刘老的家。但迫害并未就此结束，刘老去世前一年，即1969年，刘老已77岁高龄，竟还被多次催逼下干校，真是令人心痛。一连串的冲击使他的病情雪上加霜，害得他形销骨立，频频发病，衰弱不堪。

1970年6月，刘老因大叶性肺炎住进北京医院。周总理曾指示，要全力抢救。无奈，这位一生为祖国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外交家和俄语语言学家，终因体力不支，心脏病发，于1970年7月18日永远地离我们而去，终年78岁。由于当时的环境，没有举行追悼会，也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公开悼念活动，刘老这样的一代风云人物，就这么寂寞凄清地离世了。

浮云易变山河在，风霜难移草木心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历史从此掀开崭新的一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方面开始落实干部政策。1979年，刘老逝世整整九年之后，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决定，鉴于刘泽荣在外交部老专家中，地位比较重要，准备为其召开追悼会。我作为刘老在外交部唯一的弟子和接班人，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了为他操办追悼会的责任。

1979年11月21日下午4点，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刘老迟到了九年的追悼会终于得以举行。李先念副主席、邓颖超副委员长，王震、耿飚和姬鹏飞副总理，政协史良和胡愈之副主席等领导以及国务院、全国政协、外交部、国家出版局、商务印书馆、外文出版局、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单位向刘老献上了花圈。曾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的王震将军（后任国家副主席）和曾任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的包尔汉也亲自到场。

回顾刘老一生，这位架起了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首座桥梁的传奇人物，其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维护、对中苏友好关系的确立和维系、对新疆的和平解放及在俄汉辞典的编纂等方面均作出了重要贡献。刘泽荣以书生之身，虽客居异国，而能创办“中华旅俄联合会”，救济在俄华工，可谓心怀天下，有济世之才。他以韶华之年，而能成为旅俄华侨和华工的唯一全权代表，作为中国工人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并获伟大导师列宁三次亲切接见，亦堪称独领风骚，一时无伦。他在俄创办“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又协助中共建党，先后致力于新旧中国的外交事业，更是经世致用，两朝开济。及至暮年，刘老不顾年高体衰，不问境遇冷暖，无惧蜡炬成灰，甘做春泥护花，尽力教诲提携后进青年，更呕心沥血完成了《俄汉大辞典》一书，又不愧为俄语语文学一代宗师。

从与刘老初识，到追随刘老，在国际法的海洋里皓首穷经，于今算来，已过去整整一甲子的岁月。六十年弹指一挥间，往事如烟，但我心头却始终难以忘怀初见刘老音容的那种莫可名状的感受。眼下春风送暖，这般姹紫嫣红，更令我感怀刘老。他如春风化雨般的人生，堪称一部动人传奇。最感人至深的是，无论自身遭遇何种凄风冷雨，刘老始终任劳任怨，从善如流，不问个人荣辱，只求有所贡献。直到临终前，刘老还嘱咐其子女，将其所藏珍贵书籍和资料全部捐给国家。刘老的这种高尚情操，虽几经风雨而不改初衷，虽千磨万击而不见动摇。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我本驽钝，勉为此文，既是为了缅怀恩师，同时也希望，他的事迹能够跨越时光的距离，在今日的阳光里，让更多年轻的心，也能激荡起一样炽热的爱国情怀。（编辑 黄 艳）

（作者是外交部原参赞，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多伦多原副总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