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伟

摘要：著名爱国将领任应岐，1892年出生，河南省鲁山县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投笔从戎，策应武昌起义，继参加白朗义军。在平息叛乱、保卫孙中山和广州革命政府以及北伐壮举中，屡建功绩。从士兵一直做到建国豫军总指挥、国民革命军第12军军长、国民党中央军委委员和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等。后加入中共，从事抗日反蒋活动，1934年11月与吉鸿昌将军一起被蒋介石下令逮捕杀害。

关键词：忠魂；任应岐；传略

任应岐，字瑞周，清光绪十八（1892）年9月16日出生于河南省鲁山县仓头乡刘河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任范终生务农、娴熟木匠，母亲早逝。任姐弟4人，排行老二。任少年笃志好学，7岁入当地私塾私念书，17岁就读淮阳师范，加入同盟会。继投笔从戎，积极置身于推翻腐朽制度的辛亥革命洪流之中。在平定叛乱、保卫孙中山和广州革命政府以及北伐壮举中，屡建功绩。后因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蒋介石以“加入中共、危害民国”下令逮捕，与吉鸿昌将军同在北京英勇就义。

一、投笔从戎

任应岐青少年时代，中国正处于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民主共和制、建立中华民国的大动荡时期。任在师范读书期间，目睹清末政府腐败，受资产阶级革命风潮的熏陶，满腔热血，一心报国，于1910年加入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当时国难临头、军阀混战、官吏豪强横行，加上豫西连年旱灾，土匪群起，民不聊生，鲁山人李鸣盛（1）带领穷苦百姓数百人揭杆起事。任应岐19岁那年夏天，接受同盟会河南分会委派，到豫西联络组织武装力量，配合策应“武昌起义”。同年中秋，任在父亲的极力反对下，挺身走险拉起杆子，打入“蹚将”内部。李鸣盛十分欣赏任智勇双全，做事干练，遂聘其为参谋，于1912年参加农民讨贼军，即“白朗起义”。

辛亥革命后，清帝退位，民国建立。但袁世凯仍控制我国北方大部分区域，梦想称帝。中原邻省存在各种名号的军阀，为抢占地盘，争扩势力，对成股土匪拉拢吞并。那些绿林好汉，在生存竞争中，驰骋活跃，施展才能，其武力不断壮大，官级逐步高升，乱世造就了一些英雄豪杰。是时，豫西鲁（山）宝（丰）一代的白朗、樊钟秀、任应岐等好汉就成了出人头地的大英雄。

1913年，李鸣盛、任应岐被“镇嵩军”军阀刘镇华（民国末任河南省主席刘茂恩之哥）的憨玉琨部收编，任初任正头（班长）、正目（排长），后任正军校督队官（连长），开始了投笔从戎的军人生涯。

1918年2月，靖国军胡景翼部围攻西安，陕西督军陈树藩向刘镇华求援。战后，任应岐与陈树藩部骑兵营长樊钟秀相见。樊钟秀，1888年生，宝丰县西（现平顶山市石龙区）夏庄人，人称“樊老二”，二十几岁就是有名的“大杆头”，比任年长5岁。任久闻樊的大名，言谈投机，于1918年3月以河南老乡的身份率众投樊。不久，樊升任广州国民革命政府领导的陕西靖国军（时于右任为总司令）第二路司令，任深受器重，即被委任为补充营少校营长。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任随樊返豫。因樊部粮响无着，任应岐与李鸣盛重新拉杆，于是年6月6日攻克鲁山县城。1922年9月，张庆（老洋人）、李鸣盛、陈青云等杆首在鲁山聚会，联合成立河南自治军，推举任为总司令。12月，任带领自治军大部分人马，再与樊钟秀会合，被樊编为两个支队，委任为中校统领（支队长），后升任为上校团长。

二、临危授命

1922年6月16日，粤军军阀陈炯明在惠州叛变，其主力以两师三万之众，由东江大举西攻，先后占据石龙等处，并炮轰大元帅府，企图占领广州，驱逐孙中山大元帅而取而代之，孙被迫离穗奔沪。

1923年5月，北洋军阀吴佩孚，为阻遏南方革命形势发展，委樊钟秀为援粤军司令，赴江西援助沈鸿英部攻孙中山。任身为同盟会员，他与樊二人早已仰慕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此次南下，正合心意。于是，先派人去韶关与孙的大本营秘密联系，又以“河南豫军讨贼军”的名义通电全国反吴拥孙，并接受了孙中山驱逐陈炯明和北伐的任务。孙委樊为豫军讨逆军总司令、委任为上校团长，从此，任走上了救国救民的三民主义道路。

此时，广州国民革命政府岌岌可危，孙中山急调樊部驰援，樊、任率部连夜乘火车达黄沙车站，以“讨逆豫军”的名义赴粤参战。任应岐奋不顾身，冲锋陷阵，连续奋战三天，收复失地，陈炯明节节败退，使广州局势转危为安。孙对樊部大加赞赏，为了庆祝胜利、酬劳将士，于是年中秋晚在元帅府大本营二楼，为任应岐等大摆庆功宴。庆功宴会上，孙中山给豫军总司令颁发“一等文虎章”，孙按自己制定的《建国方略》之实施方案，册封讨逆豫军为“建国豫军”番号，特任樊钟秀为建国豫军陆军上将总司令、任应岐为总指挥兼第二混成旅陆军少将旅长和北伐军先遣队司令，实施北伐。至此，孙中山视建国豫军为革命的中流砥柱，并钦赐建国豫军为“天下第一军”，亲授“笃信三民主义，实行建国方略”的军旗。11月12日，孙中山训令，称樊部“精诚爱国，首义赣南，诸部将官士卒，俱能深明大义，戮力同心，据览敷陈，至堪嘉许。”日后，建国豫军始终忠于中山先生倡导的国民革命，打着孙大元帅亲授的“建国豫军”旗号，奋战在灾难沉重的旧中国。

1924年4月，孙中山决心彻底平叛，并任命樊钟秀为援东作战右路军总指挥，任命任应岐为平叛前敌总指挥（3）。任率部奋战一个多月，于6月8日攻克叛军占据的龙岗、淡水等地，6月10日又率先攻占叛军老巢平山，取得平息叛乱彻底胜利，从此稳定了东江局势。1924年6月10日《广州日报》发表社论，欢呼称“任应岐平叛出奇制胜”。

1924年9月12日，孙中山进驻韶关，誓师北伐。特命任应岐为北伐前线总指挥，率建国豫军于9月22日先行出师北伐。任不负孙中山所望，25日攻下仙霞岭，连克崇义、遂川，29日收复太和。10月2日，任部进逼吉安，大破蔡成勋部。孙通电嘉奖称：“北伐连捷，至感欣慰，将士劳苦，尤所悬念，不惜重赏，以竞全功”。11月19日，任率部北伐大获全胜后奉命折回广州，孙委任为“留粤建国豫军总指挥”。接着大元帅职务令又任命“任应岐为建国豫军第一师中将师长兼第二旅旅长”，“此令，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孙中山印）”（12月孙令任北上信阳与樊会合，占据河南。

1925年1月，樊钟秀派任应岐带一个团的兵力，开赴潢川，扩充实力。2月，胡（景翼）、憨（玉琨）之战爆发，任策动憨部李振亚旅倒戈，任在这次战争中扩大了队伍，兵力增至4000余人，被编为建国豫军独立第一旅，任中将旅长，后改任为建国豫军总指挥兼第一师中将师长。

1925年2月，孙中山命任应岐率部回豫西休整后继续北伐。在任率部休整待命之际，孙不幸于北京病世，噩耗传来，樊钟秀和任应岐等人悲痛万分，率建国豫军在驻地下半旗致哀长达三个星期之久。

1926年初，樊钟秀攻打山西失利，无暇自顾。任应岐驻地贫瘠，粮械无着，无奈接受河南督军寇英杰改编。4月，所部被寇改编为十四省讨贼联军第10师，委任为中将师长兼郑州警备区司令。后又改任为豫南“剿匪”总指挥，同时兼任信（阳）、郑（州）护路军总司令。10月，任暗中与樊联系，拟离寇投蒋。

三、受蒋改编

1927年1月10日，任应岐接受国民政府改编，出任国民革命军第12军中将军长。该军其前身是“建国豫军”所属一个师，扩编后下辖各师番号依次改称为第42、43、44师及教导师，分别由顾芝兰、赵青山、安荣昌、文清林任师长；另辖五个混成旅，分别由张遇顺、李茂森、戴民权、李振中、娄希道任旅长。

任应岐就任第12军军长时通电：“每思以报党者报国，未尝因易地而易心”（5）。任就职后即率部北伐，于西平、郾城一带击败直系寇英杰。加上任在豫南两年休养生息，实力大增，所部扩编为五个师、六个混成旅及炮兵和骑兵团，还有特、工、辎等独立营，兵员增至两万。成为潢川、罗山、固始、商城、光山、麻城等10个县政治经济大权总揽的风云人物。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举师北伐，该军隶属第三纵队。是时，邓小平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派，到第12军做政治思想工作。

任应岐待人宽厚，重义轻财，在豫南时，每逢鲁（山）、宝（丰）一带同乡去访，不分亲疏与是否相识，均热情招待，各赠送银币大洋50元作为路费。

1927年11月，任部奉令赴鄂参加讨伐唐（生智）、李（宗仁）之战，第12军成为北伐的主力军。因功绩卓著，1928年3月9日，任当选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后出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

四、抗日反蒋

1927年8月，日本增兵青岛，企图侵占山东，任应岐携第12军将士率先通电全国，及时揭露日军罪恶阴谋，敦促蒋介石停止内战。“光州任应岐电，各报馆均鉴：顷闻日本增兵青岛，并拟深入山东，噩耗传来，曷胜愤慨，豺狼野心，甘冒不韪，阳假出兵护侨之名，阴行侵略陷害之实，既勾结奉鲁军阀，助长中国内乱，复施其鬼蜮伎俩，破坏东亚和平，似此阴谋，实堪痛恨，凡属同胞，亟应反对，务盼本革命之精神，作外交之后盾，庶我华胄，得免沉论，迫切陈词，不胜怵惕。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任应岐率全体官佐士兵同叩”。电文慷慨激昂，其爱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任以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表示抗击侵略者的信心、决心和勇气。

任应岐当时的抗日爱国思想，违背了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路线，其抗日电文使蒋极为不满，任成了蒋的心头之患。因任部非蒋之嫡系，而且又在军事实力上逐步扩大，特别在对待共产党和不打内战等诸多政治方面，与蒋存在严重分岐，加深了蒋的戒心，恐任成尾大不掉之势，意欲除之。

1929年初，国民党军编遣会议后，蒋先用计将国民革命军第12军缩编为第49师，降任为中将师长，所属部队统一整编为第145、146和147旅。然后，蒋调该师驻防山东德州，令任攻打山东军阀张宗昌，实施两败俱伤、坐收渔利之计。任打败张宗昌占领掖县昌邑，蒋又命任攻打孙殿英，许诺歼孙后，每月增发任部军费10万大洋。任深知蒋的险恶用意，就虚意应付，消极怠战，更加引起蒋的疑忌，狠下了除任之决心。

1929年春，蒋介石又调任应岐驻防安徽寿县，在奉命“调防”途经安徽灵壁、泗县境时，遭蒋三个师重兵设伏围击，第49师几乎全军覆没，只有三千余人突围。至此，任在豫南经过数年发展的武装，基本上被蒋吃掉。

1930年3月，任应岐招回旧部，参加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5月6日，樊钟秀通电在许昌就任中华民国讨蒋军第八方面军总司令之职；5月8日，任应岐就任讨蒋军第八方面军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路军中将军长。6月4日，在许昌、临颖与蒋军交战失利，樊被飞机轰炸致死。6月9日，冯玉祥委邓宝珊继任第八方面军总司令，任应岐副之。任代樊坚持指挥战斗，带领部队安全转移，并亲任治丧处主任，把樊葬于北京香山碧云寺。

1930年9月，张学良通电拥蒋，出兵入关，致使冯、阎联合反蒋大战失败。10月8日，邓宝珊、任应岐率部从许昌撤退至新郑时，被蒋军包围缴械。任得到当地百姓掩护，隐匿三日，只身潜至北平。历史动荡，时势轮回，孙中山逝世后，以樊钟秀、任应岐为代表的豫军不愿臣服蒋介石，势力逐渐衰落，其辉煌往事成为被翻过的历史一页。但豫军追随孙中山参加北伐拼杀征战的壮举，必将被历史铭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任将军为保护众乡邻免遭匪患，出资银币5000元，为家乡鲁山县仓头乡刘河村修筑寨垣。修寨时所余剩银币，任让村民在寨中打一眼水井、建房九间，并延聘教书先生筹建刘河村小学堂。

任应岐潜往平津后，继续从事反蒋抗日活动，尚有一段经历鲜为人知，即任除参加过1931年广州“非常会议”反蒋活动外，还参加了旨在将蒋（介石）、汪（精卫）清除出党的国民党内秘密反对派组织——“新国民党”，并对华北党部所辖七省三市中的河南省党部“负专门责任”。原“新国民党”副书记长曹任远在其个人档案中，提到“在察哈尔抗战前后，华北党部负责人个人与中共方面建立的联系，新国民党人士有李锡九、任应岐、刘承烈、刘人瑞，在中共方面有南汉宸、谢普生、王世英、柯庆施、刘仁”。特别是其间任应岐还与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人共同策划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发动“察哈尔抗战”。“抗日救国军失败，冯（玉祥）先生赴泰山息影普照寺。余复与吉鸿昌、任应岐诸同志筹划军事，在北平近郊作战，未能大举，力量尽归消灭……”。任反蒋爱国的行为，正象台湾作家李敖在《蒋介石研究》第四集自序中所喻，是“全天候反蒋”的志士。

五、走向光明

任应岐在北平活动中，与当时中共华北地下党组织领导人刘仁同志结下深情厚谊。当时，刘在内蒙古、张家口、北平等地从事兵运和群众工作，策动国民党地方军队参加抗日同盟军。原本思想就倾向于中共的任应岐，在刘的启导和感召下，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使他坚决拥护中共的路线和抗日救国的主张，经刘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当时革命斗争环境需要，被要求暂时隐蔽其身份，由刘仁同志“单线领导”（历史记载一直未知其是中共党员的身份，这是历史的谬误！任在刑场就义之时，豪迈地“供认加入共党等情不讳”）。这也是任军旅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任总结自己的一生，坎坎坷坷，在黑暗中东拼西杀，最后剩下孤身一人，救国无门，现在终于在黑暗中找到了一盏指路明灯，遇到了光明，充满了希望，决心跟着共产党走向更加宽广的阳关大道。

后刘仁同志受党委派，具体负责京津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工作，积极发展秘密党员，开展对敌斗争。任应岐将自己位于北京鼓楼东大街和天津法租界溶街的“任公馆”，作为刘联络工作最安全的地点和住所。他们彼此结下了深厚友谊，经常在此一起召开秘密会议，分析形势，策划抗日反蒋活动。

1933年冬，任应岐接受刘仁和中共华北地下党组织的委派，秘密迁居天津法租界，从事由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大同盟的筹建工作。任首先秘密组织武装人员，将当时下野居住在天津的河南籍军人联络在一起，他们当中有曾任旅长的张义顺、程耀德、李振亚和乔凤贯、王兰生、刘效亭、华安庭等人；然后，以同乡会的名义集中在“中州会馆”进行活动，经费由任支出，南方李济深的特派员也常出现在中州会馆，暗中组织抗日力量；再者，任为了解决河南籍军人子弟在津上学问题，筹集资金，利用中州会馆内宽大的占地面积，办起了“震中中学”（含有震醒中华并震惊中原之意，现天津河北区中山路仍存原“中州会馆”和“中州学堂”旧址），任应岐亲任董事长，聘老教师张励夫为校长，培养报效国家的有志青年。同时，任在暗中还与吉鸿昌将军进行反蒋抗日活动，二人既有河南同乡之谊，亦有反蒋抗日志向，遂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

六、倾囊抗战

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各界“联合起来，在反帝统一战线下，一致与日本和其它帝国主义作战”。1934年5月，为执行中共中央“立即筹备组织反帝同盟，发动各种爱国力量，组织抗日武装，迎接北方抗日高潮的到来”的行动方针，任应岐等人方向更加明确，遂全力投入广泛联络反蒋抗日人士和建立抗日武装的斗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宋庆龄、冯玉祥、李济深、方振武、吉鸿昌、任应岐、刘觉民、南汉宸、宣侠父、张砺生、薄一波等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任应岐任“大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委。联合全国各地抗日力量，宣传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出版《民族战旗》刊物。

为组织抗日武装，吉鸿昌捐资一万元，任应岐壮士断腕，毁家纾难，丝毫未为家庭日后生活考虑，将仅有的四万五千元（现存有当时任捐款的字据）全部捐给“大同盟”，是捐款抗战经费最多的一笔。以至于任就义后还欠有许多债务，当时遗腹子尚未出生，任的家属回到鲁山家乡后，过着极其艰难困苦的生活。就连任牺牲时的新闻界也不得不发出凄凉的感叹：“……至于任的身后，因家无恒产，家人生活在均为可虑”。

大同盟秘密商定：在天津组训骨干，派员到江西策动吉鸿昌旧部两师人马，将其带到河南；到豫陕重召樊钟秀、任应岐旧部；收编河南老家其他地方武装；由任应岐负责，以期在中原组织发动10万人的大暴动；待暴动成功后，与杨虎城将军共同开辟西北抗日根据地。由于国民党特务跟踪，任、吉二位将军被捕遇害，“大同盟”的计划未能实施，壮志未酬，致使英雄遗恨千古。

七、为国捐躯

1934年11月9日，任应岐与吉鸿昌同李宗仁派来的代表刘少南等，在天津法租界国民饭店秘密议事时，因特务跟踪告密，在国民党军统北平站长陈恭澍亲临现场指挥下，天津站行动组长王文带一帮特务，制造了一场蓄谋已久的枪杀案。按照特务们的计划，先干掉任应岐，然后刺杀吉鸿昌。策划者王文对特务们说：“任应岐是重要反蒋分子，且各地反蒋力量的代表主要是通过任应岐会面，你们必须设法接近他。”这天下午，特务们闯进国民饭店二楼45号房间，当场枪杀了刘少南，吉肩臂受伤，任手上挂花（任部原师长安荣昌外出解手幸免于难），凶手以为已击毙任吉二人而慌忙逃散，法租界工部局与国民党当局勾结，以任与吉涉嫌杀人案被逮捕。军统局花四万元将任吉二人“引渡”到天津蔡家花园第51军军法处。次日，《天津大公报》、《文汇报》、《泰晤士报》纷纷发布，任、吉二人被捕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议论此事，中共天津地下党组织也设法营救。军统特务怕在天津误事，后将二位将军秘密押送到国民党当局北平军分会（炮局胡同）陆军监狱。

在监狱中，特务们软硬兼施，费尽心机劝降，二位将军大义凛然、严厉斥责，经过十多天的审讯，特务无隙可乘，任何诡计和刑罚，都无法动摇两位共产党人的反蒋意志和抗日信念。蒋介石恼羞成怒，派宋美龄持“就地正法”密令飞往北平，北平分会会长何应钦就照主子手谕动了屠刀。任、吉二位战友，一代英雄，为了抗日救国，为了民族利益，倾家荡产，捐资抗日，而又携手并肩，为国捐躯，慷慨就义。

1934年11月24日晨，国民党军委会令：“以吉、任累次逞兵作乱，危害民国，通缉有案。更在津勾结共产党，应即按照《紧急治罪法》将吉、任二犯执行枪决。”当日，天津《益世报》载：“任刘玉贤（任妻）代夫任应岐敬告革命同志书：氏夫任应岐，自幼在高等学校读书，即服膺三民主义。毕业后，笃志革命，奔走于兵匪之间，艰苦备尝。民国十一年，随樊总司令援赣，乘机投归总理……”。最后一句为：“务望诸同志，垂念氏夫奔走革命之微劳，迅予设法恢复自由，再造之恩，如同身受。”落款为：“氏任刘玉贤率小女小梅（任前妻孟氏所生，1935年失踪）谨启。”此时，任夫人还不知丈夫任应岐与吉鸿昌已于当日午时三刻，被国民党当局以“加入共党，危害民国，其二人已供认不讳”、系“共党要犯”等罪名，枪杀于北平陆军监狱后院。刑前，任当即向狱刑人员索要纸笔，润笔疾书给家属和天津的岳母各写了一封遗书，再三叮嘱：“因家资不充裕，应即偕眷回原籍河南居住为佳”等语。遗书末句甚是感人：“大丈夫有志不能申，有国不能救，痛哉（遗书附后）！”寥寥15字，道出了任将军的心声，凝聚了一位爱国将领壮志未酬的千古遗恨，这是绝笔，颇见功力，天成自然，一气哈成，后人可想象出将军当时心态自然平静，矢志抗日的思想情怀和忠心爱国的精神境界。两位将领写完遗书，慨然掷笔就刑。任魁梧的身躯身着黑呢子大衣，吉挺拔的体魄身披青色呢斗篷，拒戴刑具，步入刑场，坚持以坐姿怒目迎视敌人罪恶的枪口，高呼口号，从容就义。时年任42岁，吉39岁。南田同志在1935年发表的《为国为民视死如归》一文中称：“吉鸿昌和任应岐在临刑就义时均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万岁！等口号”。将军的浩然正气激励着中华民族的铁血男儿驰骋在抗日杀敌的沙场上。

任应岐遇害后，年仅22岁的任妻刘玉贤身无分文，只得遵照丈夫遗嘱，拖着身孕，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即两岁的任少岐和不满周岁的女儿任秀霞）返回河南省，在宝丰县任的姐姐任娇家中借住。临产时，才回到鲁山县老家，在两间破旧土屋内生下遗腹子——起名“中华”。因无经济来源，生活十分拮据。年仅28岁的任妻刘玉贤，与吉鸿昌夫人在平津为夫伸冤奔波途中，身患肺病未能及时医治，1940年春，撇下还不懂事的三个孩子，于北平含恨辞世。

八、虽死犹荣

任将军就义后，灵柩运回河南，暂厝于许昌，后迁鲁山城东。1952年将军魂归故里，葬于刘河村后山。1992年，当地人民政府为纪念将军，在任的墓前树立了“人民的儿子爱国将领任应岐之墓”墓碑，现已成为启迪后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将军若身后有知，当可九泉安息。

1934年11月24日，蒋介石悍然下令杀害著名爱国将领任应岐和吉鸿昌，这是发生在“九·一八”事变后轰动全国的重大事件。针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毛泽东同志在《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的提纲》一文中指出：“‘九·一八以后，有冯玉祥、蔡廷锴，有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有吉鸿昌、任应岐，有张学良、杨虎城，有陈济棠、孙科”等，主张抗日，没有投降。“任应岐（1892-1934）河南鲁山人，1934年5月与吉鸿昌等共同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进行反蒋抗日活动，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任应岐等同志在北京遇害”。这是中共高层对任应岐、吉鸿昌二将军的重要肯定和崇高褒奖。

朱德总司令对孙中山钦赐建国豫军为“天下第一军”的光荣称号、表彰樊钟秀和任应歧的功绩，并授衔为将军，也给予高度评价。

周恩来同志得知将军遇难，即指示平津地下党组织寻找烈士遗孤。1945年8月，抗战结束，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派所属的豫南抗日游击第十三纵队司令程耀德（原属任部旅长），在鲁山老家找到任将军的三个孩子，并送到鄂豫皖苏区，在新四军第五师政委陈少敏等首长直接关怀下成长。1946年春，蒋军围攻大别山，在“中原突围”时，新四军首长深知将付出极大的牺牲，“政委陈少敏让通讯员领了40块银元，找来两条布袋子，把银元放在两条布袋子里，当腰带给他们（指任少岐和任秀霞）捆在腰里面，嘱咐要注意保护好自己”，陈少敏还特意在任中华腰里塞了10块大洋（以便失散有人收留）。突围中，任少岐牺牲（年仅14岁），任秀霞有幸活了下来，11岁的任中华失散流落到湖北应山县给地主放牛。1951年，16岁的任中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时任湖北省长李先念同志十分关心爱护任中华，告诉他转业时去北京找陈少敏“妈妈”。1953年，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兼全国纺织工会主席陈少敏，安排任秀霞在北京一家纺织厂工作（后因姑母年迈挂念回原藉）。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得知任应岐之子转业到北京，即派秘书陈希同安排其公费上学读书，毕业后从教。任中华不忘先父遗志，他在1996年11月年病逝前曾奔走京、津、豫等地，整理出了《任应岐事迹年鉴》、《爸爸任应岐》等资料，为后人研究、探讨任应岐矢志抗日的思想情怀，弘扬任将军忠心爱国的精神境界，填补了空白。任将军用血肉浇铸美好祖国的遗愿，在人们心中将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