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史(之五)
2016-05-14黄尧
滇池 2016年7期
黄尧
西山倒石头·一段寓言的结尾
1976年 10月,“四人帮”倒台。

这以前,1975年,云南落实“划线站队”政策。省市两级为我“平反”。其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批邓”等等。次年底,全国开始清理“四人帮”及其“纂党夺权”的地方势力。
而 5年前,1971年 9月至 1972年 5月,从滇西德宏至昆明,专人专车,星夜兼程,我又被押解昆明,以“5·16”重犯严酷审查达 8个月。还是那一套,不过正规一点,比如,24小时、72小时不间断昼夜审讯,用强光灯照射,诱供逼供等等。如同复习旧课,“临场”我毫无惧色。其间,一件事让人忍俊不禁:一天,监管我的人允许我去清洗自己的鞋袜——我已经在严密监视下度过了一个秋冬,走出监室,对阳光格外依恋,我找不到可以晒晾鞋子的地方(我只有一双布鞋和一双用烧热的锯片‘焊接起来的破塑料凉鞋),我发现院墙西北角有个小院,里面住了个养蜂人,他的低矮的偏厦正好够得着晒凉鞋,眼见嗡嗡的蜜蜂窜来窜去,空气里有一丝淡淡的蜜香,我全然置身事外,和养蜂老人一聊就不知晨昏。后来,监视人发现我“失踪”,紧急通报,四处追捕。据说他们判定我脱狱出亡的路线一定是“滇池”,竟然沿着铁路追到西山石咀——他们怎么会这样想呢?
大约在众多的“证词”中,“一个人”的行动中不断出现的“泅渡”、“滇池”甚至“怒江”、“澜沧江”,给了他们缺乏想象的大脑病毒性的侵袭——这太可怕了!我吓着人了,我耗费了那么多人力,我适当地表示了歉意。
原本“5·16办”以军代表为主的专案组结案处理意见是判刑或劳教,但已经部分恢复职务的昆明市委老领导赵增益、黎韦等婉转否定,改为“监督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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