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由于汉初经济的发展，到文帝时就已是海内殷富，各诸侯国的实力水平甚至可以和中央相媲美。这和汉初的政治经济革新密切相关。“无为而治”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郡国并行制的制度创新是西汉前期主要的创新意识，在这种创新思想的意识带动下，西汉初政治、经济文化达到了高度繁荣。

关键词：西汉 无为而治 郡国并行制

汉代的经济经过汉初的发展，到吕后时就已达到了“民务稼穑，衣食滋殖”[1]的情景，各诸侯国此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吴国的发展水平甚至于和中央相媲美。汉初的郡国并行制应该是汉初的一场革新运动，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汉初同姓王国与中央直辖郡县的蓬勃兴起。汉初“无为而治”的自由思想和郡国并行制等制度上的创新促进了汉初经济在短时间内达到强盛。

一.“无为而治”的自由思想

高祖刘邦即位以后，鉴于当时经济残破的客观形式，同时震慑于农民起义所显示的威力实行了一系列发展生产和安定社会秩序的政策。在秦制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某些方面的革新，汉初统治者深刻吸取了秦亡的教训，认为以严刑酷法来统治的法家思想并不能适合汉代的统治。“毫无疑问，与暴政通过剥夺人们已经生产的财富相比，暴政通过阻止他们从事财富生产所毁灭的个人要多得多；……与此相反，自由所生产的物品要比它所摧毁的物品多得多，始终如一地被自由制度偏爱的国家发现，他们的资源要比他们的税收更迅速的增加。”[2]因此汉初遂采取了黄老无为的思想，与民休息的]政策。

“无为”的思想源于老子对自然的认识，老子的思想主张就是要求统治者要因循自然，顺序万物，少去干涉和役使人民。这种思想到了汉代初期由于统治者的采纳而发扬光大，“无为而治”的思想在政策上的表现是：

1.少干预，勿扰民

汉初的统治者几乎都是采取的这种较少干预百姓的无为政策的，君主用放任的施政方式，不干预政府的政务，而政府也采取放任的政策不去扰乱百姓，官民共求发展。在商业发展中也逐渐放松了干预。刘邦即位之初规定商人及其子孙不得衣丝乘车的政策。但这个“贱商令”为时不长，在惠帝、吕后已初步改善了工商业者的地位。而政府对于正常市场贸易也采取了“勿扰狱市”的工商管理政策，尽量减少政府对正常市场贸易的不合理干预。文帝十时，撤除国内关梁之禁，不需符传，不征关税，听任商旅自由往来。至文帝五年，除盗铸钱令，允许民间铸币。后元六年，又弛山泽之禁，全面开放了山林川泽。这些放纵百姓铸钱、冶铁、煮盐的政策，使商贾、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流通，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农工商的迅速崛起，使文景时期殷富，天下家给人足，社会异常繁荣。尤其是商品经济在汉前期的发展就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高峰。而各诸侯国在这种少干预、勿扰民的政策下大力发展其地域经济，长沙国在这时创造了自战国以来的第二次繁荣。吴国、闽越国也根据其王国自己的特点，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优势，合理配置资源，根据地理因素，市场需求来发展区域的特色经济，两国都相继达到了经济的繁荣。

2.减免赋税

高帝时，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文帝时，减天下田租之半，十二年下诏减去当年租税之半，第二年，就取消了老百姓的田租。减免赋税的政策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也使各诸候王国的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海内殷富”的局面，“至武帝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3]的经济繁荣景象。

3.减轻刑罚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这种在法制上的无为思想，安定了社会秩序，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刑罚罕用，更有利于促进人口的增长。

汉初“无为而治”既是一种统治的意识形态，又是一种自由主义思想，这种自由主义思想与西方的亚当·斯密、萨伊等的自由思想是非常相似的。亚当·斯密他们主张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按经济规律办事，对于税收，他们认为税额越少越好，横征暴敛，只会使私人陷入贫困，因而国家也不会因此而富裕。“最繁荣的社会，必定是不受形式拘束的社会。”[4]而西汉初期这种无为而治的经济思想使农、工商迅速发展，文景时期国家殷富，天下家给人足，社会异常繁荣，尤其是商品经济在汉前期的发展就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高峰。

当然，任何制度都有其不完善的一面，汉初过度的放任自由也是“无为而治”的消极因素，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产生了极不好的影响，首先造成了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再者对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一些行业自由开放，如铸币权与货币的发行，也不利于国家的统治。

二.郡国并行制的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理论的提出者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诺思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对经济的发展虽然起重要作用，但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制度，包括所有制、分配、机构、管理、法律政策等，为什么一些国家富，一些国家穷，一些经济兴盛，一些经济则失败，必须从制度上找原因，制度是促进经济发展和创造更多财富的保证。若社会群体发现现有制度已不能促进发展，就应当酝酿建立新制度，否则经济就会处于停滞状态。“制度创新来自于统治者而不是平民，因为后者始终面临着白搭车。”[5]我国长期以来就是以制度为主的国家，统治者要想维护、稳定自己的统治与获得足够的税收，就得进行制度变革以适应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变化。汉初的统治者刘邦集团就是认为秦朝的单一郡县制不能适应汉初的统治而进行制度变革的。

刘邦即位时，虽然是继承了秦始皇所开创的皇帝位，刘邦成了汉代的开国之君，但是刘邦之帝位比起秦始皇之帝位却有极大的局限性。西屿定生先生曾经指出：“秦始皇所建立的皇帝权利乃是绝对专制皇权，皇帝是天下的主宰，道理的体现，秩序的发端和权威的渊源。”[5]而刘邦的汉帝国是按照军功大小而分封的，是分权分利的政策。据此政策，功最高者分得的利益应该是最大，刘邦是因为功最大，德最厚而得到了皇帝位，其他和他一同打天下的也按功劳大小封王封侯。可见刘邦并不是独占权益，而是与部下共同分配所得利益。李开元认为：“刘邦作皇帝一事，不过是刘邦集团基于共天下的理念和历史……由这种理念和历史所规定的刘邦之皇权，是一种新型的相对性之有限皇权。……汉初之政治结构，可以理解为宫廷皇权、诸侯王国和以丞相为中心的政府所形成的三权并立的政治结构。”[6]这种三权并立的结构决定了皇帝不可能大权独揽，有些关于国家政策方面重要的事情需要与其他两方共同协商来决定，皇帝、军功大臣、和诸侯王之间的力量此消彼长的在变化着。刘邦集团的大部分人都是随他出生入死，立下过赫赫战功的人，封王封侯是他们的心愿，这也就成为了推动郡国制的直接原因。后来，由于异姓诸侯王拥兵自重，国大且富，时时叛乱，为了稳定刚刚建立的汉政权，迫使刘邦消灭了异姓王。但是，当时天下初定，庶事草创，百废待兴，并且北有胡、南有越的威胁，在此之时，消灭异姓王之后，最简便、最令人放心的办法就是派刘氏子弟去原异姓王的封地实行管理、统治。这种郡国并行制是汉初的制度创新，符合当时时代的发展趋势，并且这些同姓王在汉初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在三权分立的情况下，对于稳定政局，巩固刘汉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姓王的存在，极大的牵制了一些大臣膨胀之野心，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这就稳定了汉初政权。同时对于外戚专政也起了很大的抑制作用，吕后生前培植了诸吕势力，她一死，诸吕欲为乱，但犹豫不决，迟迟不敢发动，原因就是“内惮绛侯朱虚等，外畏齐、楚兵。”而齐王刘襄、琅邪王发兵讨吕，有力的支持了长安城在臣们诛吕之成功。

注 释

[1]班固.《汉书·高后本纪》，中华书局

[2]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一卷，经济科学出版社，第220页。

[3]班固.《汉书·食货志》，中华书局

[4]（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77年

[5]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8页。

[6]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三联书店，第143页。

（作者介绍：张正线，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