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与合法性:对外传播中的议程设置
2016-05-14胡百精
对外传播 2016年8期
“议程设置”也许是国内学界、业界使用最多的传播学经典假说之一,人们以之解释何以善用大众媒体制造、引领或干预公共舆论的议程。然而,从国内近年的众多文献——尤其是来自业界的文献看,人们对这一理论的使用至少存在三个误区或盲区:一是议程设置乃媒介系统中长期的传播效果,而不限于特定情境下对特定议题短效的“突出”或“忽略”;二是议程设置效果的生成存在复杂的多因多果机制,譬如媒介的公信力、公众的批判性等,罔顾于此,议程输出或推送越强势则可能遭遇越多的抵制和不信任;三是议程设置假说自1960—1970年代提出后,在随后的二三十年间亦有持续的修正和拓展,譬如罗杰斯和迪尔林提出要整体考量议程设置过程,并以“议程建构”(Agenda Building)概念替代“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①。
议程建构的观念放弃了“媒介中心论”,即不再把大众媒体视为议程设置的中心角色;同时,这一观念也未投向简单的“信源中心论”和“受众中心论”,前者强调“以我为主”,后者呼吁顺应乃至迎合受众。总体而观,议程建构更在意议程得以产生、演进过程中多元主体的介入,看重其横向、纵向迁转流变的融合性效果。及至今日互联网时代,议程建构更多地可以理解为一个多元利益主体博弈并表现为多元意见竞争的过程。具体到对外传播领域,这就产生了如下三个显著变化:
一、从议程输出到多元对话
按照既往的观念,所谓议程设置无非就是传播者如何最大限度积极、主动、快速地成为信源,同时兼顾媒介选择和受众需求以撑握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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