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爱玲

灰白间

1

现在的我，除了把窗帘紧闭，干脆把我的窗户封上了。我住在枣乡街的一排公寓楼里，地方是我自己选的，窗口刚好向着街身，和我父母的家仅隔一条马路，窗户正中的玻璃被我锯了一个圆形的洞，以便窥视到他们以及我想窥探的东西。屋子有点小，对于我一个人来说已经大得可怕。大概是六楼，我把我的两扇窗户外表涂抹得极其抢眼，几乎在枣乡街上火龙一样跳跃着，窗户上色彩斑斓，有时是鲜血般的大红色，有时是香奈尔的小黑裙，有时是蓝宝石，在过去与现实中不断变换着样子。其实，我只有一个小小的目的，就是用无数办法将那两扇窗户武装得更像窗户。因为我害怕会在不同情境下，固执地不分是非，或者没有能力分得清，在我的眼里，或许，不止我自己，今后的人会越来越多，门有时可能变成窗，窗有时就是门，而我在上海的一个密友，在我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晚上，就以出门的方式走出了她家的窗户，那个窗户被高悬在上海俊俏的小高层的十三楼上。

半年前，我离开了上海，带着一种有关光与黑暗之间纠缠不清的东西回到我的银城老家。在上海的时候，我租住在一个十五平米的老式弄堂里，远处一片片高耸入云的都市象征——高楼大厦，总是令我们这群人望不到完整的初阳。至今，我还记得，每天，阳光以线性的姿态伸进我们的房间一角，这已经足够让我对今后的生活充满向往。我在事业最巅峰的时刻辞职了，那种在很多白领眼中夺目的巅峰并不是属于我的，是我父母那代人残缺的那一部分生命史，是我们家族兴旺的维系，是别人眼中的光辉，是更多更复杂的东西……当然，最重要的是与他的关系几乎崩断的日子，从此诀别了上海大都市的繁华，回到我的家乡银城。

我一直没有后悔这样做，也许是我无能为力，也无法弄清楚，我是被什么东西推进了一个灰暗的世界，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是否也会有死亡。我那超出常人的优秀，从我出生发出第一声嘹亮的哭声就开始了，我母亲，不，应该说我的祖辈们，都为我感到无比骄傲，我家祖坟上终日洋溢着生机勃勃的精神过剩的气息，我就需要用一生的生命开始为那种气息而活着。又或许，我每天早上为了看到完整的熊熊烈火般跳动的初阳，激动地推开窗子，可我再次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潮水一样拥挤在银城枣乡大街上，他们穿着坚硬的藏蓝色工作服、水泥色工作服，还有的戴着和衣服同色的帽子，冲向市中心或者城市边缘的工厂，又或者冲向一排排破旧不堪的公寓楼里，那条线与我在上海上班和生活的路径没什么区别，每天都这样，却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这让我再也没有退路了，我对小小的银城也产生了恐慌，上海和银城居然惊人地相似。

2

今天，我照常在清早六点起床，在我灰色的空间里走动，窗外和往常一样响起了上班族的自行车、电车、汽车的声音，人们急于追赶时间发出气喘吁吁的声音，现在应该是冬天，那还会有雪花落地的鸣响。总之，我可以以我自己的需要来享受或者厌恶这些东西了。

我转了很久，才坐回到那张破木椅子上，椅子面对的是一张破铁桌子，它的身体是木制的，只有露在表面的脸是铁的，和我上小学的课桌一个模样。我该做些什么呢？我还没有时间考虑，也没有足够的勇气考虑，千人一面的工作？谈恋爱？生孩子？命运？未来？有关安放自己？

可是，一路低头狂奔的我的过去还会来，上海的那段都市生活还会来，那个认错门与窗的上海密友还会来，那个他还没有死，还会不间断地来，我能做些什么呢？

因为得了那种叫作抑郁的病，到了这个时候，我不再看作那是一种病，我把它体认为我身体里的另一个“他”，因为有他，我的身体总是被秘密地分割着，不分时候，肉脱离筋骨的疼痛就会撕撕扯扯，除了用战栗消磨疼痛，不得已，我有些慌乱地以我逝去的祖辈们的身份开始写信，至少，我可以获得丝毫力量，抵抗和躲避那些还会来的东西。我拉开我的行李箱，打开用一个白色书包包裹着的一团东西，我全部倒在床上，那是我父母给我留下的信，这是一笔不朽的财富，也是我成为今天的我的重要营养。虽然，我的祖辈们不像我父母那样，给我留下了时刻可以遵照的纸质的信件，但是，你们想象不到，麦子地里立起的丛林般的水泥色石碑，在我还一瘸一拐走不稳路的年龄，早早就立在了我的脑袋里。我一次次陪着父母亲去看望你们，领会我们家族的历史，那时候，我就被一种强烈的荣誉感包围。我母亲对着每一块石碑说一长串的话，有时会对着其中的一块说，你太爷在衙门里当过差的。又对着另一块说，你大太奶一个孩子没生下，却带大了你二太奶的十个孩子。下面依次是，你爷爷当年是个英勇的抗日战士，你奶奶在东北被日本鬼子欺负都挺过来了。你大爷爷种出了全村最高产的玉米棒子……后来听得多了，无形当中就算是母亲不小心打乱了辈分和次序，我都能在她抑扬顿挫的表达中，清晰地分出严格的血脉延续。

我学着祖辈们应该有的强大姿态摊开信纸，正因为我从记事起就没有亲眼见过我的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除了麦子地里的石碑，就是挂在我母亲家的老相框里一张难得的全家福，一大家子人，被我母亲一个个指认给我。也正因为知之甚少，总觉得中国的农民家庭一辈一辈都是这样平凡地过，没什么大人物、大风浪、大光环，所以，似乎写起这封信来，想象会更自由些。

我想象我的祖辈们会称呼我的小名，先前也听我父母零星提起过，我的小名就是我爷爷奶奶起的，当时，我就在他们四个人的大手中传来传去，他们噘着嘴咕嘟咕嘟在我脸上亲昵了一阵子，这个小名就叫起来了。想象到这些，我竟然挤出了笑容，现在我终于拿起了笔。

亲爱的小红英，你长大了，要是在过去，三十多岁就要当奶奶了。

我突然发出了笑声，我加入了我的主观想法，我可以加入了。他们估计是一辈子都不会将“亲爱的”这三个字说出口的。他们只会带着爱得发狠的咒骂，这个小崽子、小祖宗、小妮子之类的，我的祖辈们带着他们那个时代的爱的形式，正穿透遥远悠长的时间，爱着我。也许，这是时代在进步吧，人们内心里一些含蓄、委婉的爱可以见到阳光了。我竟然有些激动的感觉了，甚至眼睛里泛了潮。我又俯下身子继续写。

你是咱们家的好孩子，虽然，你是个女孩子。我们都在革命、抗战、村子里爬地垄爬了一辈子，不都好好的，我们家族有的是精神和力量。你现在更好了，安安稳稳过日子，多好！

我的心突然一紧，笔从手里滑到纸上，我讨厌“好”这个字，这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痛苦，我对着信纸嘟囔了一句：“那不是真的好！”“好”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心里有不同的面孔，泛泛的好与个人的好是两码事。我需要马上停掉这封信了，无数对我称赞“好”的人的脑袋，翻倍地膨胀在我的心里，我的好，是他们眼中的。于是，我在最后草草结束这封信时，加了一句反驳的话。

当然，大城市里也不见得都好！我的密友死了，死在了上海！

从写信的过程里停下来，我感到疲惫，最后我唯一能抓到的不是祖辈们口口相传的好，而是他们留在我记忆中的一个符号，粗布制的大束带，太爷太奶、爷爷奶奶们曾经用这一根腰间的布带捆住自己和自己子孙们的命。只有抓住这个符号，我才感觉到一个宗族真正的好。

无论怎样，这封信让他的力量弱了下去，我突然有了一点点想法：要么，我还是趁机出去找份工作，以我的学历和工作经验，找份养活自己的事做并不困难。我望着眼前的一片灰暗，这是我生命的颜色？真正的困难又出现了，我选择做还是不做？到底我想做什么？我还能做什么？

3

我终于在下午五点钟迈出了公寓的大门。也许，找就业机会是个幌子，我需要储存些食物。我把羽绒服的帽子遮在脑袋上，努力地向下压，可我的两只眼睛在遮挡中偷偷地窥视这个小县城。人真是个矛盾的动物，既渴望孤独，又渴望人群。

我并没有出生在这里，我在父母当年为了生存而劳碌奔波的黑龙江的路上诞生，等我长大了，我才知道，这样的命运不是我一个人拥有的，这是一个时代的孩子们的集体命运。而这个被称为故乡的银城是我祖辈们的故乡。冬季的银城又干裂，又严肃，又冷酷，又现实。街道是灰色的，树木是灰色的，天空是灰色的，匆匆赶路的人的脸是灰色的，他们都互不牵挂地从一个目的地赶向另一个目的地，那么僵硬麻木，似乎只有在火炉中拔出银亮的铝棒，月末年尾紧紧攥在手里的红色钱币的映衬下，那张脸上才能发出点粉色的光，那不是生命的颜色。

我独自行走在这条枣乡街上，路两旁新栽的绿化带已经披上了灰色的烟尘，这些烟尘从支撑在小城四个角落的铝厂的大烟囱里冒出来，扑向整个城市。从这片新开垦的最宽阔的大路，以及追随着大路两旁生长的高楼可以看出来，银城富裕了，大批像我父母这样属于银城城关村的农民们，都顺理成章地成了城里人，他们除了种庄稼，也在铝厂干了几年，如今退休了。许多子女都进了铝厂成为工人，再不和土地打交道了。我是被父亲的高瞻远瞩送出了银城，因为他在像一只驴子般白天在工厂里拉铝棒，晚上回家收麦子累得脱了缰绳，一直对我母亲吼：“这辈子都毁在你手里！”母亲把收下的麦子挑到半空又旋风一样呼啸着扬下来，“要是依你，早就家破人……”母亲还是停住了，父亲来劲了，“要不是你那鼠目寸光，我就发达了！”每当此时，我都会感到父亲内心里无法泄愤的哀叹和无奈，还有那种横冲直撞的飞腾的力量钻进了我的生命里，于是，责任就产生了。

我把帽子迅速地向下拉，我感到我的脚步极其沉重，我听到我的鞋跟清脆地踏进沥青里，那种深入骨髓的责任又从过去的岁月中拔地而起，落在我的肩上。我跑了起来，沿着街边，毫无目的地向前奔跑，路边的超市和速食店、面馆都被略过，我只感到窒息重新归来，压在我的心口。

迎面，我撞上了一个人，一个身材高大，但已经驼背的男人，他的身边紧随着一个干瘦利落的女人，他们几乎同时爆发出一种愤恨，“你！”并逼出一个高度一致的眼神，让你必须立刻臣服并表达出真心的道歉与忏悔，且保证今后绝不再犯，你可想而知，那眼神的利害。

我们三个人对视了一秒钟，这一秒钟里，时间就分出了无数的枝节，我的祖辈，我的诞生、求学、远赴上海做一个高级白领，又沦落到街头变成一无是处的蠢货。那个男人满眼的愤恨迅速生长出来，携带着无法原谅的厌弃。他嗖地甩开女人的胳膊，将背向着地面压到最低，拼命地向前射出去。那一秒钟对于我是一片空白，我高度紧张，我变得僵硬，又柔软得几乎瘫在地上，我又怕又恨又激动，我竟然遇见了我的父母，他们俩应该像我一样正准备去超市买些晚饭吃的食物。现在，他们几乎没有看见我，在我身边擦过之后，我感到我母亲的嘴朝着我张了张，我的心里便湿透了。

我站在路上突然不知应该怎样继续下去。摆在我面前仍然是烂渔网一样错综的选择，如果我回头赶去那个超市，我会再次碰见他们，我的脚不知怎的，转向了后方，可是我没有动。如果我继续向前走，我会离我的公寓越来越遥远，我没有信心是否能支撑着回到那里。如果我向左或者向右拐进窄小的胡同，我既无法买到吃食，我拒绝见到每家窗口射出的温暖的灯光，拒绝听到屋子里传来刀切菜的声音和菜香气，我拒绝团圆与圆满。如果我在原地站上一会儿，我会被来往的人群像看怪物一样从头到脚瞻仰个遍，然后，我会收到一副副猜度与怀疑或者冰冷的面孔。

街灯已经亮了，冬季的银城在五点半之后就黑了。南来北往的人群在灰暗中变得更冰冷了，满大街的影子纠缠在一起，挤压成了黑白片子。估计是下班的时间了，人和车更加拥挤，再宽阔的马路都变得狭窄不堪。一片片急匆匆的表象下是归家的热情，那些都与我没有任何的关系，可是，这过多的热情却让我更加孤独，我将渴望当成唾沫吞了下去。恐慌、惧怕、焦虑涌上来了，我不知道我如何在拥挤的大路上狂奔起来的，我一步就逃回了我的灰色空间里。

一秒钟都无法等待，我以我父亲、母亲的身份在写信。我急速穿上我父亲一生中最喜欢的蓝方格睡衣，坐在电脑桌前那把褪漆的木椅子里，紧紧抓着笔，望向窗外，窗外黑成一塌糊涂，就像我现在的内心一样。我感到很困难，我努力做出哭泣的模样，可是，我立刻对自己厉声道：“没出息的东西！一个坚强的人，眼泪不会在脸上流！”

是的，就从“没出息”开始写吧。我面对一张空白的纸，又有了一大堆的选择和疑问，我曾想过，如果我一直都是一副没出息的样子，像我家邻居那个脏兮兮的男孩子一样，一辈子就是上了小学这一最高学府，但是，他从小就喜欢养鸡鸭猪狗，我母亲说过，他现在是银城暴富的牛魔王了，说这话的时候，我母亲的脸上溢出了一部分骄傲，那一部分被父亲的轻蔑给憋死了。我父亲严肃的脸一拉下来，什么骄傲都沦为粪土。如今，与他相比，我倒是个没出息的东西。

混乱之间，我又有了一个能够算作开始写信的想法，我找出了所有先前父母亲给我的信件，从我在黑龙江出生、上小学、初中、高中，在上海上大学、研究生时期的所有信件，我以抽签的形式抽到其中的一封信，是一封尤为关键的信，当年，我在信封上做出“Ⅰ”“Ⅱ”“Ⅲ”的标志以区分重要的等级。这封信上标着“Ⅲ”的标志，我又面临是否打开的选择。最终，我打开了它。

父母除了爱你，还能做什么呢？高考会决定你的一生，所有的希望都在此。唯有战胜，别无选择。所以，你必须全力以赴……

看到这封信，这封以决定、重任、别无选择、严厉、必须……一连串词汇串起来的信，我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瘫在邻近的小铁床上，时间过去这么久了，这封信的威力依然不减，周身的血液直接冲向了脑袋，我慌乱地从床上爬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我来来回回把那封信踩在脚下，我在后脚跟处看到最后落款的地方，爱你的父亲母亲！无论如何，我的父亲母亲是有了一种进步的，他们谈到了爱。我缩在地上，像一颗雪球，悄无声息地融化。我回想刚刚在街上遇见他们的情景，我母亲那一张一合的嘴到底想说些什么呢？

我无权改写我父母写给我的信。可是，什么能给我力量呢，我明显地知道，他比我更厉害，他无处不在，我看不清他的脸，也无法知道他有多么强大，又有多少智慧催生出新的花招，让我无法抵御。我再次摊开信纸，写我母亲那些没有说出的话。

亲爱的红英，爸爸妈妈多少是失望的，你是我们家的骄傲，也是我们村子的骄傲。妈知道你一个人在外边受了很多委屈，不能在身边照顾你，可是，你不能放弃所有的努力，毁掉你的前途！

我对我自己气愤极了，我把笔扔了出去，我感到困难到了极限，面对我心里想要的支撑和力量，我竟然不知所措，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失去了一种能力，我无法让自己抵达的一种温度，无论是爱还是被爱。

上海的密友在这时来到我的房间，我那些无法说清的困难，都装在她的眼睛里，她立在窗边看着我，什么也不说，她的胸口是透明的，我看到她的心脏在融化。我一下子找到了我们之所以成为密友的原因，我们都是在心里流眼泪的二十一世纪的年轻人。

我对着她央求：“可以和我说说话吗？说什么都好？”我已经很久没有和人说话了，语言成为了新世纪的障碍，人们之间似乎隔着一个远古时代的盾，在这个世纪根本看不到它横亘在我们之间，可是，它又确实存在。我想象着她会对我说些关于她如何勇敢地选择了死亡，是像我一样被无处不在的困难怂恿的吗？她依然只是站在窗口，艰难地流眼泪，我明白了，她和我一样，面临一种能力的缺失，这才是最大的困难。

我的小屋子在一段空白后被我的小闹钟吵醒，已经是次日早上5点钟了，这是我在上海的起床时间。

4

“我以为你也要死了呢？！”

“我已经自闭了！”

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我终于接到了一通电话，是上海公司的另一个密友打来的，男性，一个设计部副总，耀眼的白领阶层。在公司里，我和他是最开朗的两个人，用死去的那个女密友的话说，开朗的过渡！细看，我们的开朗中有趋炎附势和乞求。

“回到老家就好了？”他总是在话尾带着笑声，“你离开上海是对的！可我没有勇气！”电话就这样挂断了。我突然间意识到一个可怕的结果即将诞生。我慌张地决定拨回电话，拨通，挂断，又拨通，挂断，继续拨通，等真正拨通的时候，那端已经传来无法接通的声音。

这个男密友再次给我带来了一片恐慌，也给公司带去了一片恐慌，他选择的方式是溺水，在自家的浴池里。随后，接二连三，我接到公司许多同事的电话，一个是告诉我关于男密友自杀的消息，一个是向我寻求如何做好预防并从困境中走出来的秘诀，没有想到的是，我的离开，竟然成为了他们心中果敢的英雄作为，和死亡对抗的一种方式。我在我的小屋子里一边毫无头绪地哀伤，一边体会到一种对于同事们的需求，产生了属于我的存在的价值的一丝激动。

我一下子有了信心，可让我说出如何预防困境这样庞大的复杂，除了支支吾吾，我根本办不到，我的能力有限。当时选择离开上海，不如说是逃掉，灰头土脸地遁形。再者，我放下了我的虚荣，我并没有对还乡感到耻辱，我只是想该怎么才能活下去。我对着同事的每一个电话筒说这一番话的时候，我的心里在流眼泪，我后悔，接到男密友的电话时，我为什么没有想到这番话，也许，对他会有用。

我现在唯一能战斗的方式，就是我要亲自给我的父母写一封信，一封能够打通我们彼此间信任缺失的墙的信，我来不及穿衣服，我光溜溜地坐到木椅子上。

亲爱的父母亲：

你们好！我是红英。我从来没有将我的真实生活敞开给你们看，或者，我敞开了，而你们刚好没有看到。先感谢你们这些年的养育之恩。先说说目前我们之间最为尖锐的矛盾吧。

我在上海一天睡不了三个小时，晚上要赔客户，常常是通宵，第二天早上九点继续上班，像一根永不休止的旋转的车轴。后来，我朋友说：“你那天喝的像只死狗！”他们哪里知道我心里的难过呢，你们也不知道，谁能知道呢？我喝出了酒精肝，胃病，第二天的脸，需要涂抹逐渐加厚的粉底才能退掉灰色。我每一次喝到最后，都要嚎啕大哭，而我在清醒的时候，是满脸微笑的人。还有几次，竟然抚摸着客户的脸和手，将自己的两只手与客户的手双双交叉起来，松开，再交叉，像是和亲人任性地玩家家一样，我就在那里自我陶醉，自我享受，把我丑陋的渴望一览无余地亮出来。我一下子成为了优秀，也一下子成了公司人眼中的下三。

我不仅仅一下子卖掉了一年的房产任务量，超过了副经理，我可以由部门副总直线提升为公司副总。客户还让老总转给我一个口信，“包养你一辈子！”我是否该继续优秀下去，变成一个别人眼中真实的下三，我有很多的事情和话语堵在了胸口，我感到很难选择，我再次出现了胸口发闷，浑身微微颤抖，就像当年我独自在高考最后一科考完后，当年完成研究生毕业考后一样，都是生命攸关的时刻，我瘫在了地上。你要是经历过女人分娩，你就会知道那副虚弱的程度。

我记得我给你们写过信，大篇幅地说过我在上海的成功，我记得父亲告诉我：“你永远都不能失败，这点成功只是开始！”父亲的话，就像是一个无形的绳索的死扣套在我身上，我永远只有开始，没有结束，我无法停止那种追逐，除非断裂和死亡，灰色比黑色更可怕，因为一个是过程，一个是结果。我顺便也说过我的难过，可是，你们什么都听不到了。

写到这里，一丝渴求竟然在我心里慢慢升起，即使，我已经不知道渴求的味道，甚至分不清我在渴求些什么。我的眼睛望向了那扇内外都被大肆涂抹的窗户，那副大胆的样子。我甚至走到那扇窗前，揭开窗帘的一条缝，经过那条缝隙，又通过那个玻璃窗上的窟窿，向街对面寻去，对面那栋楼的四楼，就是我父母的家，我们之间就是这么短的距离，一条缝的距离，却永远裂开着。我嗖地拉紧窗帘，继续回到座位上。

关于我离开上海回到银城的决定，虽然毁了你们。但你们竟然一句话就把我的难过打发了，“是懒惰，是不思进取！”这么多年，我没有赢得哪怕是上海公共厕所般大小的安身之地，可是，我一直在努力，我努力用我们家族的坚韧，在上海这座高阁钻出一片辉煌的天地……我更想活得干干净净，活得健康……

我累极了，我感到用笔来沟通也是一种巨大的困难。我拿不住那支笔了，我的呼吸变得微弱，我光溜溜地躺回我的小铁床上，我睡着了，我死了吗？我梦见大水从街道上涌过来，淹没了我的家，我的大床，银城，上海……梦里的大水和《圣经》里涌动的大水一模一样，明明是人类面临的一场浩瀚的精神危机，而我们却像大海里的一叶孤舟，没人察觉。

我在我的大床上逐渐消失了，一部分责任，一部分荣誉，一部分骄傲的构成纷纷风化，我的身体被全部卸掉了，我没了。顷刻间我失去了自己的属性，世界在我面前是一片流沙，错了，不是世界对于我一无是处，而是我对这个世界一无是处。

他更加强大了，到现在，我都无法准确描述出他的样子，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他不仅仅是黑暗的化身，他有那么强大的胃囊，把数不清的人吞进去了，他又是每个人组成的一个部分。我最终没能抵抗得住，我对抵抗彻底失去了兴趣，因为我连任何渴望的兴趣都没有了，我失去了所有能够渴望的对象。我四壁的窗帘被拉得严严实实，连通向我父母家的那条缝隙都堵住了。外面的阳光和雪，都没有能力钻进来，也免得雪和风把屋内屋外两个世界搅混了，而我也成了灰暗的一部分，这是走向黑暗结果的最后一站。

我的大床在下陷，我知道我又一次钻进了他的世界，在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在银城、上海的日子里，我常常和他的世界抗争着。我无数次挣脱出去，又无数次回到原点，其实，我终将永远都不会回到同一个原点了，但这里最终都是黑暗的死亡。在他的世界里，我再次看到我死去的上海女密友，穿着她那件粉色的长睡衣向她家的窗口走去，她脸上没有丝毫的痛苦，几乎是一种对解脱的渴望，她平静得像一湾清澈的水，从窗口流了出去。而我那个男密友，在选择溺死之前，正独自放声高歌，像平日里的开朗快活一样，用一只手向自己的身体上撩拨着水花，无论他被一个决定他命运的变态老女人实施包养的抉择中纠缠不清，还是在失去上海与回到他的穷乡僻壤继续斗争，还是他永远无法追到的现实爱情，还是分辨不清他自己到底是谁？还是寻找他可怜的那丝渴望在哪里？失去最后的抵抗能力。

我们之间的这个“密”字，让我们成为了同一类人，也正是我们能够彼此理解的能力，但是，我们的力量太微弱了，就像满屋的灰色与窗缝间的白色阳光之间，就那么一条缝隙，充满了坎坷。而通往天堂的路正是灰色与白色的间隙，是辨不清楚的，地狱和天堂就在那个缝隙间。这就是世界的真实面目，在我还残存的意识里，世界真的是越来越真实，多得无法预计的人在这种真实中悄然死去，可世界究竟是如何变化的，旷达的世界和一个我有什么牵连呢？我放弃了最后的意识的挣扎。我已经开始在无限期地接近死亡了，有多少人认真地准备自己的死亡过程呢？

我学着密友们一步步走向“门”，那扇被我故意涂抹得鲜亮无比以区分“窗”的“门”，我迟钝地拉开窗帘，屋子里的颜色，渐渐因为外面世界的阳光褪却了灰色，而变得发白，我把我的“门”打开，外面的世界都进来了，宽阔的枣乡街，行人，店铺，树木花草，寒冷的空气，白色的阳光……竟然还有一个佝偻的老男人，也许是我的父亲，不分昼夜地站在枣乡街对面，坚硬如钢铁般地盯着公寓楼这扇五花八门的窗口，我透过毫无阻挡的窗口望着我的父亲。我们就如此对望，从未有过的持久，直到那双老眼里深流出水来，流进路对面公寓的六楼窗口，把我给淹了，我泡在水里不知多久，身体才慢慢被浸泡柔软，柔软久了才感到一种温度，我有了诉说欲望，说给他那束连死亡都别无选择的眼神。可我又发不出任何的声音，我只知道，无论被打开的这个世界是否时时刻刻真实地存在你的面前，你完全可以想象，并坚信它。

我和他成了老朋友。和他相处需要一种能力。我选择了在银城一家铝业公司做了化验员。我在一天早上，刚刚骑着自行车穿过枣乡街到了公司的化验室，就接到了圆圆死去的消息，这一次是我的大学同学，在一个极近东边的海滨小城的报社做记者，深夜结束工作，从报社办公楼走廊的窗户上跳了下去，八楼，楼下是一片荒废的硬土地，次日早上被发现的时候，她已经僵硬，怀里还有一直为她壮胆子的黑色小狗。

面对还会发生的突然，我越发地需要尽快动笔了，我对自我发生了兴趣，我对那场真实的书写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兴趣，我回想着我的经历从认清门与窗开始，从认清自己开始，开始对别人会有用处了。

我将继续以我的祖辈们的身份写信，以我爱人的身份写信，以我丢了的童年，我女友的身份，我公司头头的身份，我父母的家，以我之外的巨大而真实的世界写信，我以银城这条去年才修好的枣庄街写信，我以别人的命运写信，我以一切生命体写信……

后 窗

秦丽从报社九楼宿舍的窗户跳下去的第二天，我就去了红村。一到红村，我最迫切想见到那扇后窗。那曾经是我家的后窗，窗户后面连接的是一块四方形的小菜园，曾经菜园里大部分季节不曾空着，总是被父母种上应季的蔬菜或者一两棵杏树。

我回来得并不突然，因为为父亲办理退休的一些后续的事情，在半个月前，父亲就早早和秀英姨、秀英叔通了电话，父亲激动不已，说了近一个小时。他把如今银城的糟糕环境，一天早晚接送小孙女后和母亲坐在阳台上喝茶，仍然习惯腌一罐子辣白菜和酸菜絮叨一遍，还反复提到我，说他有个出息的女儿在滨海做记者，嘱咐秀英姨有什么难处可以找他的女儿，说他总是做梦梦见红村的人……仿佛要回来的人不是我而是父亲。再者，也许是因为秦丽的死，死起到了催化作用和逃逸的功能，让我无限期向后拖沓的习惯瞬间崩溃。又因为那扇后窗，我不能完全确定，就像我无法确定死去的秦丽以及秦丽之前的朱珠和林兰，或者与她们更多相似的人，如果她们的世界里拥有这样一扇后窗，也许她们会活下去。

我在八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到达红村，红村的住户在减少，空房子和一人之高的蒿草在增多，看上去红村更像一片隐秘在丛林中的王国。午饭后，我和秀英姨躺在与后窗连接的火炕上：“年轻人都搬到共青城去了，年纪大的不是身子走不动，是心走不动。”我把侧向后窗的身子翻到正上方面对着屋顶，屋顶垂下的北墙上贴着耶稣的像，是印刷品，但，我时刻感到那个背负的十字架即将压倒过来。我又将身子侧向了秀英姨的脸，“我看共青城里建的楼房很不错。”秀英姨无心那些遥远的楼房，仿佛俗事于她是如此的善意与满足的关系。她从吃午饭开始就句句不离主，她开始给我讲耶稣的诞生与耶酥的教义，我一直在静听，在她的讲述中，耶稣为我们的罪而受苦受死，舍己受死作赎罪祭，对世人怜悯、慈爱。面对她的讲述，我无法将秦丽的死加进去。

红村八月的风经过阴凉处就带着凉意，凉意中渗透着西红柿、黄瓜、水果的成熟味道，还会有些潜藏在过去的无法描述的东西混入其中，穿过后窗扑到炕上，以及世代在炕上生活的人身上，穿过三十年的时间间隔，我竟然激动地嗅到了一九八七年红村那阵焦渴的烧煳味儿。

那时候我八岁，比今天稍稍晚些的下午，焦煳味儿在我嗓子里燃烧之后从七窍中冒出来，我借着一次又一次咳嗽把自己佝偻成一个句号，面向后窗，眯着眼睛能看到后窗这片菜园，支起木架的黄瓜藤，黄色和红色的西红柿，我没有生病的时候，会变成一只猴子，从火炕上一脚踏过去，蹦到窗外的菜园里，随手摘个西红柿或者黄瓜啃一啃，这样的行为布满我的童年。可是，那一天我没力气爬起来，我浑身烧火，把后窗以及我周围的世界都烧得模模糊糊。我母亲靠在火墙边缝补我父亲的裤子或者塑料布包袱，用以秋收，我记不清母亲手里忙的什么东西，她一生总是一副劳动的姿态。

我在昏昏沉沉的状态中最渴望后窗之外那个瘦瘦的人影出现，自从那个人影陪我度过了为数不多的夜晚之后，我就在无聊，或者遇到困难，或者分分秒秒中渴望。尤其是我在燃烧中听到一句喊声飘忽过来，肯定是那个终日里要到红村转上一圈儿的郭老头，无论春夏秋冬，他都用一辆自行车驮着一个白色方块箱子，箱子里包着白色的棉被，棉被里裹着似乎总也卖不完的冰棍儿。他从进红村村口就开始唱着他的冰棍儿谣，“冰棍儿，冰棍儿喽，香香甜甜的冰棍儿喽，五分一根，一根五分！”

现在想来，他不会用什么华丽的词为他的冰棍做广告，就像秀英姨不会煽情而讲述有关耶稣的故事，我对自己没有以虔诚的态度听她的讲述而自责。我做了个认真点头的动作，看着秀英姨的脸听下去。可我听到的依然是冰棍儿的喊声。在今后逐渐成长后我才明白，母亲为什么会听不到如此大的叫卖声，那一声一声的冰棍儿喊分明就是从我家后窗之后的那条小路上传来的。我把咳嗽声咳成嘶哑的撕裂声，痛苦的哀求声，我从后脑勺上依然感到母亲还在不停地将针线穿来穿去，她把脑袋低得那么低，几乎要钻到裤子里面去。我继续把自己的身体紧紧缩成一个点，并发出剧烈抖动，我甚至感到火炕在抖动，一阵子我就在装腔作势中精疲力尽。

可我看到了后窗那个人影，立在后窗的正中央，有一棵玉米秆那么粗，比玉米秆要矮上一截，我迷迷糊糊跨过窗台，跳到了后园，回头时，我才发现，我母亲不知何时已经不在那里，炕上只有一团我父亲的裤子，插着一根带线的针。

我喊了一声：“大山，我就知道你会来。”

“感冒了，嗓子？”

我才发现我的声音嘶哑成哑巴，我的眼泪开始大肆地流，我们俩挤坐在一排黄瓜架下面，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里钻过来，有些甚至穿透衰老的黄色老黄瓜，斑斑点点地打在我们两个人的脸上，他显得像花斑奶牛一样黑。我嗓子疼得无法说话，就哭个不停，郭老头从村子的西头返回到东头，再次经过我家后面的小路，他的喊声从远处一来，我把眼泪流成无声的瀑布，到如今，我都无法忘却那种深入骨髓的渴望，我望着黑土一样的大山一只手钻进裤兜里摸索一遍又一遍，希望能摸出五分钱来。那时，他还小，没有长出喉结，我看到他的嗓子里有东西在上下嚅动。我把眼泪和鼻涕都涂到他的短袖子上，他的袖子灰丢丢的扛在肩膀上，他把他唯一干净的衣角上边的部分扯出来，扯到我的眼睛和鼻子能够到的高度，我就在上面拼命地擦，直到他终于准确地在郭老头到达小路的时刻起身，窜出后菜园。

他变魔术一样变出了一根冰棍儿，把表面的纸小心翼翼剥掉，“吃吧！”整个过程我用舌头一丝一厘地舔完，经过时间和遗忘，我无法确认当时大山的脸上是如何复杂的一副表情，他被浓缩成我记忆里一双突兀的眼睛和上下嚅动的嗓子，随着我每舔动一下而发生着越来越强烈的变化，仿佛是痉挛的样子。

我太陶醉了，以致我的世界里只剩了那根冰棍儿，我伸着舌头围绕着冰棍的任何一个位置舔动，我能发出声音了，我发出嗒嗒的舔舐的声音，随着那声音逐渐响亮，我发现一根冰棍儿就足以治好我的病，甚至救了我的小命。我眼前的世界不再是那么火烧火燎和布满焦煳味儿，它在我那个属于春季的年龄里把世界变成一个晶莹剔透的玻璃瓶子，纯粹、透彻、香甜，仿若静止。在只剩了一根木棍儿举在手里之时，我发誓，我清晰地听到大山颤巍巍着嗓门对我说：“以后，你就叫我哥吧。”我对着那根米白色的也许是杨木的冰棍棍儿毫无顾忌地回答：“哥。”

那天下午天气晴朗，阳光是一片银亮色，我们吃完了冰棍后坐在黄瓜架底下玩，有一会儿我没有听到他嗓子上下攒动的声音，他跑去摘了一个黄柿子给我，“感冒了要多吃水果。”我捉着柿子继续吃起来，我发觉那个柿子和郭老头的冰棍一个味道。后来他突然说：“要是将来我娶你，你会嫁给我吗？”我不假思索地舔一口冰棍棍儿，再吃一口西红柿，“会！”现在，我不能明晰当时我们是否谈论过兄妹和婚嫁，但是，我尽量在后来的生活中虚构出我那天的真实回应。

我躺在炕上吞口水，不知道秀英姨是否也刚刚停止她的讲述，她爬起来端了一杯凉开水给我，秀英叔在另一个屋子里走进来，直接走到窗台几个凉水杯前，端起一杯咕嘟咕嘟灌下去，“村委上班点儿到了，去盖章。”

村委在村子中央的位置，三十年没有变地方，只是比我记忆中要小得多，村书记是个年轻人，做事不拖拉，秀英姨和他说了原委，他就把父亲的事情办了，听说我是生活在外面的红村人，是个记者，我们坐下来多聊了些，他是个大学生村官，年龄比我小，但一身的抱负和美好期许，他问我：“红村美吧？”我点点头，可以说，活在另一个城市，浮华和匆忙占据身心，红村是埋在内心最深层的那一部分。

“现在，红村大面积发展水稻，农民受益很大。外面还有很多适合红村发展的项目，红村会越来越‘红。”

“听说很多人都搬到共青城去了？”我问。

“嗯，居住在共青城，种植在红村，更适合管理。”

“那红村会消失吗？”我的鼻子发酸。

我没看到他丝毫的担忧，“如果我们的生活能更好，如果红村成为更广袤的农田，红村怎么会消失呢？”

临走前，我们握了握手，“世界上哪有永远存在的东西，消失不一定是坏事，总有新的出现，再说，其实根本没有消失，只是换了另一种存在形式。希望你更爱红村。”年轻人的手坚硬无比，像当年那个浑身都坚硬的大山。

我感到我的后窗有希望了，虽然我一直在现实世界里虚构那扇后窗的世界，但，谁又能怀疑现实根本就是虚构的一部分呢。我还是决定再次亲眼去看看我家的那扇后窗。我和秀英姨、秀英叔走出村委后，直接朝我的家走去，我的家在村西，大院之外是一条马路，三十年前它就不是我家了。秀英叔说：“主人是从十七连转来的李家人，前几年十七连和红村合并时搬来的。”

大院前宽阔的地方被新主人用铁栅栏围了起来，里面停着红色水稻收割机，浇水管，一些凌乱的农具。主人的儿子正穿着背心儿在检修收割机，叮当一片，秀英叔和小伙子嘀咕了几句，我看到他侧着脑袋向铁栅栏外望，充满惊奇。

我选择绕过铁栅栏直接去后窗的菜园，秀英叔说：“看到这棵杏树了吗？那还是你父亲当年种的，人家搬进来就没动过。”很多常年被虚构的东西都在这一刻变成现实，“当然记得，我父亲给我摘过杏子，很甜，是黄杏。”

那扇窗口和当年一样褪色，漆皮裂出竖缝，我就是从这扇窗口蹦来蹦去，从屋内到屋外，反反复复。最为神奇的是，我在窗户下面摞起一排砖头，斜在墙壁上，那排砖头的姿态仍然没有变，唯一增多的是附着在表面的绿色苔藓。这么多年，我在虚构的过程里曾经逐渐把这一细节丢失，我惊讶极了，“这砖还是我小时候摞在这里的，它们还是这样，它们没有变。”我的鼻子一酸，看到秀英姨的眼睛里湿漉漉的，也许，那是反射我的眼睛。

我第一次见到大山的时候，我就看到他的眼睛里反射了我的样子。那是小学一年级暑假前的一个下午，大山被班主任领到教室，他就成了我的同桌，他的脑袋一直高挺着，看我的姿态也是目不转睛，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认真的眼神，我看到我在他的眼睛里竖成一根清晰的棍儿，就再也不愿意抬头和他对视。他言语不多，仿佛完全靠他走出的姿态示人。所以，从学校的任何一个角落看到大山，都像一根硬挺的玉米秆在移动，但他走在村路上的时候喜欢低头，到处捡矿泉水瓶、纸盒之类的东西，然后到垃圾场里卖成钱。也许，我在那天几乎被烧煳的下午吃到的冰棍就是用这些钱获得的。他大大方方地把那些瓶子装进他硕大的书包里，然后，继续恢复笔挺的姿态。他那种高傲与穷酸混杂的姿态让他在学校里，乃至整个红村格格不入。

第二次长在他的眼睛里是在暑假的一个夜晚，暑假对于我总是充满矛盾，自由和孤独丛生。我们这一代是黑龙江实施独生子女的第一代，我父母是积极向上的人，我就是积极向上的唯一结果。那是众多相同夜晚中的一夜，我独自一人在家里等待父母从地里干活回来，没什么聊以安慰恐惧的心理，我从懂事起就习惯抱着一只小鸡。屋子里所有的灯都要亮起，我需要每一个角落充满光明才能克服对黑暗的恐惧。我抱着那只鸡紧紧盯着唯一通向黑暗的后窗，后窗外面传来一阵阵风声，风吹打黄瓜架的窸窣声，黄瓜架就会走动起来，后窗有人影。

在恐惧中，我几乎把怀抱里那只小鸡憋死，才听到窗外一句轻声：“红英，是我，是我呀！”我听出来是他，抱着鸡几步就从后窗窜了出去。我们在暗夜里就坐在这排砖头上，是他一块一块摞起来的，像一个小凳子，而墙就自然成了椅背，我们一起坐在上面后他告诉我，“女孩子不能总坐在地上。”我在几缕射出的灯光中模糊看见他的眼睛，极其认真地看着我。我除了答应着，发现他和我们这些学生的不同，他比我们要成熟得多，懂事得多。

就从那天夜里开始，我的世界发生了变化，我克服了对黑暗的恐惧，我不再害怕后窗上晃动的影子，我多了一种期盼。我逐渐了解了他的家事，他和我一样是个独生子女，父母离异，跟着父亲从二十三连来，住在红村的老龙岗那间破旧的房子里。我已经记不清我们一起坐在后窗外的砖凳子上度过了多少个暗夜，我们说了多少话，在秋季渐深的时候，我们顶着满身的蚊子疯咬的红包从后窗钻进了家里，我们在明亮的炕上玩嘎啦哈，他总是输；我们下跳棋，输掉的还是他；困到极点的时刻，我们在炕上抱成一个圈儿睡到被母亲摇醒，他就会擦着眼睛摸回老龙岗，有时，更晚些，父亲会送他回家。我一直都感谢我的父母，若不是他们的宽容与正直，也许我不会拥有这扇终生都属于自己的后窗。

这时，一个东西突然从半空坠下来，砸到了我的脑袋，我浑身惊了一下，迅速朝着菜园外退过去，“哎呀，又掉一个！”秀英叔正爬在一架木梯子上，为我摘了几个剩在高枝头的杏子，秀英姨立在下面挣着塑料口袋，“掉就掉吧，怎么也是到土里去，谁能不出个错。”

“是啊，谁能不出个错，可有些错人的一生都犯不起。”我自顾想着，从那扇后窗的过去走出来，杏子被摔碎在地上，露出白黄色的杏核，我恍惚看到杏子在无限变大，变得苍白，变成秦丽、朱珠和林兰的残碎身体，我不能肯定，如果我的世界里没有那扇后窗最先占据，我与她们对另一座城市悬挂在九楼的窗的理解也许没有区别。

我重新回到菜园子里，秀英姨和秀英叔正站在后窗口跟里面的人说话：“老李，给姑娘摘几个杏子吃，可是她家的杏子呢！”屋子里传来粗老的声音：“你是说老刘家回来了？”人一定是在炕上爬起来，隔着后窗说话，这是红村的习惯，红村的炕都是紧紧连着这扇后窗的，里外的世界一窗之隔。

“不是老刘，是老刘家的姑娘，睡醒了就好，我们正想着进屋看看。”

“来就是了。”

我真的重新走进了我的家，主人老李刚下了炕，端了三杯凉开水，他对我说：“你们家后菜园的东西都没动过，看看，是不是还是老样子。”

秀英姨回：“她走的时候小着呢，不见得记清楚。”

我的家比记忆中的小很多，那铺火炕小到不足以躺下三个人，屋顶的中央向下塌陷，总有顷刻间坍塌的危机，屋子里的光线昏暗得像暗夜中的夜色，和我记忆中明亮的屋子不是一个空间，而那扇后窗也低矮不堪，后窗上布着纱窗，纱窗比以前更加密不透风，透过后窗，后面的东西模糊不清，任何被风吹动的东西都像影子在移动，站在陌生的屋里这一刻，我的胸口发闷，仿佛后窗的一切故事都变得并不真实可信。

我重新坐到离后窗最近的炕上，从纱窗望出去，我记得后来大山不知为什么走了，他没来得及跟我去告别。但是，我有了一个习惯，我习惯抱着我那只已经扎了硬毛的鸡，也许已经换了另一只，像往常一样将每一个屋子的灯全部打亮，坐在后窗正对面的那把椅子上望窗外，我等待着后窗那个瘦瘦的移动的影子，我除了期盼，再没有恐惧。而此刻，我得到了巨大的满足感，这扇后窗和我的记忆并非完全吻合，它甚至更加真实而强大，但我确定，大部分时候，现实成为了虚构的替身。

就这样，我在红村只度过了一个夜晚，就要匆匆赶回到另一个城市里开始匆忙的生活。那一夜，我彻夜未眠，我仔细地倾听秀英姨将整本的《圣经》讲述给我，她与秀英叔的世界里有耶稣，有神的生命光辉，有着强大的精神信仰，我父亲先前的担忧是多余的。

我们三个坐在炕上，刚好对着那扇后窗，我鼓起勇气询问有关大山的事情，我想把关于大山的询问说得无比寻常，就像人总要穿一件遮体的衣服一样，“村里原来有个叫大山的小男孩儿？”两个老人开始回忆红村过往的人群，他们似乎很费力也没有从记忆中捞到。

“哪有这么个小孩儿，红村不大，你们那一拨孩子都有数。”秀英叔已经不吸烟了，他嗑着瓜子琢磨着，“你八岁就跟着你爸妈转学回了山东。你们那一拨孩子没有一个留在红村的。孩子，离你父母远，在外凡事自己要多想。”

“那个大山瘦瘦的，像一根玉米秆，是后来来红村的，”我把手指向村东的老龙岗，“他们家当年好像住在老龙岗附近，靠着羊圈。”

秀英叔想起来了，“你是说那家人啊，一个爸领着个儿子，亏你还记得，他总共在红村住了没一个月。”

“一个大男人带着个孩子，注定得到处跑。那可不是个红村能盛得下的人。”

“那孩子不错，倒是从来不知道叫大山。后来有人提起过，说是出去当兵了，当的炮兵，现在又没有仗可打，天下太平。”

秀英姨在秀英叔的提醒下似乎才找到一丝痕迹，她把《圣经》轻轻合上，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对着窗子说：“主会保佑他们。”

我们一直在说有关红村的事情，他们并不强迫我讲些外面的世界，只有在临近黎明的时刻，秀英姨说起新闻上播放过有记者和教师跳楼死亡的事件，她捉住我的手，告诉我：“我们不怕，孩子，主给了我们生命，感谢生命，感谢主。”我学着她的样子，在自己的胸前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我没有把陪伴我一起工作生活的三个姐妹从窗口跳下去的事告诉他们，在这扇影子婆娑的后窗面前，我更加想念秦丽、朱珠和林兰，也许还有那个在全村都不知名的大山。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还是睡着了，也许只在天亮前打了个盹儿，我在即将醒来的时候，迷迷糊糊看见一个立在后窗外的人影，我惊了一跳，躺在我身边的秀英姨看到我满脸失色，抬起头向后窗瞄了一眼：“都是你叔，非要在后窗正中种一排黄瓜，架子搭得和他一样高，像个人似的。”明亮的晨光已经打在后窗那排高耸的黄瓜架上，在叶子和茎之间，阳光碎成一片金黄。

我觉得秀英姨和秀英叔可爱至极，那排拥有人形的黄瓜架可爱至极，从秦丽的死亡跳跃到红村的后窗，世界也有可爱至极的这一面。我重新背向秀英姨躺下，但，我再也无法平静，我努力把自己佝偻成一个句号，在耶稣巨大的画像之下流出眼泪。

后来，我重新回到那二层床铺或者九楼宿舍之高的生活。不用说，我就知道我和秦丽一样被莫名其妙地调到了广告部，如果要活下去，我们必须飞奔在滨海各大企业间拉足够多的广告。虽然，那几乎逼疯了我们，除了逐渐自闭，要么与交易背后的污浊同流合污，那离我们的梦乡越来越遥远，几近背道而驰，虽然我们是文学版的编辑高手，手里握着一只孱弱的笔。我也已经知道，秦丽的床上早已一片崭新，像当年林兰死后秦丽的到来，一个比秦丽或高两公分或年轻几岁的女孩儿迅速占据了她的位置。

后来，我从母亲那里得知，秀英姨在经历一场夺命的疾病后找到了主，她说主给了她第二次生命，并在每时每刻要珍惜。后来我离开了报社，继续经历与现实的对接，我在今后的生活中，在梦里，在想象中，更加频繁地看到那扇后窗，敞开着，虽然我无法描述清楚那里的真实，而仅仅记住了些影子，但，却真实地存在着。

那一次，我还从红村带回了我家杏树上结的杏子，临走前把它们分给报社的同事们，他们无不惊讶不已：“怎么可能，三十年还是那同一棵杏树？”

“吃吧，甜的！”我回。

责任编辑 李国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