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李立

我不知道八○后小说家中有多少人对乡土还有那种绵长、深切的记忆；我只知道，比起前辈作家，这代人的乡土经验，实在是少得可怜。毕竟我们的成长，一直伴随着中国城市化突飞猛进扩张的脚步。现当代文学中我们熟悉的那个乡土中国，也在这强大的城市化进程中加速隐退，终成为都市人的旧梦与离愁。新兴的城市经验，似乎让作家们备感欣喜，但又同时手足无措。多少前辈小说家们只是不愿意承认这样的事实——他们写起乡村来其实更加得心应手。而那个被持续书写的“中国式乡村”啊，你只要去当下的农村看看，就会明白，如今面目大多是田园荒芜、物是人非事事休。

以至于现如今，乡村在我们的文本中通常都以两种方式存在着。一种是田园牧歌式的乡愁，另一种是苦难艰辛的黯黑现实。两种角度无关优劣，我们暂不去分辨其高下。只是，这两种姿态，或俯视、或仰视，似乎都是缥缈的臆想，总不过一厢情愿罢了。美丽与哀愁的文本，因为缺少现实的观照、缺少平视的角度，读来总是无关痛痒，因为，“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总被这问题困扰。

“亲切感”，这东西长久以来都是我选择小说的标尺。而我生活在城市，希望从小说中感受到熟悉生活中其实无处不在的异样气息。胸臆在小说中委婉释放，借此排遣出郁结的情绪，而那些我陌生的乡村，跟我有什么共鸣？我相信怀这种困惑的读者也并不少见。

宋小词的小说让我重新考量“亲切感”的问题。毫无疑问，作家总是拿自己熟悉的生活下手，烹炒煎炸，弄出拿手的菜式来。你没法强求川菜厨师搞出一桌清淡的淮扬菜。所以，宋小词写乡土。她熟悉乡土。这也让她在八○后小说家翻来覆去写不出新意的城市小说中，显出特别来。与她同样以写乡土小说名世的八○后作家，还有宁夏的马金莲。只是马金莲的乡村是过去的，是作家散文化的旧爱与回忆。宋小词的乡村却是现在进行时的，她不美化、不矫饰，也不卖弄乡土奇观哗众取宠。

与散文、诗歌相比，小说无疑更贴近生活，虽然它是虚构的。然而正是虚构，赋予了小说在表现现实上的独特力量。虚构是小说的独门武功。现实与虚构，是影壁的两面，你从“虚构”的大门进入，绕过“小说”的影壁，发现另一面隐藏于后的“现实”。我相信宋小词会认同我的看法，因为，她的小说实践，正是对此的运用与诠释。

宋小词这篇《一把薄刀》，简单说，写了一个“失地农民”。土地流转与城乡一体化建设，确乎是祖国广袤的乡土大地上正在发生的最大现实，不过，这个“最大现实”忽略了农民与土地相互供养的依存关系。小说主人公马德蹄在逐渐认清自己失地将“唇亡齿寒”的处境后，备下了“一把薄刀”。小说也结束在此。

持刀者，可能是战士，也可能是屠夫。小说中的马德蹄确实很难被称作战士，因为他并没有从头至尾地英勇作战，像战士那样为捍卫某种东西拼上性命。他只信奉一道简朴的准则——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我也不要。这似乎是我们传统社会中不必赘言的处事法则。然而这法则，在资本的现世回报面前正在被扭曲、变形，人们为利益不断跨越基本底线——反正所有人都这么干，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的想法，我相信每个人都不陌生。无论乡村，还是城市，这种逻辑正在成为人们行事做人的一种奇怪的普遍道德。红绿灯是无用的装饰，只要聚齐一帮人一块儿闯红灯，那就法不责众。

毫无疑问，我从《一把薄刀》读出了熟悉的东西，尽管我对那个乡村依然陌生。马德蹄是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人物，没什么高尚的情操与追求，生活也是得过且过，能搞个女人的时候也不会让煮熟的鸭子从嘴里飞走。他认准的不过是在现今物质社会里显得十分“陈旧”“荒唐”的生活信条：劳有所获。不劳的获，我不要；劳而无获，那我也不答应。

马德蹄在绝境中备下的刀，不是战士的刀，但也不是屠夫的刀。我想，那把薄刀，其实是脆弱的、小小的拆骨刀，看上去也寒光锋利、杀气腾腾，终究无法用来杀生或作战。它只是颓丧中的象征，象征着最后的反击。正是这种反击的可能，给予持刀者最后一点活下去的信心。

宋小词将马德蹄放置在乡村变革的喧哗大戏中。她不仰视也不俯视，不美化也不丑化，只用拆骨刀般的锋利笔法，爽快地将人物推入绝境。从这个意义上，我怀疑我从未谋面的宋小词手里，是否也有这样一把刀。在嬉笑怒骂间，她持刀精准、利落地分解出“现实”的纹路。而我几乎也是同样爽快地，读完了这个很爽的故事。这篇小说，是适合在大热天里捧着西瓜吃得狼狈又酣畅的时候，拿来一口气读完的，毕竟，现在读起来很“爽”的小说，已经太少了。

再回到“亲切感”的问题，现在，我应该将“亲切感”的内涵补充得更完备一些了。小说家是以自己熟悉的生活来表达的一群人。他们表达的东西是什么？这东西又是否锲入了人们内心的褶皱？其实是比他们用什么素材来表达更为重要的问题。那些锲入内心褶皱的东西，也正是小说区别于故事的根本特征。当然，小说需要好故事做支撑，但这种支撑之外，我想，应该还有一些东西，在文本和故事之外存在着并等待触摸——那可能是凛冽的刀，让人见血见肉；也可能是妖娆的烟，让人心醉神迷。

责任编辑：赵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