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允芳

刚刚过去的这一年，王安石被血气方刚的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位同副相。不久，他便以千钧之力颁行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

之后，他还将推出一系列大法、新法——保甲、市易、保马、方田均税法……

只可惜，很多好的改革思路，在执行的过程中严重扭曲、变形，反倒成了地方官吏鱼肉百姓中饱私囊的工具。王安石又听不进朋友们的劝谏，变法很快导致变脸。

王安石与北宋两大望族的渐行渐远

在王安石还不为人所知时，当时已有韩（亿）、吕（夷简）二族名满天下，堪称北宋两大政治巨室。

王安石深知人脉关系的重要性，想办法和韩、吕两大家族的高干子弟韩绛、韩维兄弟（韩亿之子）以及吕公著（吕夷简之子）建立起了深交。

可以说，是韩维等好友将王安石直接引荐给了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为其铺垫了走向权力巅峰的基石。

但韩维在变法一事上，因与王安石“议论不合”，好友反目，甚至遭到了贬黜出京的命运。

在仁宗、英宗时代，王安石默默无闻之时，吕公著识才重器，与王安石颇为交好，而王安石也以兄长事之。吕公著对于新法的反对程度，甚至超过了司马光。他数次上书，列举王安石新法过失，“以故交情不终”。

王安石的很多好友，都对王安石经历了寄望、失望而后抗争、绝望的过程，最后只得退避三舍，眼不见为净。甚至连条例司内被王安石提携重用的七八人，也都出于对变法“事悉乖戾”的认知，而纷纷“恳辞勇退”。

欧阳修与王安石，师友成陌路

一开始，欧阳修曾多次举荐过王安石，可谓识者。王安石过目不忘，动笔如飞，好友曾巩把他的文章送给欧阳修看，“修为之延誉”，四处向人称赞他“德行文学，为众所推，守道安贫，刚而不屈”。又特别地夸赞他的文采：“小王天下第一，堪比李白韩愈。”

但两人后来关系竟也势若冰炭。原因是欧阳修在自己辖区公然抵制变法，拒不执行青苗法。不仅如此，他还直接给神宗上疏，请求从根上拔除害人的“青苗”。上疏无望后，他主动提出了退休。当时欧阳修还不算太老，且又是文坛领袖，德高望重，很多人挽留欧阳修。王安石却耿耿于怀，放出狠话，给了欧阳修最重要的一击——

善附流俗，以韩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何用？

这话把欧阳修伤得不轻，仅仅一年多，他就郁郁而终了。

王安石走了，司马光来了

无论文坛还是政坛，司马光与王安石都属于北宋历史上的重量级人物。如果不是后来的变法之争，二人也很可能是一辈子的挚友。

司马光本来极是欣赏王安石。在王安石初行新法遭到众人围攻、弹劾时，司马光还极力替他开脱。但随着新法弊端日显，尤其是眼见得青苗法导致民怨沸腾、民不聊生，他渐渐改变了主张，主动站到了变法派的对立面，也成了新法的反对者。

但这事瞒不过王安石。他跑到皇帝面前，猛烈攻讦司马光这位昔日好友——

外托床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

神宗无奈作罢。

这事的结果是司马光请求外放，去了洛阳，专心著述。

王安石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内心却越来越孤独。

朋友一个个离他而去。

唯一的儿子暴卒。

两个弟弟王安国、王安礼，也对变法引发的民间遽变感到忧虑，与兄长渐生嫌隙，日益疏离。

而表面贴他最紧的吕惠卿，却阳奉阴违，瞅准时机在他背后狠狠捅了一刀，踩着王安石的肉身攀登上了相位……

王安石变法失败，退居金陵，郁郁而逝。当时，反对变法的保守派都幸灾乐祸。司马光得知消息后，却在写给吕公著的信里表示：“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在司马光的推动下，王安石被追赠太傅，为正一品。

司马光以其善意，保全了这位昔日好友今日政敌的尊严。此举充分展示了北宋文人惺惺相惜一心为公的磊落胸怀。

苏轼兄弟与王安石

苏辙有才，曾经被王安石纳入其权力中枢。但随侍左右，使苏辙对介甫得出了“强狠傲诞”的印象，而后与之分道扬镳。苏辙认为王安石变法的缘起，是“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因此，他推行“青苗法”，是夺取富裕阶层的利益。但从富人那里夺来的财富，却并没有使老百姓享受到变法的成果。

苏轼反对“新法”是政治层面的，他认为“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贵”。他是从更为深远的生活层面、民生视角，提出了和王安石迥异的变革观点。

但他们两人不仅仅有政治上的交锋，也有生活中的交集。尤其是两人晚年，政治上已是落尽繁华，又都先后经历了丧子之痛，王苏之间更多地回归到人性层面和文化属性，表现出大家之间特有的大度与从容。

两个世纪伟人，终于在人生的尽头处，握手言和。

（摘自《中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