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塔·米勒　杨振同

赫尔塔·米勒，1953年出生于罗马尼亚西部巴纳特地区蒂米什瓦拉县尼茨基多夫村。中学毕业后她考入蒂米什瓦拉大学学习德语和罗马尼亚文学。大学毕业后，她当过翻译、幼儿园老师、私人教师。1987年，她和丈夫一起移民德国，现住在柏林。

她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低地》，长篇小说《一条腿旅行》《魔鬼端坐在镜子里》《那时狐狸就是猎人》《青李之地》《护照》等，散文集《饥馑与丝》《国王鞠躬并屠杀》等，诗集《发间住着一位女士》《他不是伊昂》等。她曾获得德国阿斯贝克特文学奖、不来梅文学奖鼓励奖、劳里塞尔文学奖、柏林文学奖和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等。2009年，瑞典文学院宣布将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她，以表彰她“以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真，描写了那些被剥夺者的境遇”。

《全部的家当随身带》于2009年出版。通过一个青年男子在苏联古拉格群岛生活的经历，述说了罗马尼亚的德意志民族被驱赶到苏联进行强制性劳动的命运。

我所有的家当都随身带着。

或者说，凡是我的东西我都随身带着。

我所有的一切东西都随身带着。这实际上并不是我的东西。这些东西要么是有不同的用途，要么是别人的。那个猪皮手提箱是一台电唱机的盒子。那件风衣是我父亲给的。那件带天鹅绒脖圈儿的短大衣是爷爷给的。那条马裤是我叔叔埃德温送的。那一对皮革绑腿则是我们的邻居卡尔普先生送的。那双绿色手套是我姨妈菲妮送的。只有那一条暗紫红色的丝巾和那个洗漱用品袋是我的，还是最近几年过圣诞节别人送的礼物。

1945年1月，战争还在继续。在那个严寒的冬天，我要被俄国人征派到一个鬼知道什么的地方去，大家都很震惊，就想送我一些有用的东西，或许，哪怕是帮不上什么忙也想送。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帮不上忙。事情是不可逆转的：我上了那些俄国人的名单，所以，每一个人都给我送了点东西——一边给我东西，一边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我接过那些东西，我十七岁了，得出自己的结论：时机正好，我要走开了。原本没有这份名单作为理由，我也会离家出走的；不过，假如事情最后并不那么糟糕的话，这对我来说兴许是件好事也未可知。我想离开这座到处都是顶针眼似的城镇，在这个镇子上，所有的石头块都长着眼睛。我并不怎么害怕，只是暗暗地有些急不可耐。我够没良心的，因为这份名单给我的亲戚造成了这么大的痛苦，而对我来说，却是可以忍受的。他们害怕我到了另一个国家会出事。我倒想去一个谁都不认识我的地方。

此前我已经出过事了。出的是被禁止做的事。那件事很奇怪，很肮脏，很无耻，但很美妙。那件事发生在那座长满赤杨树的公园里，在公园的后面，隔着那长着矮草的山丘。在回家的路上，我走到公园的中央，走进那座圆圆的亭子，每逢公共假日，有管弦乐队在亭子里演奏。我坐了片刻。光线刺透那雕刻精美的木头，透过那空空的圆形、正方形和四边形——那白色的卷须用爪子连接起来，我看到了恐惧。那是我变形的模样，在我母亲脸上的那份恐惧的模样。就在这座亭子里，我暗自发誓：我再也不到这座公园里来了。

我越是设法制止自己，就越快地回到公园里去了——两天后就回去了。回到我的约会地点，在那座公园里我们把它叫作约会地点。

我第二次去那个约会地点，还是跟第一次见面的那个男人一起去的。他叫“天鹅”。第二个男人是新来的，叫“冷杉”。第三个男人叫“耳朵”。之后来的那个叫“细线”。然后是“黄金鹂”和“帽子”。后来是“兔子”、“猫”、“海鸥”。再后来是“珍珠”。只有我们知道哪个名字是谁的。我们扮作野兽，我任由自己放纵起来。公园里正是夏天，白桦树有一层白色的树皮，而那密不透风的叶子筑成了一道绿色的墙壁，在茉莉花和老一点的树丛中疯长。

恋爱是有季节的。秋天一来，公园就完了。树木变得光秃秃的。我们就把约会地点移到了海王星游泳池那儿。紧挨着游泳池的大铁门就是泳池那椭圆形的标志，标志上面有只天鹅。我每周都和那个年龄大我两倍的男人约会。他是罗马尼亚族人。他结过婚了。我不说他姓甚名谁，也不说我叫什么名字。我们各自到达约会地点：收银台边上的那个女人（在她的售货摊雕花玻璃窗后面）、那亮闪闪的石头地板、中央圆柱、有睡莲图案的贴墙瓷砖，那雕刻精美的木质楼梯——所有这些人和物都不能觉察到我们是安排好来约会的。我们走进游泳池，和其他所有的人一起游泳。只有游到桑拿浴室的时候，我们才最后见面。

回想那个时候，在进劳改营之前不久——我回来后直到1968年我离开这个国家，情形也大抵如此——任何约会都将意味着牢狱之灾。五年，至少，如果我给抓住了。很多人都被抓判刑了。在进行一番残暴的审讯之后，他们就直接从那个公园或者市内的浴室被带到了监狱，从监狱再被带到紧邻着运河的政治犯集中营。我现在才知道：没有一个人从运河边上生还。即使有个把生还的，也已经是一具行尸走肉了。老了，被毁掉了，再也不适合搞任何形式的恋爱了。

至于在那劳改营里——我当初在劳改营里要是给抓住了，那就死定了。

在劳改营五年之后，我每天都从乱哄哄的大街上游荡过去，脑子里盘算着，我要是给抓住了，说什么话最好。当场抓住：对于这个罪恶的判决，我准备了一千个借口和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我提着沉默的行李。我把自己包装在沉默里，包装得很深很深，包装的时间很长很长，我都不会用语言把自己从那包装里解脱出来了。我每次说话都给自己做一次不同的包装。

约会的最后一个夏天，为了延长我从那个长满赤杨树的公园步行回家的路途，我不经意间走进了位于主外环路上的那座圣三一教堂。这种巧合纯属命中注定。我看见了那个正在走过来的时代。紧挨着侧边的圣餐桌的一根柱子上，矗立着那尊身穿灰色斗篷的圣像，他的领子是他扛着的缠绕着他脖子的那只羊。这缠绕着他脖子的羊就是沉默本身。有些东西你无需言说。可是，当我说，缠绕着你脖子的沉默和你嘴里的沉默不一样的时候，我知道我在说什么。在我去劳改营之前，在劳改营期间，以及从劳改营回来之后，有二十五年我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恐惧这个国家，也恐惧我的家人。害怕双重的堕落，一是害怕国家把我当作罪犯关押起来，二是害怕家人认为我伤风败俗，跟我断绝关系。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那橱窗的柜子，电车和房屋的窗户，喷泉和雨水坑，在我看来都变成了镜子。我看着自己的模样，不敢相信，唯恐我终究会变成一个透明体。

我父亲是个美术教师。而我呢，那时候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个天王星游泳池，所以他一用“水彩”这个词儿，我就满脸抽搐，就像是给人踢了一脚似的。这个词儿知道，我已经走了多么远。在餐桌旁，我母亲说：不要用叉刺那个土豆，那样就全散架了，用你的勺子呀，你用叉子叉肉。我的太阳穴“怦怦”直跳。我们本来在说土豆和叉子，她怎么就用起“肉”这个字眼了？她说的是哪种肉啊？我的约会已经把“肉”这个字眼的各种含义都颠倒了。我这是贼喊捉贼啊，那些话料想不到就溜出来了，我就给逮了个正着。

我母亲尤其是我父亲，跟镇上所有的德意志民族的人一样，认为金发的辫子配上白色的长及膝盖的袜子就很美；非常相信希特勒的小胡子那一撮黑色的四方形。他们还笃信我们特兰西瓦尼亚的萨克森人是雅利安民族的一部分。我的秘密，纯粹从肉体的角度来看，是最伤风败俗的事情。跟那个罗马尼亚人搅和在一起就意味着，我也跟一个非雅利安人有了关系。

我想远远地离开这个家，哪怕是这将意味着要去劳改营。我只是为我母亲感到难过，因为她看不出来，她对我太不了解了：等我离开了家，她对我的思念要远远超过我对她的思念。

在教堂里，在那尊脖子上围着沉默的绵羊的圣像旁边，我看到了那个白色的壁龛，上面镌刻着这几个大字：上天使时间运转起来。当我打点行装的时候，我知道了：那个白色壁龛上的话显灵了。现在就是时间在运转。我也很高兴我不必离家上战场，到那冰天雪地的前线去。我凭着一股傻乎乎的蛮勇之气，顺从地开始打点行装。不管什么东西我都不拒绝装进行囊。那双带花边儿的绑腿，那条马裤，那件带天鹅绒脖圈儿的短大衣——这些东西哪一件我穿着都不合身。运转着的时间就是这么个样子，而衣服不是。不管是穿这些个衣装还是别的什么衣装，你都变成了个大人。这世界并不是一场化妆舞会，这话一点儿都不假，我心里想，但是，你要是在严寒的冬天不得不到俄国人那儿去，谁也不可能打扮得不伦不类。

有两个警察——一个罗马尼亚族人，一个俄罗斯族人——拿着名单挨家挨户查人头。这就是巡查队。我不知道他们来到我们家，有没有说出“劳改营”这个词儿，他们要是没有说，那么除了“俄国”这个词儿，他们实际上说出了哪个词儿。他们要是说了，“劳改营”这个词儿可是吓不倒我。尽管是战争期间，尽管我满脑子偷偷摸摸地想的是我的约会地点，但是我还是在过着快快乐乐、懵懵懂懂的童年。我才十七岁嘛。像“水彩”和“肌肉”这样的词儿，我听着就不舒服。我的大脑对“劳改营”这个词儿倒是充耳不闻。

那一次餐桌上摆着土豆和叉子，我母亲说出“肉”这个字儿，让我很不舒服。我记得我还很小，正在院子里玩耍，我母亲从阳台上的窗口大喊：你要是不立马上楼来吃饭，要是我还得再叫你一遍，你就还在那儿给我待着吧。由于我在楼下又待了一会儿，她就说：你现在可以把你的小背包装好，到外面的世界去吧，你爱干啥干啥。她一边说这番话，一边把我拽到屋子里，抓起那个小帆布背包，把我的绒线帽和夹克衫塞进去。我问：可是，我应该去哪儿呢？不管怎么说，我是您的孩子呀。

很多人以为，打点行装没什么大不了的，练得多了就行了，就像唱歌或祷告一样，你自动就学会了。我们没有练习，也没有行李箱。当初我父亲要去上前线，参加罗马尼亚军队的时候，什么行装都不需要打点。作为一个士兵，什么东西都给你配好了，那是你军装的一部分。除了知道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要顶风冒雪外，我们不知道打点行装要干什么。你没有合适的东西，那就只好拿到什么是什么了。那些不合适的东西变成了所需要的东西。所需要的东西呢，接着就成了唯一合适的东西，只不过是因为你拿到了这东西。

我母亲从客厅里拿来一台电唱机，放到厨房的餐桌上。我用那把改锥把电唱机盒子改装成了一个行李箱。我先把旋转装置和转盘拆下来。原来装手柄的那个地方露出个窟窿眼儿，我就用软木塞给堵上了。那块天鹅绒衬里还在原来的地方没有动，红艳艳的，跟狐狸似的。喇叭旁边那块画着狗的三角板和“他那大师的嗓音”几个字我也没有拆下来。我在箱底放了四本书：《浮士德》，是布面装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维因赫贝那一卷薄薄的诗集，还有《八个世纪诗歌选集》。没有带小说，因为小说你只看一遍，就再也不看了。我的洗漱用品袋放在书的上面，里面装着：一小瓶花露水，一小瓶塔牌须后水，一块刮脸用香皂，一把手动刮胡刀，一把刮胡刷子，一支笔形止血膏，一块洗手香皂，一把指甲剪。洗漱用品袋的旁边放着：一双毛线袜子（棕色的，已经织补过了），一双长及膝盖的袜子，一件红白格子的法兰绒衬衣，两条起了条棱的内裤。最上面放着我的新丝巾，为的是防止给压皱了。那是一件自然色的——暗紫红色——但却是格子图案的，这儿亮一些，那儿暗一些。把这条丝巾放进去，箱子就装满了。

然后是我的包袱：一条从沙发床上揭下来的床单（毛纺的，一种亮蓝色和米黄色格子，很大一可是，它不会使你暖和）。卷进包袱卷儿里的有：一件风衣（黑白相间的格子，已经穿旧了）和一双皮绑腿（老古董了，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传下来的，浅橙黄色，有带子）。

接下来是我的粗帆布背包：一听火腿罐头，牌子是“斯坎迪亚”的，四块奶油面包，几块过圣诞节剩下来的饼干，一个带高脚杯的水壶。

然后，我奶奶把那台电唱机盒改装的行李箱、包袱和帆布背包放在了门边。那两个警察说过，他们半夜才会来，到那时候过来接我。我的行李箱放在门边，准备好了。

接着，我穿上：一条长衬裤、一件法兰绒衬衣（米黄色和绿色格子的）、一件短大衣，有毛织袖子、一双毛线袜子、一双军用皮靴。菲尼姨妈送的那双绿色手套放在桌子上，随时待命。我系好军用皮靴的鞋带，突然想起好多年前在文希山度假的时候，我母亲当时穿着一件她自己做的水手衫。在乡间小路上漫步，走到一半的时候，她让自己倒在那长长的草丛中，假装死了。我那时候才八岁，害怕天塌下来，砸到草地上。我闭上眼睛，这样就不会看到天把我吞噬的情景了。我母亲跳起来，摇晃着我，说：你喜欢不喜欢我？我还活着呢。

现在，军用皮靴的鞋带已经系好了。我在桌边坐下，等着半夜的到来。到了半夜，那个警察巡查队却迟迟没有到。后来又过了三个钟头——那几乎是难熬的三个钟头啊。他们终于来了。我母亲把那件带天鹅绒脖圈儿的大衣给我拎起来。我把胳膊伸进去。她在哭。我戴上绿手套。在那条木质走廊上——就在煤气表所在的地方一我奶奶说：我知道你会回来的。

我并没有刻意去记这句话。我连想都没有想，就把这句话带进了劳改营。我没想到它会一直陪伴着我。然而这样的一句话是独立的。它在我内心起了作用，所起的作用比我所带的所有的书都大。“我知道你会回来的”，这句话变成了我那把圆头铁锹的同谋，饥饿天使的对头。因为我的确回来了，所以我有权说：一句那样的话维系着你的生命。

那两个警察组成的巡查队来接我的时候，是1945年元月14至15日。天更冷了，到了零下十五度。我们开着一辆带帆布顶棚的卡车，穿过那空空荡荡的小镇，向展览大厅驶去。那是萨克森人过节的大厅。现在成了集合的营地。差不多有三百人挤进大厅里。地板上铺着垫子和草荐子。一辆辆汽车穿过夜色，从周围四邻的村庄里开过来，把聚拢而来的人们卸下来。到早晨的时候，差不多到了五百人。那天夜里要想数清人数简直是浪费时间，连说清大致的数目都是不可能的。展览大厅里彻夜灯火通明。人们跑来跑去，寻找认识的人。他们互相转告说，火车站在征用细木匠，他们要把新伐的木头做成的木板床，用钉子钉到火车车厢里去。他们还说，其他的匠人要在火车上装铁炉子。还有人要在车厢底板上锯便池的洞。人们悄声地说着话，七嘴八舌说个没完，两眼睁得大大的；还有人闭着眼睛在哭泣，静静地哭个没完没了。空气中弥漫着羊毛的气味、吓出的冷汗、油腻的面包、香草饼干和用土豆酿制的德国烈酒的气味。一个女人摘掉头巾。她一定是住在一个村子里：她后脑勺上绾着个双发髻，用一个半圆的梳子固定在正中间。牛角梳的梳齿埋在头发里。顺着那圆溜溜的边，露出两个角，宛如两个尖尖的耳朵。头发上有了这样的耳朵和这样的发髻，从后面看，那女人的脑袋酷似一只蹲着的猫。我就像一个看客，在那一条条直立的腿中间和一堆堆的行李中间坐着。有那么几分钟，我懵懵懂懂地睡着了，做了一个梦：

我和母亲在那片坟地里，站在一座新坟旁边，坟墓的中间是一棵植物，叶子毛茸茸的，有我身材一半高，长得很是茂盛。植物的茎上挂着一个小箱子，带着一个皮革手柄，是一个小行李箱。小箱子开着，开得有一个指头宽，里面垫着狐狸红的天鹅绒衬里。我们不知道是谁死了。母亲说：从你外套的衣兜里掏出一支粉笔来。我没有粉笔啊，我说。我把手伸进衣兜里，里面有一块裁缝用的粉笔。母亲说：我们得在这小箱子上写个短短的名字。我们就写“鲁斯”吧，我们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我就写了“鲁斯”两个字，就像是写在了一块墓碑上：安息吧。

我觉得，在梦里很显然是我死了，不过我还不想把这件事告诉母亲。一个上了年纪，拿着柄雨伞的男子在我身边的草荐子上一屁股坐了下来，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他扒到我耳朵边上说：我小舅子也想来，可是这大厅四周都有人把守着。他们不让他进。我们还没有离开镇子，他就不能到这儿来，我也不能回家。他的夹克衫上的每一颗扣子上都有一只鸟儿在飞翔，是一只野鸭子吧，更有可能是一只信天翁。我这么说是因为，当我朝前欠了欠身子，发现他胸口上挂着的那个作装饰用的十字架变成了一个锚。那把雨伞直立在我和他之间，就像是一根拐杖。我问：你要带着它吗？是呀，他说，那地方比这儿下雪可是多多了。

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时间、怎么样离开大厅，到火车站去。或者我应该说，什么时间才允许我们离开，因为我想离开——终于可以离开了——哪怕坐的是运牛的车厢，手提一个电唱机盒子，戴着个天鹅绒的脖圈儿，要去的是俄国人那地方。我已经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到的火车站。载牲口的车厢很高。我也不记得我们是怎么上的车，因为我们在那个车厢里坐了很多个日日夜夜，仿佛我们就一直在那车厢里坐着似的。我也不知道我们坐了多长时间的车。我觉得，坐很长时间的车，就说明离家很远了。只要我们坐着火车赶路，我们就不会出事儿。只要我们在赶路，就一切都好。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们的床板头上放着铺盖卷儿。有的说话，有的不说；有的吃，有的睡。烧酒瓶子传过来，递过去。不管是这儿还是那儿，一旦坐车赶路成了我们都习以为常的事儿，人们就产生了套近乎的念头。你用一只眼睛看着，而另外一只眼睛却瞅向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