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方

摘 要：在今天，大数据、云计算、O2O等新词汇我们已经不觉得陌生，大数据时代已经呈现不可逆转的态势。大数据的特质在绝对意义上可以支撑起近代史学研究的新方式。各学科都在与大数据进行学科交集，这种交集如何在最大意义上推进近代史学的发展也成为了未来必须面对的课题。而大数据与近代史学的互为交集也将在很大意义上推动近代史学研究的重要模式。

关键词：大数据；近代史学；计算机史学

中图分类号：TP311.13；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042-02

一、大数据与近代史学的交集

在过去，分析问题的主要方式主要依靠抽样数据、局部数据和片面数据，甚至于依赖经验和假设，这难免失之肤浅、表面化和简单化，而依靠大数据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使用更加全面、完整和系统化的数据就能够深入了解现实世界的本质，使得主观认识更加具真实合理性。Viktor Mayer-Schonberger与Kenneth Crukier所著的《Big Date》中文版介绍了大数据的应用范畴；可以应用于各个类别的学科，“使人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从对因果关系的追求中解脱出来，转而将注意力放在相关关系的发现和使用上”[1]，中国近代史学的研究也应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发展的研究问题的主线一般集中在如何将二者清晰地区分，这是为了纠正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僵化模式。但现在的研究侧重点不同，研究方式也不同，合理引进大数据对近代史学信息分析以及近代史学研究无疑是一种可行的方式。

依靠大数据的支撑，不仅可以研究近代历史事件，还能够搭起学术交流的平台。以鸦片战争为例，鸦片战争的核心问题是民族问题，即反对外国殖民统治，反对清王朝的压迫，以达到民主共和，这是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但当大数据植入后，这段信息的量会大范围的拓展以及交织开来，当录入数据后便能直观地看出问题，这些层出不穷的问题是信息对接、碰撞的结果。鸦片战争前期的预兆是什么，鸦片战争的高潮在哪里，鸦片战争又将带来怎样的结果？这些问题早有定论。但是如果借助大数据系统就能更清晰地或者说是直观地看到以往不曾涉足的问题。比如，研究鸦片战争就不能不涉及林则徐，那么林则徐的禁烟活动及评价是什么？他对敌情判断是准确？他的制敌方略是否行之有效[2]？《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可作为分析这些的资料，但其他如林则徐日记、林则徐奏章是否也要纳入其中呢？这是毋庸讳言的，只有把近代的史料叠加才能看清一个更完整的昨天。大数据的运用意味着是对传统数据的一种整合，尤其是对近代史学科目的数据的整合，这与单纯依赖于史学家的主观判断相比，往往更能直观地反映真实具体的史实，这才是引入大数据的意义所在。史学最注重精确性和准确性，而大数据恰恰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满足这样的要求。大数据的引入强化了对近代史学发展的支撑作用，这体现在对近代史学的呈现方式上，这是之前任何技术都不能满足的。

二、大数据对于近代史学理论推动作用

大数据能够支撑近代史学的研究，当然也就具有了对近代史学的推动作用。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近代史学家都通过档案的解禁来了解相关历史事件，比如美国水门事件。在我国，以档案研究近代史的比较知名的就是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沈志华教授。沈教授以档案之多闻名于学术界，他用这些档案把一个客观真实的冷战历史呈现在世人面前。档案研究是近代史学家的研究重点，许多史学家就是利用这些档案破解近代史难提、还原历史真实的。如果将这些资料与大数据融合，更能好地推进近现代历史研究。对上古历史的研究因没有详实的资料，更多的要依靠判断和推导，因此很难有大的突破。而近现代史是有着成熟的资料与档案数据的，这能够为当下的近代史研究提供帮助。大数据与这些史料融合，在庞大的数据面前，人们可以通过档案这条线索，理顺各种历史关系，进而弄清历史事实。当大数据把人物所处环境下的各种思潮呈现在学者面前时，无疑为接下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有关的近代史学资料与大数据的结合，必然催生全新的史学研究范式，进而推动近代史学的发展。古代史学因其相关信息的不可预见性，很难推测一个特定时期历史真像。而近代史学有着大量的史料档案，这些史料档案都是当今学界研究过去几百年历史的有力佐证，借助大数据，近代学科领域将不断有新发现、新突破。诚如清代研究灾害史文章所言：“这里拟从灾害史学界正在兴起的生态史研究范式出发，借鉴当前广为流行的大数据思维，对历史时期特别是建国以来中国灾害史料的文献整理与数据化建设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批判性分析，进而以清代为例，就中国灾害历史数据库建设提出某些新的构想。”[3]大数据是一个包括自然变动与社会响应等各方面信息在内的综合性的大型灾害信息集成系统，所以要研究自然灾害史，我们需进一步扩大资料范围，细化数据指标，尽可能地涵括档案、方志、文集、报刊、官书、正史以及其他各类相关文献中的灾害信息。多方面的收集灾害信息并给予这些灾害信息以分析考证，不单一地细化某一类别的自然灾害，而是全面陈列出各类别灾害问题所在，才能方便研究与推导，其目的在于突破以往以单一灾害、单一灾种为主要内容的资料汇编形式，力求将历年各省区各类自然灾害包容其中，便于揭示各灾种之间的关联，从整体上反映灾害演变大势。笔者借鉴目前流行的大数据思维，对历史时期尤其是建国以来国内灾害史学者业已进行的大规模史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展开批判性分析，全方位论证了大数据视阈下灾害史研究的贡献与存在的不足。清代充足的史料也给予了大数据以充分的史料支持。而随之提出的最新构想也给予了灾害史研究者一个可以扩展的空间，这样就在大数据的支撑下构建起了近代史研究一个全新的平台。

三、大数据时代的“计算机史学”

1930年，现代著名史家陈寅恪在为陈垣《敦煌劫余录》所写的序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他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时代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4]陈寅恪先生所传达出来的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史学研究态度。抓住潮流与学术发展趋向是推动研究史学不断进步的关键所在，闭门造车，不去关注史学的时代脚步是不会取得学术成就的。在当今浩如烟海的史料面前，不与计算机大数据结合就不能更加准确把握史学走势，同样，也就不能充分发挥资料档案的潜在价值，最终使史学研究落后于社会发展进程。在计算机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早已习惯运用计算机去研究各种事物，使研究成果更加贴近生活，从而达到服务社会、改善民生的目的。计算机史学无疑是对传统史学的巨大补充。计算机史学可能成为大数据时代史学发展的新趋向，社会学代表人物罗玮？罗的《新计算社会学：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学研究》一文中提出新计算社会学（newcomputational sociology）这一概念，并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为这大大拓展了社会学研究空间。“新计算社会学是当代社会学界借助计算机、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利用大数据、新方法来获取数据与分析数据从而研究与解释社会的一种新的范式或思维方式”。“计算历史学”与“新计算社会学”有着方法论上的一致性，可能成为超越“计量史学”的大数据时代下的史学发展新趋向[5]。计算历史学能够增强史学研究的前瞻性，使史学研究更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笔者对近代史学有一种设想，近代史学的优势就在于它的史料的相对真实完整性，并且离今天的生活并不远。无论是清史还是费正清撰写的《中国史》或是蒋廷黼徐中约的《中国近现代史》，其中的史学资料都是清晰的，而越往近代推进，就更能真实反映那段历史。计算机史学能够以计算机打破人脑在分析史学时候的瓶颈与局限，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对数据的挖掘更彻底，能够从层层数据背后去寻找问题所在，并分析问题背后的某些关联。计算机史学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大数据的产生更强化了计算机史学的地位。对于史学家来说，采用数据库这样的新方法可能并不容易但又似乎是必须采用的。巴勒克拉夫认为历史学者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对新方法的使用不那么容易接受，但他同时也警告历史学者们，如果历史学研究的材料和方法不能不断更新，历史研究如果仅能生产一些“老牌传统产品”，那么学科的前途就很堪忧[6]。笔者很认同这种看法，只有综合利用社会统计学、跨时段历史分析等多种方法，才能将数量庞大、内容繁杂、信息零碎、看似无从下手的材料变成难得的宝贵的可研究对象，从而发掘出大量的“新历史”[7]。这类整合能够帮助史学界对相应的信息加以判别，运用计算机以及当今各种载体，综合这些媒介的优势，形成叠加效应，能够全面促进相关问题的研究。任何时代的学术，都离不开新的发现，而新发现是以新材料为依托、以新方法为手段的。

总之，大数据为史学研究搭建了一个平台，有了这个平台，史学界就能够以全新的研究方法展开史学研究。

参考文献：

〔1〕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2〕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14.

〔3〕夏明方.大数据与生态史：中国灾害史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J].清史研究，2015，（02）：67-82.

〔4〕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A].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503—504.

〔5〕马建强.计算历史学：大数据时代的历史研究[J].学术论坛，2015，（12）：24-26.

〔6〕梁晨，李中清.大数据、新史实与理论演进——以学籍卡材料的史料价值与研究方法为中心的讨论[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9（05）：104-178.

（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