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肖

英国天气之阴冷独具一格，故而绅士风度成之有其先天条件，谦然、款款然，换了角度看，又与保守、拘谨结伴而行。投射于文学，也多是朔风暴雪、阴霾寒雾在纸上与自然作等量齐观。所幸的是，英国文学虽冷，却凭了几位文学家得以于米字旗、工业革命和坚船利炮外使英国一直光华昭彰。

“一个莎士比亚足可使英国永远亡不了国”，这是向前看；而一个托马斯·哈代使英国文学拥有了真正的未来，这又是向后看。莎士比亚是古典的巅峰，哈代是现代的起步，两个伟大的支点撑起了英国文学不败的图景，这恐怕是英国人自己也不曾料想到的。

对于哈代，小说家的哈代，我不想吝啬称颂之词，尽管他那副谨小慎微的小官僚模样与伟大的文学似乎并无瓜葛。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英国人素来不及法国人潇洒，亦非胆汁质过剩的俄国人，他们的文学小心翼翼轻拿轻放，笑声是隐隐的，泪影也只能淡淡的，声响稍大些，就会吵扰了绅士淑女们闲雅的心境。只有这个秃顶老头，一门心思营构凄凉的社会画面，屡屡以失败和死亡戳破人生的表象，显得非常不应景。但遍览同时代的英国文学，读罢也就过去，唯独哈代的七部“荒原小说”，退远了看，是闪耀寒空的孤星；近而视之，是嶙峋的怪石，叫人对之愀然若有所负。抨击在所难免，一场暴风骤雨几乎将哈代吞没，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哈代在讨伐声浪中竟然罢写小说而转行诗歌了，从此息事宁人，终老于缪斯怀抱。小说家有小说可写时煎熬不堪，无小说写时却一天天安然活着，这是小说的错，还是英国本无桀傲者存活的土壤，一触及“极端”，便自行隐去？至今人们惯于闲谈哈代不为世之所容，其实他是无意参与人间战争。他只说了一句：“呼唤者与被呼唤者很少互相答应。”此语道出多少悲伤，说破多少人间惨史。

这样算是水落石出了：诗人的哈代平常，小说家的哈代伟大。

地处英格兰西南部，爱斯顿荒原历来不是柔媚艳丽之地，威塞克斯古国之余威早已演变成一种风光，简洁中见其郑重，淳朴中见其宏伟。这个哈代小说的原型地，举目望不尽苍郁灌莽和荒山旷野，抬头一样凄迷苍茫，灰白的浮云遮断了青天，帐篷一般，将荒原牢牢笼住。这万古如斯的宿命的网，纵然沉睡，也比现代文明更具摧毁人的力量，它的荒芜恰恰证明正视人的生存问题是一桩更接近宇宙本质的事。自然与命运对照，想想有些荒谬，再想想又颇协调。所谓荒谬与协调，终归是主客体暗中距离的精神感知，弃而不顾有其理由，欲顾无术也能敷衍一二，冥契无间则是与灵对话——那是大自然的粗犷无华上升到了卓越处，乃与人心相呼应。然而，试图揭示自然弄人的神秘底相是件微而不妙的事，常人始料不及，便只有轻之鄙之。转视哈代引以动衷的向度扩张，皆直指爱斯顿荒原与人的息息相生相克，其能证明“荒原之隐”，已非“预见”，而是“定见”。换言之，人格化的自然，才与人同在，何况绾连的是荒原上迂回行过的为命运而生而死的普通男女。

普通人的生活，哈代乐于落墨的一而二、二而三的主题，自菲尔丁开创以来，已然是英国小说的传统。“强化表现事物的力度，以便使其内涵清晰可见。”谁来强化呢？现实主义者所标榜的“内涵”原本不成其为哈代的“专利”，一旦沦为某种主观偏好的粉饰对象，它才被反证为“本质”。而粉饰者，专以愚人愚己为能事，久而久之，也就模糊了繁荣和凄惨的泾渭分别，丧失了判断生活本相的意识。其结果之一就是，执意于描述普通生活的哈代被贴上了“魔鬼一派”的标签，甚至无法见容于他的妻子。这就不难理解，当哈代瞄准荒原上的生存困境和心理创痛时，一向气定神闲的英国人为何如此惴惴不安了。

“如果你深入喧闹的生活喜剧，就会看到悲剧。而反过来说，如果你对悲剧的深层问题视而不见，就会发现闹剧。”哈代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说这话是有深意的。如同三复斯言等同于梦呓，喜剧和悲剧，看似两回事，而在一片叫骂声中，又不过是一回事——唯闹剧而已。顾彼维多利亚时代，貌似繁荣，实则只剩脆弱的神经，举凡“严酷”，皆以为是道德沦丧和对宗教的大不敬而出之。痛苦的呻吟、忧伤的绝望和凄凉的命运，都属步步摧毁“美好生活”范畴，只有以“异端”等而视之。故而，那些挣扎着实现自身价值的人，到了不觉其挣扎时，也就行将毁灭。美丽的苔丝姑娘一步步遭受诸神的戏弄，无法逃离那一小片泥潭；试图突围的裘德和淑，其失败也是令人扼腕相叹的；别忘了之前还有屡屡失陷于偶然而痛不欲生的享察德，以及“朝秦暮楚”的游苔莎。设想命运绽放温情的笑容，那是徒劳，诸律轮回的刀锋总是轻轻划过，甚至不见血光。传统和现实在噬杀了命运后，便异化为另一种命运，并显得面目堂堂言之凿凿，让人以为传统的运行和现实的消长仅是诸律之一律，乃自然而然的事。

悲剧，无疑使文学更具震撼力。这个罗曼蒂克的观点，曾使无数西方哲人文豪为之欲生欲死，盖以悲为美，俯首听令于一种酷烈的意志。亚里士多德之论悲剧博其宏大壮美，尼采则重“快感”，以“形而上的慰藉”炫耀个体的痛苦与毁灭，像是端着掺入血液的酒杯，欣赏血丝一缕缕绽开。哈代一以贯之的悲剧命题则是“有价值的事物受到不可逃避的环境的扼杀”。这个“哈代模式”，实证在纸上荒原，就是环境与性格互为作用。人每每以“非常”对抗一种“反常”，另一种“反常”便接踵而来，一路的颠沛坎坷挣扎沉浮，直至步入深渊。

克林·姚伯的摆脱繁华回归荒原与游苔莎的向往繁华脱离荒原，本身就是无解的冲突。以社会背叛者面目出现的淑，经不住环境的重压背离了自我，也把自己引向了悲剧。苔丝自失身于亚雷·德伯起，就无法掌控走向深渊的命运……爱斯顿荒原上发生的一幕幕悲剧就是一座座迷宫，苦了迷失其间的人们，也苦了百般煎熬的读者。读者尚可临门却步或中途抽身，荒原上的男男女女却只能受控于巨大的引力，运行着相似的命运轨迹：起于美好愿望—困于严酷的囚笼—出则又返—一线希望复燃—希望熄灭—悲惨而死。有人将此论作“居心叵测的神或上帝造成的”，那是依附于普遍调门的滥俗说法。所谓“上帝”、“命运”不过是艺术表现的手段，非悲剧之功之过；哈代悲剧的成因始终是人与荒原相缠斗相绞杀，若非要说“命运”，那也是无所不在的人类演进和人类设置的双重关系。归根结底也还是一个“人”字。“不论世道本身是善还是恶，有一点很清楚，人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糟糕。”哈代再三感叹没人懂得这个难以言喻的谛旨，有置身空谷之感。事实上，人们先是大惊小怪，而后在将信将疑中将其遗忘，仿佛以色列先知在坛上振振其词，而台下的听众一边低头一边狡黠地笑着……

更迷乱的是，关于哈代的悲剧和悲观主义之争沸沸扬扬，于百年之后的今日而言，仍然不可解。哈代认为，悲剧作家的能事在于唤起“同情”，而非单纯“揭示”，一出“仁爱”的悲剧，该是彰显悲剧人物“寻求自我实现中表现出的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同情心是悲剧创作的情感所依，徒以“揭示”为手段，那是泛泛不求其解。“所谓的悲观主义，实际上只是在探索现实中提出的‘疑问，而这正是精神改善，也是实际生活改善的第一步。”哈代无疑是辛苦的，屡屡欲在悲剧和悲观主义之间辨出明析，又屡屡被密集的语言枪弹淹没。先行的文学与世界势难和睦，这世界又从不谦让，文学还是留住一份自己的隐秘为好，人亦然之。有隐秘，才会有世界。

英国文学的“现代观念”怎么会是由哈代来启示呢？这个陌生的观念经哈代显露时，便大胆突兀得使评论家们惊愕不已，其后的痛加鞭挞，反倒助使哈代完成其支点意义。倒是不少追踪者，因缘于哈代式的理念气质，也个个在文学上造就了自己的风范。由此想及文学有如谜语，谜底无论如何不会先于谜面，又或每个时代在众说纷纭后，也总是以几个人或符号作为结束。哈代就不必为自己的顾左右而难以措辞苦恼了，他笔下有的是在荒原的凄风苦雨里倥偬了百年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