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然

第一次知道孟京辉，就是从他导演了达里奥·福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以下简称《无政府》）开始，估计和我一样的人也为数不少。那还是看VCD的时代，没机会进剧场的我们，第一次知道“原来戏还可以这样排啊”。可以说，对戏剧最初的兴趣，也是从看了孟导作品之后的惊讶和兴奋中生长出来的。

时隔多年，孟京辉又一次排演了达里奥·福的作品《他有两把左轮手枪和黑白相间的眼睛》。其实看英文原名，He Had Two Pistols with White and Black Eyes。似乎应该翻成“他有两把长着黑白眼珠的手枪”。不知道这一版为啥叫左轮手枪，以及眼睛究竟是他的，还是手枪的？不过这些无聊的小问题都放在一边，能够看到孟京辉和达里奥·福的组合，还是足以吊起观众的兴致。看戏的那天“魔都”偏逢大雨，而剧场里却也坐得满满当当，可见大家的热情。

故事内容就不赘述了，两个长相一模一样的人，一好一坏；坏人为了逃避警察的追捕，设计枪杀好人替自己顶罪，还就此成立了犯罪组织公会云云。全剧都是年轻演员担纲，京范儿十足，颇为卖力。孟京辉的风格依然鲜明而强烈：载歌载舞、即兴表演、怪诞夸张的表情、黄色笑话、无实物、摇滚乐……当然还有形式感极强的舞美：台上一圈铁床，金属感的线条，巨大的时钟，以及在他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不知道在播放什么的电视机，一起勾勒出一个癫狂而阴沉的世界……整场戏感官刺激不断，扰动着观众的神经，如乱花迷眼，应接不暇。

与原作相比，照例是改写和增删了不少内容，至少开场的段落便绝不是原作的台词。插嘴说一下改编这个事情，当年看了孟京辉的《无政府》，兴奋之余去翻看原作剧本，却发现几乎被黄纪苏改成了另外一个戏。当然，只要是改编，那么究竟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永远是创作者语焉不详而接受者百思不解的纠结话题。至少就孟京辉而言，原作真的只是一锅米，烧成什么饭都是他说了算。

然而，这恰是孟京辉对达里奥·福的真正继承。达里奥·福的戏本身就延续了意大利喜剧的传统，大量的即兴创作，使用民间说唱和俚语，深深植根于传统戏剧的土壤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要完全原汁原味地搬演他老人家的戏是不可能的——就好比把相声或者二人转翻成英文再送出国演出，效果会怎么样呢？而孟京辉对文本的改写，创造性地引入各种接地气的元素，恰恰在精神上传达了达里奥·福的精髓。大量本土的段子、波普化的当代文化元素，光怪陆离却又紧贴现实，密切联系当下中国的文化场景，别有一番滋味。

也就是这样极致的形式感，常常让评论者无从置喙。说起孟京辉的戏，从来爱恨都是两极，要么认可要么讨厌，中庸道路几乎不存在。且不论各自的标准和好恶如何，窃以为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一个导演能够这么多年始终充满激情与创造力地投入创作，新点子新办法新作品层出不穷，这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其实达里奥·福也是此类打了鸡血的剧坛常青树的代表，或许这也是孟京辉始终青睐这个老人家的原因。要讨论达里奥·福作品的特点，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已经做了很好的概括：他在贬斥权威并维护受压迫者尊严的喜剧创作中继承了中世纪丑角的精神。达里奥·福一直将戏剧作为武器，挑战当时黑暗而又无能的意大利政府与权贵。他的作品立足现实，反映当时世人关心的话题，只要有重大新闻就马上用戏剧的形式加以呈现和讨论，《无政府》就是典型；并且，为了达到嘲讽和鞭挞的效果，他将独特的喜剧表现方式发挥到极致，拒绝现实主义束缚，形成特有的风格。

《他有两把左轮手枪和黑白相间的眼睛》创作于1960年，在达里奥·福的作品年表中属于中期，也是他自己后来努力要颠覆的一个阶段。当他发现，对资产阶级与黑暗政治统治的嘲讽，反而为他赢得了观众和票房，成为了中产阶级娱乐和猎奇的对象，这使他后来走向了更为激进的道路，终于成就了他日后的声名。譬如多个国家政府禁演他的戏，美国甚至禁止他入境。

而我的感慨是，在当下的中国上演达里奥·福的作品，其指涉和效果又会如何呢？《他有两把左轮手枪和黑白相间的眼睛》讨论了颠倒黑白，官匪一家，展现了人性之丑恶与权力之肮脏。这本来是一声充满批判味道的呐喊，可是在今天的剧场里，无论孟导用如何怪诞和戏谑的方式表达出来，最终的结果似乎只是让观众们“惊艳”或者“懵逼”而已。原作本想达到的诉求与效果，究竟落在何处？曾经满怀理想、饱含诉求的投枪与匕首，在今天重新祭出，就算擦得再锃光瓦亮再锋芒毕露，或许增加的只是朋友圈的几个点赞。

同样的话题，也是今天的孟京辉们的问题。在商业逻辑和市场环境面前，戏剧，乃至其他的文艺创作形式，究竟在担当怎样的身份和角色。曾经孟京辉高扬的是“先锋”的旗帜，而我们知道，所谓先锋总是通过颠覆传统来表达或政治或美学的叛逆诉求。倒退二十年，似乎我们还能体悟到那样的澎湃力量；而在今天，“先锋”或许只是某个厂牌的logo，附加上一个价格的标签罢了。

又想起当年脍炙人口的孟版《无政府》的开场顺口溜：达里奥·福他放了一个屁，崩到了莫斯科，来到了意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