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记载都丢失了”

中共“一大”之后30年，费尽周折，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找到了“一大”会址，恢复了当年的原貌。

然而，会址只是表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什么地方召开，会议的内核——“一大”文件——却不知所终。

健在的“一大”代表们都记得，“一大”曾通过一个纲领和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显然，这是中国共产党极端珍贵、重要的历史文献。寻找这两篇历史文献，其意义绝不亚于寻找中共“一大”会址。

遗憾的是，这两篇文献当时只有手抄稿，并没有正式发表过。在那样动荡的岁月，几份手稿能够保存下来吗？沧海横流，何处寻觅？

早在1937年——中共“一大”召开后的第16个年头——美国女作家尼姆·韦尔斯在访问陕甘宁边区时，便向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问起了“一大”文献的下落。

在尼姆·韦尔斯所著的 《中国共产党人》 一书第一卷 《红尘》 中，记述了董必武的回忆：

原来陈独秀要参加会议并确定为这次会议的主席。但是，那时他必须在广东，于是张国焘代替他。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

是的，是“都丢失了！”“一份也没有了！”

一年又一年流逝，中共“一大”文件杳无音讯，遍找无着……

三十九年后，美国，尘封的故纸堆中

完全出乎意料的事，发生在大洋彼岸——万里之遥的美国纽约。

1960年，坐落在纽约的美国排名第七位的哥伦比亚大学里，一位名叫韦慕庭（C.Martin Wilbur，按照音译，应译为C.马丁·维尔巴，而他却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式名字“韦慕庭”）的美国人处于极度兴奋和极度忙碌之中。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史教授，曾和华裔美国学者夏连荫 （Julie Lien—Ying How） 编过 《关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在华苏联顾问文件，1918—1927年》 一书，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颇有研究。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霍华德·林顿先生告诉他一个消息，使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哥伦比亚图书馆最近在整理资料时，从尘封已久的故纸堆里，发现一篇1924年1月该校一名学生的硕士论文。论文是用英文打字机打印的，作者署名为“Chen—Kungpo”，而论文的题目令人注意——“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在1924年1月，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怎么会写出这么一篇硕士论文？

“Chen—Kungpo”这名字，跟“陈公博”同音。稍知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此人乃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在汪伪政府中担任过“立法院院长”“上海市市长”等要职。在汪精卫死后，他取而代之，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此人怎么可能写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的论文？

也许是与“陈公博”同音的“陈恭伯”或者“陈功柏”吧？

韦慕庭教授赶紧调阅学校的微型胶卷档案。从《注册登记簿》第3卷，即“1912—1926年毕业生登记簿”上，查到了“Chen—Kungpo”其人。此人共有三次注册记录：

第一次，1923年2月28日注册，他填写的生日是“1891年8月28日”，“生于广州”。

第二次，1923年9月27日注册，他填写生日为“1891年9月29日”。

第三次，1924年9月注册，生日只写“1892年”。

真是个道地的怪人，他的生日怎么在不断“变化”着，每一回都不一样？

韦慕庭随后查阅了日本1941年出版的 《日本名人录，附满洲国及中国名人》，查到陈公博的信息为：生于1890 年，广东南海人。这表明陈公博很可能就是那位“Chen—Kungpo”。

他的生日不断“变化”，是因为他大约不会把中国阴历换算为公历。他的生日可能是阴历8月28日，头一回写的是阴历。第二回则换算成公历而又少算1日——应是9月30日。第三回也许是笔误，也许又一次算错，写成“1892年”。

至于把出生地写成“广州”，是因为广东南海的名声太小，美国人不熟悉，干脆写成“广州”。

那么，陈公博怎么会写起 《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呢？

韦慕庭在仔仔细细读毕 《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之后，认为这篇论文倘若不掺杂着虚假的话，将是一个重大发现：此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极为难得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历史文献——写于中共“一大”之后的第三年。

此文的重要性还不在论文本身，而在于它的附录。附录全文收入了6篇文献：

附录一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 （1921年）；

附录二 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 （1921年）；

附录三 中国共产党宣言（1922年7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附录四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 （1922年）；

附录五 中国共产党章程 （1922年）；

附录六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1923年）。

在这6篇附录中，附录一、二、四、五是散失多年，连中国共产党自己也未曾找到的重要历史文献！

作为历史学家，韦慕庭搁下了手头的工作，全力以赴来考证这篇1924年的硕士论文。

他把论文交给了多年的合作者夏连荫女士，请她对论文本身进行初步评价，他自己则集中力量考证那个陈公博。

他拜晤了纽约市立大学的唐德刚博士。几年前，唐博士曾一次次访问当时侨居美国的胡适博士，为胡适录音，写作 《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熟知中国的情况，何况胡适当年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哲学系，1915年至1917年）。胡适参加过 《新青年》 编辑工作，后来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甚至与蒋介石竞选过“总统”。

唐德刚迅速地向韦慕庭提供了许多关于陈公博的背景材料。唐德刚还阅读了那篇论文，对文中一些疑难之处作了解释。他从纳撒尼尔·B·塞耶先生那里得到了日文的关于陈公博的材料。他从中得知，陈公博写过一本回忆录 《寒风集》，其中谈及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陈公博当年也是中共“一大”代表！

韦慕庭千方百计寻觅《寒风集》。虽然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洛氏大楼顶层收藏有许多中文书籍，但是却没有 《寒风集》。他求助于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也找不到这本书。当得知堪萨斯大学正在跟住在香港的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联系出版回忆录时，韦慕庭给张国焘写了信，问他有没有《寒风集》。张国焘跟陈公博一样，参加过中共“一大”，是中共早期重要的活动家之一。后来，张国焘成了中共的叛徒，不得不在1949年冬躲到香港栖身。他给韦慕庭寄去了 《寒风集》。

韦慕庭以急切的心情，赶紧打开1944年10月由上海申报社所印的 《寒风集》。此书分为甲篇、乙篇两部分。甲篇是陈公博写的自传性回忆文章：《少年时代的回忆》 （写于1935年）、《我的生平一角》 （写于1933年）、《军中琐记》 （关于1926年北伐的，写于1936年）、《我与共产党》 （写于1943年）、《改组派史实》 （写于1944年）、《补记丁未一件事》 （写于1944年）；乙篇则是陈公博的文学作品，收入《我的诗》 《偏见》 《了解》 《贫贱交与富贵交》 《不可为的官》 《上海的市长》 《海异》等篇目。

韦慕庭的目光，停留在甲篇第191页起的 《我与共产党》 一文。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Chen—Kungpo”即陈公博。

在这篇文章的前言中，陈公博写道：

这篇文章我本来决定要写的，但我同时希望藏之书橱，待身后才发表。我不是想自己守秘密，我曾参加过共产党，并且是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是公开的事实，就是日本出版的《中国共产党》 也有这样的记载……

陈公博既然是中共“一大”代表，那么，他在1924年写出 《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也就合情合理了。在 《我与共产党》 一文中，陈公博详细记述了他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写及“一连四日都在李汉俊的贝勒路家内开会”。

陈公博还谈及，中共“一大”曾就纲领和决议案进行激烈的争论：“应否发出，授权新任的书记决定。我回广东之后，向仲甫（陈独秀）先生……痛陈利害，才决定不发。”这清楚表明，中共“一大”的纲领和决议案是由陈公博带到广州去的，他当然有可能抄了一份留在自己手头。另外，陈独秀“决定不发”，使中共“一大”文献没有发表，于是陈公博所抄录的那份就成了留存于世的唯一手稿——正因为这样，此后多年找不到中共“一大”文献。

在《我与共产党》 一文中，陈公博还写及他自己“在民国十二年2月12日随美国总统号赴美”。他说：

抵纽约之后，我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学院（似应为“文学院”——编者注），那时我又由哲学而改研究经济……

我抵美之后，接植棠（即谭植棠，北京大学毕业生，1920年曾与陈公博一起在广州办 《广东群报》，1921年初在广州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后来曾任中共粤区委员。——编者注） 一封信，说上海的共产党决定我留党察看，因为我不听党的命令，党叫我到上海我不去，党叫我去苏俄我又不去。我不觉好笑起来，我既不留党，他们偏要我留党察看。反正我已和他们绝缘，不管怎样，且自由他。但我和共产党绝缘是一件事，而研究马克斯又是一件事，我既研究经济，应该彻头彻尾看马克斯的著述。我一口气在芝加哥定了马克斯全部著述，他自己著的 《资本论》 和其他小册子，甚而至他和恩格斯合著的书籍都买了……

陈公博在1923年2月12日从日本横滨赴美，而哥伦比亚大学档案表明他在2月28日注册，完全吻合。

陈公博在美国研读马克思著作，而且“倏忽三年，大学算是名义上研究完毕了，硕士学位已考过”。这也与那篇硕士论文的写作相吻合。

韦慕庭越来越意识到那篇在哥伦比亚大学“沉没”多年的硕士论文的重要性——当然，这也难怪，在1924年那样的年月，美国的教授们谁会注意一个20多岁的中国学生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文呢？

韦慕庭着手详细考证论文。他的书桌上堆满了关于中共党史的参考书：埃德加·斯诺的 《西行漫记》，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合著的 《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 （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陈公博的 《中国历史上的革命》 （上海复旦书店1928年版），萧旭东（萧瑜）的 《毛泽东和我都是穷人》 （锡拉丘兹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许华茨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兴起》 （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沈云龙的 《中国共产党之来源》 （台北，1959年版），汤良礼的 《中国革命内幕史》 （伦敦，乔治·拉特利奇—森斯有限公司1930年版）等等。

通过何廉教授的介绍，韦慕庭访问了陈公博在美国的一位家庭成员，得知了关于陈公博更加详尽的身世。

韦慕庭着手写作论文。他的论文，作为陈公博 《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的序言。

由于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赞助，1960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一书，收入韦慕庭的序言和陈公博36年前的论文。

韦慕庭在序言中指出：

直到现在，人们还不知道保存有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所产生的文件；董必武认为所有的文件都已丧失。而附录一和附录二就是——我认为，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的文件……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献终于在大洋彼岸被发现，陈公博沉寂了36年的论文终于大白于天下。

不过，陈公博的论文是用英文写的，因此美国所发现的是中共“一大”文件的英文稿。

这些新发现的中共“一大”文件，其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 英文稿在第10条和第12条之间，竟缺了第11条！

韦慕庭只能作如下推测：陈公博的稿本无第11条，可能是他打印新的一页时遗漏了，或在第10条以后排错了序号。

一本文言文线装书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

不论怎么说，美国韦慕庭教授的发现和研究，对中共党史研究作出了贡献。

不过，当1960年哥伦比亚大学印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之后，在美国除了几位研究中国史的专家有点兴趣之外，并没有多少人注意这本书。

当时，中美处于严重对立状态，两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韦慕庭的论文被浩渺的大洋阻隔，大洋此岸，并不知道中共“一大”文献在美国被找到的消息。

而中国的中共党史专家们，也在寻觅着中共“一大”文献……

1950年，国内的中共党史专家发现了一篇苏联人葛萨廖夫写的名为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的文章。此文的写作时间，比陈公博的硕士论文晚不了多少时间。葛萨廖夫当时在中国，跟第三国际来华代表有过接触。这篇文章，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这么一篇历史文献，竟是从一部蓝色封皮、线装的书中发现的。那部书的书名颇为惊人：《苏联阴谋文证汇编》！

这是一部用文言文写的书，没有标明什么出版社出版。

经过查证，此书“来历不凡”。

1927年4月6日清晨，奉系军阀张作霖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突然包围、袭击了苏联驻华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抓走了在苏联大使馆西院的中共领袖李大钊。他们还搜查了苏联大使馆，非法搜去许多文件，其中便有葛萨廖夫用俄文写的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一文。

张作霖下令把搜到的文件译成中文 （文言文），编成一本书——《苏联阴谋文证汇编》。

这本印数很少的线装奇书，在解放后被找到一套。于是，那篇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也就得以重见天日。

葛萨廖夫的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详细记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经过，提到了中共“一大”讨论第一个纲领的情况，谈及了关于纲领的激烈争论——可惜，没有收入第一个纲领的原文。不过，发现葛萨廖夫的文章，毕竟使人们对中共“一大”的纲领有了一些侧面的了解。

重大的进展，是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前往莫斯科，与苏共交涉，要求把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交还中共。

苏共经过仔细研究，答应交还一部分。

于是，从莫斯科运回了几箱档案。

中共党史专家细细检视这批档案，居然从中找到了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

不言而喻，中共“一大”召开之际，第三国际派代表出席会议，把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带回了苏联，保存在共产国际的档案库里。

查遍几箱档案，没有发现中共“一大”文件的中文原件。于是，俄译稿被还原译成中文。在当时，中共“一大”的文件属党内重要机密。还原翻译的中文稿经过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再三斟酌，刊载于内部机密刊物 《党史资料汇报》 第6号、第10号上。

为了鉴定从苏联运回的这些文件是否可靠，还原翻译的中文是否准确，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办公室在1959年8月5日，派陈铭康和李玲把文件送到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那里，请这位亲历者作鉴定。

整整一个月之后，1959年9月5日，董必武写下了亲笔复函：

我看了你们送来的《党史资料汇报》第6、第10号所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但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没有载明时间，其他两个文件上载明的时间是1921年，也就是“一大”开会的那一年，可说是关于我党“一大”文字记载最早的一份材料……

董必武认可了这一批中共“一大”文件。

因此，在美国教授韦慕庭发现陈公博的论文之前，中共已经发现了“一大”文件俄文稿。美国教授声称自己是中共“一大”文献的第一个发现者——这也难怪，因为中共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过发现“一大”文件俄文稿的消息。

严格地说，美国韦慕庭教授是中共“一大”文献英文稿的第一个发现者和鉴定者。

不过，韦慕庭教授的发现过了12年之久，才传到大洋此岸来……

五十一年后，北京图书馆藏日文旧杂志的一条注释

那是1972年，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部的李俊臣，结束了“五七干校”的劳动，回到了城里。

自从文革开始以来，他已好多年没有机会查看外国文献了。回到北京之后，他才有机会到北京图书馆翻阅资料。

前些年日本出版的 《东洋文化》 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李俊臣的注意。

这位31岁的壮实男人，从18岁起便在革命博物馆当解说员。喜欢钻研学问的他，渐渐对中共党史产生兴趣，并着手研究。他看到 《东洋文化》刊载藤田正典教授的论文 《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全大会、二全大会、三全大会文件的研究》，聚精会神地读了起来。尽管他不懂日文，感谢“老天爷”，日文中有一大半汉字，使他能大致猜出文章的意思。比如，“一全大会”显然也就是“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不光看正文，而且连文末的注释也不放过。从一条注释中，他得知重要信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陈公博的 《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一书！他求助于友人周一峰，希望把藤田正典的论文译成中文。

周一峰何许人也？周作人之子！他日语纯熟，而且当时正在北京图书馆里工作，是最合适不过的翻译。然而，一向小心谨慎的周一峰一听要翻译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论文，而且又涉及什么陈公博——当年周作人曾与陈公博一样都当过汉奸，他理所当然地推辞了，要李俊臣“另请高明”。

李俊臣看出他的顾虑，赶紧说道：“你来讲，我来记，出什么问题我负责。”

好不容易，周一峰答应了。

当藤田正典的论文译成中文，李俊臣也就知道了美国韦慕庭教授在12年前的研究成果。

李俊臣赶紧查找韦慕庭在12年前编的那本书。

一查，北京图书馆里居然有这本书！就像当年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冷置”了多年一样，这本英文版 《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也在北京图书馆“冷置”了多年，无人注意。

于是，韦慕庭的序言及陈公博的论文，被译成了中文。

跟俄文版还原翻译的中文稿一对照，两种版本的中共“一大”文件只在翻译字句上稍有不同，意思完全一致！

这清楚表明，英文稿、俄文稿在当时是根据同一中文原稿翻译的。

最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 英文稿缺了第11条，而俄文稿同样缺了第11条——这更表明两种外文稿源于同一中文稿！

当然，那中文原稿中为什么会缺了第11条，则成了历史之谜：或许是起草者把第11条误编为第12条，只是漏了一个号码，原件内容无遗漏；或许是手稿中漏写第11条，也可能是第11条引起很大的争议，付诸大会表决时被删去……这个历史之谜，要待有朝一日发现中共“一大”文件中文原稿时，才能判定。

经过在历史的雪泥鸿爪中苦苦追索，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那次极其秘密、只有十几个人参加而又极其重要的会议——中共“一大”——这才渐渐“显影”，被时光淹没的历史真相慢慢变得清晰起来。

（选自《红色的起点》/叶永烈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华夏出版社/ 2015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