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

“监管侧”不能失位，“市场侧”亦应有更好作为，最终通过“收益侧”的显著成效，托举起粮食安全

据报道，在国家实施“最严耕地保护制度”的情况下，仍有一些地方违法占用耕地，屡禁难止。媒体调查发现，有企业承包耕地后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种植经济林，国土资源部门下达过限期整改通知书，然而时隔6年，企业仍没有恢复这些耕地的用途。（见本期《耕地上种树为何6年整改不了》一文）

如果说粮食安全是一座楼宇，耕地无疑就是下面的地基。地基不牢，高楼难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明确指示，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关系十几亿人吃饭大事，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然而现实中，耕地保护在落实层面却往往变成纸上谈兵，一些地方采取“文件式”执法或是以罚代管，客观上纵容了违法占用耕地问题的滋生。耕地保护困境，表面上看是一个执法监管问题，从更深层次看，耕地收益下降、种粮积极性不高则是主要原因。当种粮收益不如种树收益高时，耕地种树便成为一种经济上“合算”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耕地保护执法难免出力不讨好。

近年来，“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提种地”的“谁来种地”问题，频频引起热议。年轻人嫌弃种地条件苦、不体面，一旦遇上旱涝病虫害，“种田还要倒赔钱”。耕地被擅自改变功能，同年轻人不愿种地，“病根”某种程度上都在于种粮收益太低。一亩水稻能产多少粮，一斤玉米能卖几块钱，化肥、农药、种子花费多少钱，这些琐碎的农民账本，另一头牵动着的，正是国家的粮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