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伟

【案例】

2014年5月22日，以“三疑三探”模式代表的涿鹿教改开始实施，而至2016年7月5日，经涿鹿县县委常委会议决定，全面停止“三疑三探”模式教改。这标志着为时两年之久的教改正式退出了涿鹿县教改的舞台。而7月12日该县教科局局长郝金伦的激情辞职演讲，又将此事件推向了舆论制高点。

当公众为这位怀有教育情怀的局长被迫辞职唏嘘叹惋的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深思，为何涿鹿县教改的“一腔热血”，却因学生家长的反对，而悲怆地“付诸东流”？

【析因】

改革方向正确，为何折戟而返

为时两年的涿鹿教改被迫终止，这既与教改推进过于急速、教改模式化、行政力量主导密切相关，更与盘根错节的中国教育体制息息相关。

原因一：“欲速不达”式的悲壮

涿鹿县教改推进过于急速，这是导致教改失败的首要原因。具体体现在时间跨度和覆盖范围两个方面：在时间跨度上，从2014年5月引入“三疑三探”模式，2014年9月开始全面推广，到2015年春季在全县各个中小学全面实施。从引入至全面实施，涿鹿县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而作为“三疑三探”模式发源地的河南西峡县却从2004年开始探索，直至2010年才全面启动，用了六年的时间。相比于河南西峡县的稳步推进，涿鹿县教改推进则显得过于仓促急速。

在教改覆盖范围方面，自2015年春季之后，涿鹿县高中、初中以及小学全部实施“三疑三探”模式，高中、初中和小学一起推进。这种在全县中小学“一刀切”的做法违背了一般做实验的常识。而西峡教改则是六年期间，先从小学和初中起步，而高中则是试点之后逐步推广。因此，可以说无论从时间跨度还是覆盖范围方面，涿鹿县教改的推进都显得过于仓促急速。

在当下的教育体制下，教改从来都不能一蹴而就。试想仅通过一时的教改而从根本上提高当地的教育水平，是困难重重的。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改本就是个敏感而繁复的概念，更需要多些耐心和韧性！

原因二：“拿来主义”式的借鉴

涿鹿县教改对“三疑三探”模式过于迷恋。在引入此种模式之后，涿鹿县未能灵活结合当地实际，因地制宜。涿鹿县优质生源流失严重，一流学生去衡水、石家庄，二流学生去张家口，剩下的学生才在涿鹿念书，可以说生源质量较差。然而“三疑三探”教改模式，却对学生素质特别是学习的自主性和理解能力等方面具有较高的要求。因此，在学生素质不能适应此种教学模式之时，就在全县中小学全面推进，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另一方面，因涿鹿县经济发展水平较差，师资力量较弱，教师大多数都是刚招的特岗老师，教师的流动性较大。而“三疑三探”教改模式，对教师知识涵养、教学方法等要求较高。教师不能胜任此种模式的改革，跟不上教改的步伐。因此出现了一些一线教师疲于应付的现象，甚至有些教师连课堂纪律都难保证。

教改包罗万象，而绝不能以一种模式或一地的改革成败作为唯一标准。在学习借鉴某种成功模式之时，理应结合当地实际，因地制宜灵活运用。而绝非生搬硬套，否则会出现水土不服现象，犯“拿来主义”的错误！

原因三：“个人英雄主义”式的演出

毋庸置疑，在涿鹿县这场自上而下的教改过程中，行政力量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科局作为各学校的业务主管单位，一直主导着教改的进程。而作为教科局原局长、党委书记的郝金伦更是推行此项新政的实际操刀手。然而仅依靠行政领导个人的推动，教改则不可避免的出现强制性，又不可避免的出现当孤军深入之时，粮草切断，援兵全无的局面。在学生、家长和一线教师以及教科局其他工作人员疑虑之时，教改仍在全校各高中、初中以及小学强制性的铺开。此外，为了使一线教师切实实施“三疑三探”教学模式，涿鹿县中小学教室全部安装摄像头，以此来确保教改的落地。这种依靠领导发布行政命令的推进方法，却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学生、家长以及一线教师的积极性，使他们不可避免的产生质疑、排斥和抵触的情绪，从而最终导致此次教改折戟！

涿鹿县教改，可以说是郝金伦个人英雄主义式的演出。然而怀有一腔热血的郝金伦，却不知，一个人推动不了一项重大的改革。在教改过程中如果仅仅依靠行政强制性手段推进，到头来只能换来“万丈豪情烟消云散，满腔热情坠落冰窖”的喟叹！

原因四：“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博弈

归根结底，涿鹿教改折戟的根本原因是教改未能与现行只看成绩的高考制度实现衔接和匹配。“三疑三探”可以说是素质教育的一种典型模式，其致力于激发学生创新能力和学习兴趣。然而这种充满理想主义的模式，却不能与现实情况下以分数论英雄的高考制度相匹配。在“分数决定命运”、“一棒子定乾坤”的高考大背景下，这种“讲课少、作业少、考试少、排名无”的教改模式，无疑为“中国式家长”平添了更多的焦虑甚至愤怒。在这种情绪的引导之下，涿鹿县上百名家长在县政府门前集体“散步”，以此反对教改的实施。更有家长甚至指出“保证孩子考上清华，就让孩子当试验品”，直接说出了诸多家长的心声。当理想主义的教改遇到以唯分数至上的现实主义之时，也不禁令人发出“理想太丰满，现实很骨感”的感慨！

当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进行博弈时，胜出的往往是现实一方！然而如何才能使得教改领域的理想主义转败为胜，当务之急则是深化高考制度改革，打破这种“唯分数至上，一考定终生”的传统理念！也许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走出“涿鹿教改”的困境。

【对策】

树人需百年，教改需耐心

无论是作为改革推手的郝金伦们还是殷切盼望学生成才的家长们，在教改方面都带有急功近利思想，想在短期内看到改革的成果。然而任何改革都带有一定的滞后性，教改更是如此。因此，更需要多一些耐心，多一份宽容。

在推行教改之时，作为主政者的郝金伦们应遵循“试点——试验——局部尝试——全面推行”这一成功经验。只有遵循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实施，才能实现理想的改革目标。西峡教改就是采取了这种方式，不同于涿鹿教改全面推进，西峡教改在六年期间，先从小学、初中起步推行“三疑三探”模式，之后在高中试点，最后在高中全面推行。而通过这种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教改，西峡县所取得的成绩打消了家长的疑虑，并获得理想的效果。

而作为学生家长，在教改的实施过程中，更需要多一些耐心。教改对学生思维的影响、学生价值观的塑造，如果仅用分数作为唯一的衡量指标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合理的。很多润物无声的教学理念对学生的影响也许并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对学生长远的发展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要想看到教改的真正成果，需要等这批学生长大成人后，从他们的综合素质、创新能力、工作能力上看出端倪。因此，在这些小苗尚未长成参天大树之时，为何不能多些耐心、多些宽容，让时间给予最客观公正的答案？

摸清地方实际，实施精准教改

在涿鹿县实施教改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主政者对“三疑三探”模式的迷恋。而正是这种盲目的生搬硬套，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改革的黯然收场。

相比而言，作为“三疑三探”模式发源地的西峡，起初也是学习江苏洋思中学的经验，但西峡县却没有全盘照搬洋思经验。而是结合本地教育水平，实施精准教改。通过一年多的时间在基层学校蹲点，与校长、教师和学生深度沟通交流，经过反复实验、总结、反思、修正，逐步探索出符合本地特色的教学模式——“三疑三探”。反观涿鹿县教改，没有考虑到本地学生生源质量和师资队伍水平，而全面启动教改，实属不明智之举。毕竟西峡县中学已经有一定的改革基础，学生经过中小学的学习，已经适应和掌握了此种模式，而在涿鹿县则完全没有。因此，涿鹿县在教改之时理应摸清地方实际，实施精准教改。

实施精准教改一定要立足于地方实际，同时又要兼具创新精神。实施精准教改既要确保教改对象精准，又要确保教改方法精准。教改对象精准是指在实施教改之前，要彻底摸清各学校学生生源情况、师资队伍配备情况等等。在此基础上，要综合评估各学校、各年级、各班级实施教改的可能性，又要明确教改过程中潜在的问题。同时，教改又要确保教改方法精准。此处的精准是指要赋予一线教师自主创新的权利，在既定的教学框架模式下，允许一线教师根据教学安排、课程难易度、学生掌握情况灵活选择。因此，只有在彻底摸清地方实际情况下，实施精准教改，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运用治理理念，共同参与教改

无论是南科大教改的争议或是涿鹿县教改的落幕，这些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先驱案例都表明：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从来都不是一所学校、一个人或一种模式所能推动的。而以强制性行政手段推进的教育改革也无法获得成功。教改领域更需要运用治理理念，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需要共识满满的合力。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教改的“洪荒之力”，取得出乎意料的成绩。

在教育治理现代化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当下，如何破解重重难关？唯一的出路则是运用现代化治理理念，深化教育领域改革。然而，教育治理现代化改革首先要明确政府、学校和社会的关系。只有政府、学校和社会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形成依法决策、执行和监督三足鼎立的局面，我国的教育事业才能良性发展。政府应转变全能型政府模式，转变“管”学校的思维，简政放权，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减少对学校教学、学术等事务的干预，构建“政府管教育、学校办教育、社会评教育”的教育发展新格局。

其次，在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改革进程中，要转变强制性行政手段推进教改的做法，要综合运用法律、经济、管理等多种方法。让学校在充分享有自主办学权利的同时，引入由政府、学校、家长和社会等主体形成的多元教育质量评估体系，让学生、家长和社会充分享有知情权和参与权，从而才能确保教改工作顺利推进与实施。

因此，只有政府、学校和社会凝聚合力共同参与，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民主监督，才能将教改的“大厦”稳固建立起来。

深化高考制度改革，

走出“涿鹿教改”困境

涿鹿县教改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不能与现行高考制度匹配。唯分数论的高考制度正是当下教改失败的症结所在。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的提出，为高考招生指明了方向，打破了“唯分数论”的困境。在中央顶层设计的指引下，2016年以中山大学为首的广东省7所大学开始开展综合评价招生录取模式改革试点工作。高校综合评价录取模式，按6∶3∶1的模式进行，即高考成绩占综合成绩的60%，高校综合素质测试成绩占30%，高中阶段的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占10%。最后按三者形成的综合成绩择优录取。这一试点工作标志着打破高考录取唯分数论时代的到来。

同样高考制度改革也要解决“一棒子定乾坤”的难题。这个难题在国外得到了较好的解决。美国的高考考试是“学业能力评估考试（SAT）”，SAT考试每年举行7次。同样日本的高考也不是一锤定音，在每年一月都有全国统一考试。而从二月中旬至三月底，各校再根据自己的情况，举行第二次专门考试。在巴西和墨西哥则没有全国统一高考，而都是由各高校自行决定。相比较我国的高考制度，国外高考制度则为学生提供了多次机会，也弥补了“一考定终生”的不足。这也值得我国高考制度改革借鉴学习。

因此唯有深化高考制度改革，破解“唯分数论”和“一考定终生”的难题，才能真正走出涿鹿教改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