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新强

摘要：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主要有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执两用中、忧患意识、刚健有为等，它们是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有着强烈的趋善求治的价值目标。天人合一的精神激发出“究天人之际”的治学传统；“和合”“用中”“尚同”的精神，培育了中华民族追求和谐统一观念，滋养了崇尚中道、不走极端的平和心境；“夕惕若厉”的忧患意识，使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这些人文精神经过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而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思维和价值追求，塑造了中国文化博大、精进、务实的精神风貌。

关键词：传统文化 人文精神 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其核心是以“和谐”、“尚中”等为代表的人文精神。“人文”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彖传》：“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万事万物都有其运行规律，观察自然的表征可以知道天时的变化；根据人们的表现，可以了解社会风俗，知道了这些就能知道如何使社会趋于良善。“人文”依“天文”而立，是以礼乐教化为基础的人伦有序的文明社会，在人文体系中人是最灵最尊贵的，《尚书·泰誓》中说：“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由此，人在天地万物间的主体地位便被确立，以人为主体的人文精神不断散发开来并不断得以丰富。

一、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它与上古时期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有关。天人合一的思想产生很早，《尚书·大禹谟》云：“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表达了上天对具有广远、圣明之德的帝尧的认可与顾念，这肯定了天、人之间的关系。《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老庄自然无为的思想并非消极、因循，而是因势利导，“循理”“因资”举事例行。《易传·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人与自然要互相谐调，在自然变化之前加以引导，在遵循自然的同时发挥人的主体性。两宋时期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认为人和自然都必须遵循阴阳二气“聚散相荡，升降相求”的自然规律，而把“天人合一”看作人生的最高境界。

由此，天人合一思想被不同学术流派进一步阐发，但其核心精神却高度统一，强调人与自然的统—、道德规范与自然规律相一致，人只能在顺从自然规律前提下利用自然以服务于人。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今天因经济发展而对自然资源竭泽而渔式的开掘造成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具有警醒意义，对今天物质文明建设有着防患于未然的警示作用。

二、和而不同

由天人合一的思想，必然会衍生出“和”的观念，随之出现了“和同之辨”。西周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不同的事物相互加和，才能达到新的平衡产生新的事物，这就是“和”。同样的事物相堆砌，只是量的增加而无质的变化，事物的发展也就会停滞。春秋时期晏婴提出“相济”“相成”的思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的平衡就是“和”。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并把这种观念融入儒家思想体系中。孔子还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把对“和”与“同”的取舍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由此“和”的人文精神经过历史的积淀，成为传统文化中又一人文精神。

和而不同的思想肯定事物多元性，主张求同存异，兼容并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互补、儒法结合、援佛入儒、佛道相通，都是“和而不同”的人文精神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在各种不同价值体系的区域文化、民族文化的撞击中，逐渐走向融合。正是这种“和而不同”与“兼容并包”的人文精神才成就了多民族统一的华夏民族。“和而不同”的人文精神、和谐相处人文理念对于指导我们今天面对各种矛盾、各种危机时，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执两用中

传统文化中“和”往往又与“中”紧密联系。《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到中和境界，天下便会通达其道。《说文》曰：“庸，用也”，中相对于两端而存在，所以中庸便是“执两用中”。《尚书·大禹谟》明确提出用中思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它被后世儒家视为修养的“十六字心传”。孔子将用中思想发扬光大，“过犹不及”“文质彬彬”“温而厉，威而不猛”“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等论述都是其中庸思想的表达。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庸一直被誉为“至德”，但到了近代，中庸则被曲解为明哲保身，横遭非议。中庸不是各打五十大板、和稀泥的哲学，它类似于管理学中的最优化法则、是矛盾中的黄金分割、是传统文化中的方法论。《中庸》云：“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用中之道就像射箭一样要命中中心。庞 朴在《论孔子思想中心》中说，孔子的思想中心便是“用中”。孔子关于“中庸”思想的言论中没有一条是有消极避世、虚与委蛇的。中华民族对中庸思想的认同，使得中国人十分重视和谐局面的实现与保持。“一国两制”便是中庸思想的具体运用，做事不极端、求大同存小异、保持对立方的和谐，是中华民族的行为准则，对人文精神的凝聚、民族的统一起着积极作用。

四、忧患意识

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中华民族的又一条生存智慧。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产生也十分早，是蒙昧的先人对其自身命运不确定性的忧虑。到了三代则有了关于忧患意识的明确记载：《尚书·说命》云：“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做事留有余地才能临危不乱、从容进退。《尚书·君牙》有：“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周穆王理政时心怀危惧，诚惶诚恐，敬畏之心甚矣。周成王也说，“不知畏惧就会陷入可怕的境地，不知盛极转衰的道理，伴随而来的是祸殃。”《周易》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君子不仅要从始至终保持勤勉努力，还要在思想上随时保持戒惕，以防范灾难的发生，这样就能化解灾咎，不至于酿成大祸。

在古人看来，一个缺少忧患意识的民族，无论当时如何强大，总免不了最终走向衰败，这也正是司马迁所谓“通古今之变”的意义所在。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生存发展历程中，天灾人祸、内忧外患、残酷的战争等等，都给社会及人民带来巨大的伤痛，它直接刺激了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产生。当今中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波云诡谲，国际关系更加的复杂，但这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史中不过是沧海一粟，是一个中华民族再次崛起的“忧患”年代。

除以上外，刚健有为也是传统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易传·彖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刚健有“独立不惧”、“立不易方”之义，这也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独立人格。刚健有为还表现在“趋时求变”的变通哲学和“日新”的理念。《尚书·康诰》曰：“作新民”；《诗经·大雅》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刚健有为”的民族，重视“与时偕行”“适变”“日新”，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懂得：只有刚健有为才能生存，只有“日新”才能发展，只有“与时偕行”才有光明前途。

中国传统文化是全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人文精神。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执两用中、忧患意识、刚健有为是中国几千年人文精神的积淀，有着强烈的趋善求治的价值目标。天人合一，激发出“究天人之际”的治学传统和思想传统，成为不同时期不同学派共同的思维和价值追求；“和合”“用中”的精神，培育了中华民族追求和谐、反对分裂的统一观念，滋养了崇尚中道、不走极端的平和心境；“夕惕若厉”的忧患意识，使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这些特有的人文精神经过长期的实践，逐步深入人心，并演化为共同的民族信念，这些精神与信念的相互整合，塑造了中国文化博大、精进、宽厚、务实的精神风貌。

参考文献：

[1] 孔颖达.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楼宇烈.王弼集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陈鼓应，王云五.庄子今注今译[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

[4]邬国义，胡果文，李晓路.国语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5]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屈万里.尚书集释[M].上海：中西书局，2014.

[7]冯建国.庞朴学术思想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8]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9]刘宝才.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J].学术界，2002，（01）：40-48.

[10]金荣.略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及其当代价值[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党报，2015，（03）：107-110.

基金项目：山东省青少年研究规划课题“传统文化在青少年发展中的功能研究”（SDYSB150343）、济宁市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重点课题“以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研究”（16JSGX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