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春

“假如你有两块面包，你得用一块去换一朵水仙花。”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如是说。

在物质丰裕的时代，情趣似已成了稀缺之物。为稻粱谋者终日行色匆匆，眉头紧锁。奋斗是为了生活，而芸芸众生常被迫把生活当成了奋斗。

在任何一个群体里，情趣之人永远都最受欢迎。一个人如果被定义为无趣，其人生色彩就会大打折扣。

情趣是内心世界极其广阔、情感思维异常丰富、生命之花甚为灿烂之人结出的珍贵果实。

文物大家王世襄自叙：“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挚狗捉獾，皆乐此不疲。而养鸽飞放，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在燕京大学读书时，他曾架着大鹰在教室出没，让人视作另类。王世襄玩物到底丧志与否不用多说，反正2003年，89岁的他获颁了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颁奖词说，如果没有王世襄，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处在被埋没的状态。他充满情趣的生活的副产品是十余部专著和九十多篇论文。

木心說：玩物丧志，其志小。志大者玩物养志。

情趣让人生出无穷的魅力。一代文人汪曾祺有一位可亲可敬的父亲，在《多年父子成兄弟》一文中汪曾祺描述他的父亲是个“孩子头儿”。他陪着汪曾祺和几个同学到学校唱戏，他拉琴孩子们唱，一玩就是大半天。“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但不强求。”“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里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

可亲，进而可敬。

曾直斥“有些所谓的研讨会其实就是请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吃一些不干不净的饭，花一些不明不白的钱，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开一个不伦不类的会”的大学者钱钟书同样是情浓趣厚之人。在一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记述：钱老某日把核桃等干果悄悄塞入女儿的被窝，当女儿上床后莫名其妙从被子里掏出这些“异物”时，发现门缝处一代学者正在得意地窃笑。

马丁·路德曾说，即使地球明天就要毁灭，我今天也要种下一棵小树。

明末清初的文化大家李渔把吃闸蟹视作人生大大的快事。在《闲情偶寄·饮馔部》中他写到：独于蟹螯一物，心能嗜之，口能甘心，无论终身一日皆不能忘之……予嗜此一生，每岁于蟹之未出时，即储钱以待。因家人笑予以蟹为命，即自呼其钱为“买命钱。”如此“专款专用”，留下一段趣谈。

有情有趣之人在任何时间任意地点任何情境下都会有独特展现。满清入关，文学家金圣叹死在顺治一朝。他曾这样概括自己的追求：“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据说临刑时，狱卒从他身上搜出一张纸片，上书：“五香豆腐干与花生米同嚼，有火腿味道。”还有一说，人头落地时从耳朵里滚出两个小纸团分别写着“好”“痛”。

梁实秋曾先后在三篇文章中忆及梁启超的同一堂课，足见这堂课的魅力。“他身体不高，一口广东官话，声如洪钟，用手敲打秃头就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有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口沫四溅，涕泗滂沱，频频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大毛巾揩眼睛。”“开场白只有两句：头一句‘启超没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梁实秋坦言：“我个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次演讲所鼓动起来的。”

梁启超曾这样表露心迹：“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划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零了。”

袁宏道说：世上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

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