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盼盼

内容摘要：诗中咏史，历来是中国传统诗歌的重要形式。王国维曾用一句诗来概括“有为而作”：“为寻甘石问，失纪自何年？”史笔是王国维先生作为一位史学家的客观冷静的笔调，犀利而敏锐的历史眼光，主要体现在咏史具有科学追问与破疑精神，史学思维方式，以及具有深邃的宇宙观和绵远广大的时空意识方面。

关键词：王国维 咏史诗 质疑

诗中咏史，历来是中国传统诗歌的重要形式，滥觞于《诗经》中吟咏周朝先祖开国的历史，始于班固“咏史”诗之名目，至左思以史抒发己之情怀，咏史诗或多或少地牵动着现实，是连接历史和现实的桥梁。朱自清也说，后世的比体诗可以有四大类，咏史、游仙、艳情、咏物。（《诗言志辨》[1]）孙立先生作辨别，“只有含有寄托的咏史诗才是真正的比[2]体诗”，并说，“史体向诗体过渡的趋向”，是诗学观念逐步成熟的路向。

不论是《咏史二十首》还是《咏史五首》，均是“有为而作”的，一是为己，二是为人，用静安的一句诗来概括，便是“为寻甘石问，失纪自何年？”甘石：战国时齐人甘公与魏人石申的并称。两人均以研究天文学，尤其对星象的研究而出名，并合著《甘石星经》。失纪：谓失去正常的天象。按古人所理解的天人感应现象，应引申为礼崩乐坏，王道中衰。王道的衰落究竟始于何年？静安心中困惑重重，于是便向古人询问。这一举动，如同屈原的《天问》般，不仅仅是为己，满足自己的好奇之欲望，更是为人，为政治，为家国，为天下黎民百姓。

史笔是静安作为一位史学家的客观冷静的笔调，犀利而敏锐的历史眼光。主要体现在咏史具有科学追问与破疑精神，史学思维方式，以及具有深邃的宇宙观和绵远广大的时空意识方面。

质疑方面静安是颇有历史胆识的一位诗人，第八首：

《春秋》谜语苦难诠，历史开山数腐迁。

前后固应无此作，一书上下二千年。[3]

称赞司马迁《史记》对历史的不虚美、不隐的实录之精神， 而对《春秋》谜语式的表达方式是持否定态度的，这与历来史学家的观念不同《春秋》作为第一部历史学著作，其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其“寓一字与褒贬”的写法与中国上古的含混的形而上的哲学观一致，静安对此不能满意，他需要大量的实证的材料方才说话，可见其疑古的胆识。

第二首：

两条云岭摩天出，九曲黄河绕地回。

自是当年游牧地，有人曾号伏羲来。

这首是对当年游牧之地所传说中的“伏羲”的记载，对于传说，静安从事史学研究时，有一段言论：“研究中国史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在中国古代已注意此事。……而疑古之过者，乃并尧、舜之人物而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反叛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处理也。”[4]

静安对于传说中所混含的历史材料非常重视，一点蛛丝马迹都不放过，是一种历史实证的态度，其用诗的形式来记载传说，无不可，“史必证实，诗可凿空”，咏史诗毕竟不是历史，却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缺乏充分史料证据的情况下，将传记载于咏史诗歌中算是明智之举。中国古代的史学和传说中“伏羲”是文字的发明者，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静安用诗歌的形式记载之，纪念之，可见其对中国文化的探求和传承之决心。

对于历史传说的态度，静安宁可信其有，在处理信古与疑古方面是值得称赞的，第五首吟咏“二帝”功绩，以及《二十首》的第三首，《五首》中的第一首，对上古皇帝蚩尤之战争的承认，也证实了这一点，后来静安用“二重证据法”证明了大禹的存在。

静安信古却不泥古，对于历史迷信，愚昧思想是颇为反感的，

第七首便是如此：

谁向钧天听乐过，秦中自古鬼神多。

即今《诅楚文》犹在，才告巫咸又亚驼。[5]

秦中地区自古以来就崇拜众多的鬼神，到如今《诅楚文》还留存，记载着向巫咸又向亚驼祈祷的文字。鬼神之事是出于想象，无所根底之事，静安不信，可见其质疑的力量，而此首诗用史料记载证明秦中地区好鬼神的风气，是静安史学思维的一种体现。

《二十首诗》分别吟咏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宋、唐以及元明清，中国历代都有涉及到，真可谓是“分咏中华全史”了，大可不必说静安对中华历史之熟悉的言论，这事实上是一种习惯，即可以上升为史的思维，由静安作为史学家兼诗人身份的独特性所致。

当年吴宓先生称《二十首》“新奇正大”，对“正大”的理解应该就是一种深邃的宇宙观和绵远广大的时空意识。

《二十首》表现最为明显，《五首》中亦有体现。首先，咏史诗中意象如“西陲”“星霜”“昆仑望故乡”“云岭摩天出，“黄河绕地回”“六龙御天”“六合”“百年”“神武”等大气磅礴，气势恢宏，如向云天。此种意象所构成的意境是大如世界之广，宇宙之深。其次，咏史中多次叙述中外交流，“汉族西来”说明世界本是一体，由于迁徙导致分裂，但用整体观念来看，世界的本元还是统一的，“南海商船来大食，西京袄寺建波斯”，南海上的商船来自大食国，波斯人在西京建立起了寺庙，“至今至今碧眼黄须客，犹自惊魂说拔都。”[6]直到今天那些碧眼黄须的西方人，谈起拔都都还是惊魂未定，唐代和元代的对外交流已经是非常频繁的了，静安对唐代和元代有一种特殊的偏爱，在《五首》中也流露出颇为欣赏元代和唐代治理边疆的策略，鸦片战争后，静安回忆中华史上对外交流的成功例子，唤起人们对当时中外矛盾的思考，以便探求古代成功之所在，当时衰败之原因。这种交流的意识所体现的不是以中国为中心，而是以世界为中心，国人和其他国的子民一样，属于世界的一份子，在广阔的宇宙外和深邃的历史中，人类原来都出于一，消除了偏见，弱化了民族矛盾；再者，静安在强调南北之不同之处时，更提倡取长补短，结合二者优势，“江南天子皆词客，河北诸王尽将才”[7]，在江南的六朝天子都是崇尚文学的词客，而在河北历朝君王都是大将之才。这是南北的不同之处。“塞北引弓士，塞南冠带民……用兹代北武，维以江左文。”[8]用北方的武力，结合起江左的文化。这种“一统”的观念不仅是从治理政治的角度，更是从历史空间的角度出发。

静安咏史诗除了具有“史笔”精神之外，还具有一种诗心，一个历史学家诗性的关怀。这体现在英雄崇拜与尚武阳刚的审美倾向方面，是静安美学思想的一部分。

静安崇拜的君王有汉武帝、唐太宗，一是因为他们骁勇善战，勇于开拓疆土，二是雄才大略，勤政爱民“非仁民弗亲，非义士莫从。智勇纵自天，饥溺思在躬。”[9]善于治理边疆，并称唐太宗为天可汗，称赞其能用和亲政策征服漠北，并对其在治理南北局面上采取北武左文的措施佩服之极。

除了对君王的崇拜，静安偏好“甘英”这样勇于探索和沟通世界的人物，《二十首》第十二首：“西域纵横尽百城， 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10]此首便是让罗振玉对静安刮目相看的诗歌，境界宏伟壮阔，并结合了诗人浪漫的想象，甘英站在黑海东头眺望大秦国的景象是如此壮观。

静安一向耿直正义，他对桓温和曹操两位所谓的“奸雄”却颇有好感，《二十首》第十四首：“北临洛水拜陵园，奉表迁都大义存。纵使暮年终作贼，江东那更有桓温。”[11]桓温北征到洛水，拜谒先帝的陵园，还想上请求迁都洛阳，心存民族大义，即使他晚年做了乱臣贼子，也仍然不愧为英雄。静安认为，桓温北伐的功绩不可埋没，即使后来被称为乱臣，也是为了黎民百姓，家国之安，静安不是迂腐之人，桓温是善于审时度势的人物，不应该背上骂名。

至于曹操，《二十首》中称其为“贤”，“何来洒落尊前语，天下英雄惟使君”，并器重其“爱才”的本性，《五首》中，“成家与仲家，掩护随风飘”，[12]“以汉相终”的明智之举，这里明显是有讽刺袁世凯窃取帝位的意思，但总体来讲也对其是一种治国之策的认可，原来“英雄与圣贤，心异术则同”。

与崇拜英雄相反的是，静安及其讨厌“夸毗子”等人，指责他们只有奉承和赞美，缺少真才实学，如对杨雄的批判可见一斑：“青春弄鹦鹉，素秋纵鹰。咄咄扬子云，今为人所怜。”

在对英雄圣贤的崇拜方面，除了可以发现静安受西学的影响痕迹外，静安还是浪漫的，作为一个诗人，他集正义和耿介与一身。

静安诗歌是一种“大诗歌”，欣赏“云岭”和“黄河”的大气磅礴之美，在他看来，“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与“落日照大气，马鸣风萧萧”是一种不同的美，这点在咏史诗中表现最为具体，走出了一条与词的审美风格完全不一样的道路，静安所欣赏的词是婉约之态细腻之美，而诗则是境界开阔的，他自己也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13]王国维是要在诗中把他的阳刚大气之美抒发的淋漓尽致，《二十首》被罗振玉称为“伟器”，《五首》也是以宏达之象来吟咏。总之，咏史诗中，很难找到小家子气息，时间是跨越千年而存在，空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神武大于文采。

王国维推崇“将才”，轻视“词客”。这种观念不仅出现在《二十首》中“江南天子尽词客，河北诸王尽将才”，而且出现在《五首》对“跨痞子”的否定中，“青春弄鹦鹉，素秋纵鹰？”华而不实的学风令“文章诚无用”。将才们孔武有力，战无不胜，词客们优柔寡断，甘拜下风，静安实际上是对一种健康国民体魄，强大国家力量的向往，这是对“体弱多病”的自身和“内忧外患”国家疲倦之后的反戈。

静安是个忧郁复多病的诗人，出生在一个内忧外患的风雨飘摇的末代，他的敏感和多疑是不言而喻的，对英雄的崇拜和对壮美的呼唤是他潜意识的产物，因为“缺乏”而显得特别重要，“谁知一觉均天梦，寂寞祈年馆下人更多还原”[14]是静安内心的深度写照。此外，静安这种壮美的审美意识与西学息息相关，也受其家乡海宁县的自然壮阔之景观的熏染。

注 释

[1]《诗言志辨》，朱自清.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76页。

[2]孙立论文《论咏史诗的寄托》。

[3]《王国维诗词笺注》，陈永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10页。

[4]转载自《王国维咏史诗与其上古文史之学的关联研究》.刘士林

[5]《王国维诗词笺注》，陈永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170页。

[6]《王国维诗词笺注》，陈永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172页。

[7]同上

[8]同上

[9]同上

[10]同上

[11]《王国维诗词笺注》，陈永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12页。

[12]同上

[13]《人间词话疏证》，彭玉平，中华书局：，2011-4.第236页。

[14]《王国维诗词笺注》，陈永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170页。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