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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离我们有多近

2016-05-14王晓

北方人 2016年9期
关键词:死亡率发病率筛查

王晓

近十几年来,癌症有如邪恶精灵突然从潘多拉魔盒里窜出来,在人们身边肆虐开来。

“去年我们医院门诊量有70多万,我2008年来的时候才二三十万,每年近十万的增长,”全国肿瘤登记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副主任代敏向记者感叹,“太不可思议了。”

中心公布的《2015年肿瘤登记年报》显示,2011年中国新增癌症病例约337万例,相当于每分钟就有6个人得癌。按照惯例,2015年年报的数据是依据2000年到2011年的数据作出的趋势分析。而该中心向我们提供的最新数字显示,2015年,全国癌症发病率为429.2万例,其中肺癌发病率为73.33万例,居首位。

“2000年以前,我们讨论比较多的是传染病的事,慢性病是2000年以后才开始说得多起来”,代敏预计,未来一二十年,癌症发病率还会持续走高。

穷癌,富癌

中心提供的数字显示,遗传对于癌症的贡献率不足20%,其他80%以上是生活方式等因素。世卫组织认为,40%以上的癌症是可控的。

中心的数字来自全国300多个肿瘤登记点。这些登记点分布在农村和城市,前者到县一级,后者到区一级,按照规范化流程和方式来收集肿瘤信息,能覆盖10%—20%的人口。收集上来的数字在全球也位居高位。

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发布研究报告称,2012年,中国的发病个案几乎占了全球一半,高居首位,并预测2035年全球新癌症病例将增加近一半。

在代敏看来,全球癌症高发,和老龄化程度增长有关,中国显然未能幸免。

癌症被科学家们认为是一种现代病,是“典型的属于20世纪的苦难”,是“过度”的变态。它侵入组织,在敌对的环境下,建立领地,在某一器官中寻觅“庇护所”,然后转移到其他器官。它疯狂地求生存,寸土必争,还具有防御意识。如果说人们在寻求长生不死的话,那么,癌细胞也在寻求长生不死。

在中国,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癌症谱系也发生了变化。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还是以消化道癌症为主,即“穷癌”,2000年以后,开始向发达国家靠拢,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上升较快。到现在,肺癌位列男性发病和死亡率第一位,女性发病首位则是乳腺癌,基本和全球保持一致。若按照城市和农村划分,在2015年总发病率上,城市比农村高出32万。

很显然,这一数字佐证了“癌症和生活水平提高有关”的说法。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仍然被公认为导致癌症高发的原因之一。

中心提供的数字显示,遗传对于癌症的贡献率不足20%,其他80%以上是生活方式等因素。世卫组织认为,40%以上的癌症是可控的。

具体到癌症在各个省份的分布及种类,则还没有来自官方的权威数据。

环境致癌?

距北京43公里的河北省廊坊市夏垫镇二里半村,村民冯军为水污染一事奔走了十年整。

15年前,冯军承包了一个鱼塘。几乎与此同时,一家轧钢厂也建起来。该厂的污水排放管道距他家的水井只有三四十米。2006年,冯军的大女儿患上了急性白血病。次年6月,大女儿病逝。

冯军将其归因为轧钢厂排放含砷、锰的污水污染。此后十年,他不断上访、求助各种媒体,甚至挨家挨户进行调查,做了一张近十年因癌症致死的名单,有30多人。在他看来,这该称得上“癌症村”了。

近十几年来,“癌症村”三个字频频见诸媒体,亦有人总结出中国十大“癌症村”。

在民间,有关“环境是否致癌”的调查研究悄然展开着。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教授、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和她的团队曾用八年时间完成了《淮河流域水环境与消化道肿瘤死亡图集》。

以淮河一级支流沙颍河流经河南沈丘县为例,2004年到2006年,研究人员发现,当地的儿童(恶性)肿瘤死亡率是188.81/10万,同期全国平均水平是120/10万左右。而在改革开放前,沈丘县却是个没有污染的典型农业县,肿瘤死亡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杨功焕等人在每一个沿河流域调查点,除搜集当地居民的饮食、饮水、抽烟、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等数据,还会找到周边远离河道,农田灌溉及饮用水不是来源于淮河水的地方作对照。等量的人,跟踪监测同样的指标。

同样以沈丘县为例,三年数据比较下来,在饮食、烟酒等习惯相当的两组人中,研究区消化道肿瘤(如食管癌、胃癌)患病率,相当于对照区的5倍。

杨功焕认为,这一比对使得水污染的致病因素明显浮出。

她的研究可以看做目前学术上对“癌症村”最权威的解释。甚至在环保部2013年2月份发布的《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中,也首度承认了“癌症村”的存在。然而,在历年全国肿瘤登记年报中,始终未找到这一描述。

对于“癌症村”的说法,代敏显得格外谨慎。“我们一般比较回避。从现有数据看,癌症发病率和环境之间关系的数据比较缺乏”,她给出的理由是,这需要大量数据支持,尤其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想得到这种观点性结论,需要样本相当大,“所以我不敢妄议其中关联度有多大,但是又不能否认,因为危险因素上来讲,是有机制存在的。”

而大量前瞻性研究之所以难以开展,则由于环保部和卫生部一直没有建立起合作机制。

“据我们了解,这些数据的监测环保部都比较少,他们下属的一些部门数据又不一定都开放。他们有环保数据,我们有疾病数据,但这两个部门的合作机制在中国几乎是不存在的,”有相关人员指出,“我们只是看到在一个地方,病例聚集性出现了。但是否和环境污染有关系,这个不清楚。”

至于人们普遍关心的雾霾和癌症之间的关系,代敏明确认为,至少目前的肿瘤高发和雾霾无关,“肿瘤不是三五年长成的,尤其是肺癌,怎么也需要十年二十年。而北京的空气雾霾大概是从2008年以后才比较严重的,如果之后的五到十年,发病率一下子上去了,这个肯定和雾霾有关。”

死亡率有望降低?

肺癌筛查在美国帮助其降低了20%的死亡率。代敏曾经想过,美国的机制是否可以在中国复制,但她很快发现根本没这个可能。

另一个摆在中国肿瘤研究人员眼前的难题是,癌症在中国的高死亡率。

2015年,全国癌症死亡病例数为281.4万例,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0%。这其中有癌种的关系。在欧美国家,高发的癌症除肺癌外,还有甲状腺癌、膀胱癌、前列腺癌等,原本预后生存会比较好。而在中国,按照发病率排名,男性前五位为肺癌、胃癌、肝癌、食管癌、结直肠癌。女性为乳腺癌、肺癌、结直肠癌、胃癌和肝癌,预后情况很不乐观。

此外,代敏看来,是在原本严峻的情况下,没有做到早期发现和诊断。

“老百姓首先没这个意识,不认为肿瘤可以早发现。二是认为自己和肿瘤没关系,觉得是盲目宣传,提起来还挺晦气。三是缺乏整体机制,付费机制没有,服务机制也没有。所以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中晚期了。”据代敏透露,在医科院肿瘤医院例年体检中,总能发现肿瘤病例,但因为发现及时,预后都比较好。

代敏在采访中提到她在美国的经历。美国的全科大夫会定期提醒你去做肿瘤筛查。因为一旦到了晚期,医保公司是要付费的。保险公司不允许你不做,政府也不允许。这样的筛查通常由专业医生来做,并且可以理所应当地向老板请假一天。

事实证明,早期筛查是有效果的。肺癌筛查在美国帮助其降低了20%的死亡率。在中国,食管和胃的筛查,同样可以降低30%—40%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代敏曾经想过,美国的机制是否可以在中国复制,但她很快发现根本没这个可能。

“它所有的调控都是保险公司调控。刚才说的筛查,全是医保在支撑。你去不去参加筛查是全科大夫或者妇科大夫的服务内容,这对医务人员来讲,是他们工作量和信誉的评估。医务人员不会去开额外的单子,因为这部分由保险公司来评估。保险公司参照的是每年都要出的国家规范化诊疗指南。符合指南的能报销,不符合的不能报。而哪个大夫开的单子有问题,又要影响他的信誉。”代敏解释道,中国的医保体系尚不完善,无法支持如此复杂的工作。

不过,除了以上看似悲观的情况外,也有让人稍为宽慰的趋势。

“我们预测,随着老百姓健康意识的提高,政府开始推的一些筛查项目,以及医学发展和对医务人员不断培训,未来癌症发病率继续升高的同时,死亡率会减少”,代敏说,这又会衍生出另一个问题——这部分人活着,但丧失了劳动能力。

生存还是毁灭

生存还是毁灭,也成了摆在许多癌症晚期患者面前的选择题。

“你们知道吗?我连自杀的工具都准备好了,父母每天抱着我让我为他们坚持,其实我也是怕死的,只是觉得疼痛和现在活得太不像个人了”,一个近500人的癌友群里,新入群的小贝连发了几段话。

小贝还不到30岁,浙江人。2013年3月底,因一场意外的小车祸去拍腿部X光片。拍片时,她撒娇卖萌地求拍片大夫顺便拍下肺。结果出来后,她被要求复查,小贝没当回事。4月1日,她一个人跑去做了CT,抽了血,这才得知命运和她开了一个大大的愚人节“玩笑”。

“医生和我父母说已经是晚期,做不了手术,可能只有半年时间”,小贝说,进一步检查发现是中期,而且是个很奇怪的类型,肠型腺癌。所有传统治疗无效。小贝的父母给她用尽了所有医生说的最好的药,由于是进口药,全部自费。原本退休的母亲又重新工作赚钱。

该癌友群群主“温柔姐”向记者解释,在这个群体中,有钱人的选择更多。比如去国外就医或参加国外临床,用上国内没有上市的药。而普通家庭在病情的瓶颈期,可选择范围就比较小,风险也会更大。正版药吃不起,就吃印版药(印度仿制药)。有些患者连印版药也吃不起,只能选择原料药,这就有遇到假药的风险。还有一些什么药都吃不起的人,四处找偏方,蟾蜍、蜈蚣,什么都吃,也因此发生过中毒现象。“所以我们只能提醒自己,不要病急乱投医,要冷静再冷静。但有时即使提醒了,可能也没用,因为一些忽悠太诱惑想活命的人了,”“温柔姐”说,魏则西事情曝光前一天,群里还有人在问他所做的这种疗法,因为挂牌的都是三甲医院,“其实大家都挺感谢魏则西,如果不是他的事件曝光,可能还有更多病友前赴后继做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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