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鑫明

早上九点不到，江崇民走进办公室，他站在窗前向外观望，雾蒙蒙地一片，没有阳光，也没有风，掉光了叶子的树枝静止不动。他的办公室在4楼，临近马路，频频按响的汽车喇叭声传来，添了些许吵闹。街上，灰色调是主导，只有汽车尾灯闪现出红色。行人匆忙走着，影像模糊。

这天是12月8日，北京市发布雾霾红色预警的第一天。12月里，接连几场重度雾霾，让很多人愈发关心自己的健康问题。路上戴着口罩行走的人们，关心的只是当下，根据天气预报中的空气质量调整忧虑或者放心的情绪。而江崇民心里，有一份时间线更长的——他们叫做国民体质的问题。比如，他知道，中国男性的体质出现了下降趋势，而各年龄段人群中胖子正在增加，老年人的身体机能反应也在降低……

他知道这些，是因为他参与了一个国家工程。这个持续了15年的工程，一直在密切监测着民众的体质状况，而为了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他们也和不同的群体进行了艰难“斗争”。

男人不如女人？

53岁的江崇民穿着一件暗红色夹克，头发乌黑浓密，身形壮实，肚腩微挺。他现在是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办公室主任，另一个身份是国家体育总局体科所群众体育研究中心主任。11月25日下午，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了《2014年国民体质监测公报》，江崇民就是这份公报技术执行层面的负责人。

报告终于出来了，他的心头也轻松了不少。但没想到，报告迅速“伤害”了很多人的感情。

“伤害”最大的，大概是男人。公报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成年男性较之2010年，体质达标率下降0.1%，国民体质综合指数下降0.41，因此，男人成为人们调侃的对象：“男人越来越虚”、“女人体质比男人好”等等。唯一例外的，或许在天津，《天津日报》新媒体的一名记者，仔细研读了报告后得出一个兴奋的结论：全中国数咱天津男人最爷们！理由是：“天津男性的体质达标比例为93.1%，天津女性的体质达标比例为92.9%。男性的比例高于女性。男性达标比例高于女性的，全国只有天津！”

北京男人江崇民对此表示“不服”。“说男性体质不如女性体质，不能这么理解”，他向记者解释道，在进行体质检测时，男人和女人用的是不一样的标准，比如握力，“（对男人来说）50公斤顶多是一个中度水平，对于女性来说，35公斤已经到了最优秀的水平了”。

但是江崇民也承认，纵向比较，男人的体质，确实在下降。一个原因是体重问题，胖子越来越多，另一个原因是男人的力量也在下降，“我们平常用手做活的这种事少了，真正的用大力量，发全身80%的力量去干一件事情的机会基本上没有了。”

男人拖后腿的问题，也引起了江崇民和同事的兴趣。他们打算进行更深的研究，“我们调查了这些人的生活工作的背景，可以进一步分析”，这个现象的背后，是否也存在生活习惯、工作压力等方面的原因。

每一个结论背后，其实都有着复杂的成因。比如地域区别。上海人，因为体质标准最好而成了全国人民对比的标杆。海南的媒体说：“海南人身体素质比不过上海人？”《生命时报》也关注到上海体质“强过东北大汉”。内蒙古有人说：我们这么强壮，凭什么上海人排第一？

“有几个方面的因素来控制”，江崇民回应，一是民众对体质检测理解度和参与度的问题，二是做检测的工作人员方法、态度等问题，另外，上海人的整体体质也确实比较高，“比如竞技体育，上海人也是在前面的”。但江崇民也说，这些只是他的分析，目前还“没有量化的东西去解释”。

村里来了监测队

听到要自己脱掉衣服，只留内衣裤的要求后，一位受测者表示了反对和抗议。

“不管怎么样，只好费尽口舌地跟她做工作、去解释。你要不脱衣服，（三围）量出来不准确，这个数据在前面做的一系列测试就变得无效了。”北京市丰台区体科所所长李智向记者回忆道。

国家体育总局为测试设定了非常严格的指标，社会成年人体质监测共有21项，“要是丢了三个素质指标我们认为就没有完成这个测试，就要去掉”，江崇民说，最后，光是体育总局负责的监测数据中，就删掉了1万个无效样 本。

之所以如此严格，是因为责任重大。这是一项名副其实的国家项目。

2013年7月，江崇民从国家体育总局接到通知，要准备全国第四次国民体质监测工作，通知要求他们，这项工作要在2014年内完 成。

江崇民从2000年就开始从事这项国民监测工作了，那一年也是中国第一次进行全国范围的国民体质监测。此后，每五年进行一次。到他拿到那份通知时，已经进行了三届。可是，第四次却提前了一年。后来，他才知道，国家体育总局为了给“十三五”规划（2016年-2020年）中的相关研究做国民体质的大数据分析，所以调整了时间。

这场监测共涉及体育总局、教育部、科技部、卫计委等十个部委，在全国31个省（区、市）完成。监测对象从3岁到69岁，涉及到全国2904个机关单位、企业、学校、幼儿园、行政村等，共抽取531849人，其中，教育部负责30余万学生，体育总局主攻23万社会民众。

筹备策划、监测人员培训、器材保养与更新……光是准备工作就花了大半年时间，待到监测开始实施，已到了2014年春天。考虑到南北方天气的差异对监测工作带来的影响，体育总局要求南方城市于4月份起就可展开，北方可稍晚些日子，等天气暖和起来，但全国整体的监测工作必须要在四个月内完成，每个监测城市的任务则要在两个月内完成。

时间紧，任务繁重，让江崇民等人苦恼的是，很多人并不理解，也不配合。

李智手中拿着10个部委下发的文件，先去找区内企业的工会沟通，多数情况下对方配合，也有不太愿意的，他只能劝说，这是一项免费的服务，让员工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

监测队伍携器材登门，把对方提供的6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隔成两处，男女有别，准备开始。可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监测队伍到了，场地也布置完了，受测人员却因故不到，只能等待。

终于等到人来，开始测验，有的人还差几项没测完，就又离开，他的体测就是一张废卷，尤其最后一项台阶指数，一个人要连续上下走台阶凳三分钟，以观察其心肺反应，很多人因排队时间长，悄悄离去；测背力、握力、肺活量时，监测人员会对每个人叮嘱使出最大力气，看得出，有人未尽全力。

江崇民曾带队到过一个北方农村，他们穿着白大褂，村民的热情很高，以为来了医疗队，有免费的医药赠送，得知是体质监测后略有失望，面对仪器时更是不知如何是好，“我见过村里的几个女士做仰卧起坐，怎么也起不来。我说你早上起床怎么起的，她说我转一个身趴着起。我就一点辙都没有了。”

叹了口气后，江崇民说，“体质监测不像看病体检，老百姓觉得这项工作的意义离自己的生活还很远，其实不然，你首先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体质，才好去选择一种正确的生活方式和锻炼方式。”

1998年，江崇民曾经到中央党校做过一次体质调查，以其中一个班为样本，这些官员就用很巧妙的方式，拉近了自己和体检项目的距离：“他们给体质测试项目起了一些名字，比如说‘握力是紧握权力，你得使劲攥才可以；‘闭眼单脚站立是站对立场；‘肺活量，能吹；‘体前屈，能屈能伸；年轻人做纵跳，得学会三级跳，很多领导连续两个三级跳到了最高层……”最后，在很欢乐的氛围里，把监测做完了。

“党的一项政治任务”

江崇民1984年起就在体科所工作了，先是研究运动训练，1994年起进行体质研究，他回忆，1998年，除了中央党校那次监测项目，体科所还和“关心下一代委员会”牵头，做了全国17个城市3-6岁幼儿体质监测。

而国家对国人体质，尤其是青少年体质的关切，其实由来已久。这种关切，一定程度上，也与历史记忆有关。当西方列强用利炮坚船轰开中国大门，并用鸦片从精神及身体上奴役中国人时，“东亚病夫”成为一个很难被忘记的符号。而日本在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前，也曾将体质监测作为整个战略的一部分，他们在全国进行了一次国民体质普查，以考察本国人民是否能承受战争，能承受多久。

1949年新中国政权建立后，曾有一些卫生、营养方面的学者尝试在小范围内，进行小样本的体质调查，但这些研究是自发的、不成系统的。1952年毛泽东喊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口号，这成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指导方针，同一年，中共中央指出，“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是党的一项政治任务。”

1975年，在卫生部的领导下，组织了北京、西安、哈尔滨等9个城市0-6岁幼儿体质调研，包括身高、体重、坐高、胸围、头围和臀围等6项涉及到生长发育水平的指标，调查样本量达15万人。

此后，教育部主抓了全国学生的体质与健康，从1985年起，针对在校大中小学生的体质调研已成为体质研究领域内的重点，并成为了教育部每隔五年进行一次的制度性工作。

但这时候的调研，都是各做各的，并不成系统。后来，“国家体育总局提出来能不能进行全体国民的体质监测”。参与了当年商讨与筹划工作的江崇民回忆道，“这就要涉及到跟教育部、总工会、农业部、统计局、财政部等部门的协调，1999年的一整年，就此问题进行了全方位论证，最终决定2000年进行第一次国民体质监测。”

也是在这一年，国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在体育总局体科所挂牌成立，随后，全国31个省（区、市）的体育局内的群体处陆续设立国民体质监测点，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体质监测网络。而这种全国范围的体育监测，也成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每五年一次。

体重：“460公斤”

2014年6月9日，丰台区的体质监测开始了。李智和同事们在本区选择了19家单位，涵盖国有企业、研究所等，高校职工（学生由教育部负责）、银行、酒店、商场和居民社区等。

在北京，这样的监测点共有6个，城区三个，郊区三个。这是为了保证样本的多样性。以此类推，在全国31个省（区、市）至少各选三个城市，“省会城市一个，好的一个城市，差的一个城市”，江崇民说，实际上远超这个数量，本次调查，有23个省份的所有地级市都参与了调查。但无论如何，省会城市是必须有的，其它城市，由当地体育部门选择。定下城市后，再依照兼顾城市农村、兼顾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兼顾不同工作群体的原则，选择更小的监测点。

监测点可以增加，一旦确定，就不能更改。所以从2000年开始，大部分监测点就没有变过。因为涉及到数十万人，长时间跟踪到具体个人并不现实，于是监测组就定下“横剖面”抽样方式——保证监测的各项指标和被监测的单位尽量不变，即监测方法和监测环境不变，这样出来的体质数据才能反映问题。“目前国际上做这类大规模的调查都是采用这种方式”，江崇民说。

但即便这样，面对剧烈变动的中国，也很难保证监测点完全不变。“比如因为城市化改造，我们原来定的农村样本丢失了不少。”江崇民说，城市也在扩张，比如温州鹿城区，2000年，还是一个不大的区，现在扩张了很多，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监测时，就要尽量避开这些大规模来自某一省的样本，“河南的样本我们在河南已经采了，不用你们来采，尽量要求他们采本地区城市的劳动人员”。

对社会人员的监测，包括身高体重反应能力握力等大指标，之后还要做年龄、性别、职业、学历等基本信息的调查，还包括对方日常生活、工作情况等内容。这些内容，都需要一一登记在纸质的表格上。

“很多人批评我，都什么年代了，人家都用Pad填数据，你为什么还用纸，这么古老，”江崇民解释道，“你看看国家统计局怎么调查的数据，再看看我们怎么调查的数据，纸的调查能留字据，是最原始的，你的那个电子的我不知道怎么来的数据，一旦出了问题都找不出数据源。”

确实会出现问题。江崇民印象最深的一个问题是关于体重的，“460公斤”！这有可能是忘记点小数点了，这个数据，就成为被剔除掉1万个样本里的一个。

难免有工作人员粗心或者态度敷衍，如何确保数据有效就成为另一个问题。于是，就有了5%比例的抽查制度。从一个单位里，随机抽出一些样本，由质量检查员重新检查，如果误差太大的话，“那么对不起，整个测试队都要进行重新培训。”整体而言，这些抽查的样本至少要占到总样本的5%。

死在后面

2014年8月底，各省市将体质监测样本数据上交国家体育总局，总计近23万人次。“数据上来后，我们外包了一家公司，按照我们的技术要求，一一核对。”

核对完成后，体育总局开始对数据进行分析。2000年的时候，分析结果还比较简单，“很多领导都问，只告诉了我身高长了，体重长了，但是能不能告诉我一个跟GDP似的总体水平？”江崇民说，于是，从2004年开始启动对综合指数的研究，随后又加入了达标率，“从2010年就能看到这两类综合的结果，一个是人群达标率的问题，第二个就是综合指数的问题，这两个数据出来后，人们就会很直观地看出体质水平的变化。”

但这种分析，仍然只是宏观分析，是一种趋势性的内容。江崇民说，“你说是不是能代表每一个人群，我觉得很难”，比如在他看来，中国有两类人是基本不可能详细抽取到的：“最穷的和最富的”。

结合教育部的数据，对五十多万个样本进行分析的结果，就是一年后出台的《2014年国民体质监测公报》。公报显示，过去五年中国国民体质总体水平有所提高，国民体质达标率增长0.7%，达到89.6%，国民体质综合指数增长0.15，达到100.54。在身体形态、机能和素质三大类内容监测中，中国人在机能和素质两方面都有提升，指数分别增长1.13和0.01，只是身体形态指数下滑了0.01，各年龄段都出现了超重、肥胖情况。

做了十余年体质监测的江崇民承认，肥胖问题从2005年那次体测时就有上涨的势头，这些年来更为严重，究其原因，一是人们的活动量在减少，汽车在增加，步行和骑车的时间越来越少；电脑普及，体力劳动在减少。另外，也跟人们的生活节奏快有关，谈到这里，江崇民不禁感慨，“我们自己都感觉到节奏快，基本上连轴转”。

以前，江崇民还常做运动，2002年之后就很难了，“我现在偶尔到天坛走一个小时。天坛里面有一个步道，在里面走一圈，堕落到这种程度了。”

这也得等到天气好，没有雾霾的时候。采访江崇民那天，看着窗外白茫茫的景象，记者问他，“我们生活在北京这种重度雾霾的环境下，再怎么努力，体质也不会太好吧？”

“我倒不这么认为。”江崇民忽然咧开嘴笑了起来，他眼睛不大，笑起来很有神，“第一，你得相信你的身体足够强，雾霾对你没问题。第二，狭隘一点讲，我比其他人的体质都好，至少在我‘牺牲之前，其他同志都不在了。”所以，他开玩笑地提出自己的建议：激励自己去锻炼，死在其他人后面。

（摘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