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墨子在《墨子·三辩第七》《墨子·非乐上第三十二》《墨子·非乐中第三十三》（存目）《墨子·非乐下第三十四》（存目）和《墨子·公孟第四十八》等篇章中集中论述了他的“非乐”思想，两千多年来，研究“非乐”思想的学者大多是对《非乐上》《公孟》和《三辩》的文本进行研究，从字面意义来论证墨子的“非乐”思想，得出了“墨子反对一切音乐”的结论。笔者经过仔细研读，并且联系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环境和百姓的生存状态，认为墨子的“非乐”思想并非反对音乐本身，他认为：首先，王公大人们“为乐”的出发点并非是“兴利除害”；其次，统治阶级的“为乐”并非是百姓急需的，这样的音乐当然要反对。所以，墨子的“非乐”思想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墨子；非乐；新探；借鉴

中图分类号：K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4-0289-02

《淮南子·要略》中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学”，后因不满儒家的繁琐礼乐制度，遂创立墨家学说来和儒家学说抗衡。因为墨家学说代表的是下层阶级的利益，所以受到广大劳苦百姓的欢迎，迅速成为“显学”，在当时有“非儒即墨”之说。墨子学说的主要内容包括简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命非乐和天命明鬼等，其中非乐思想在墨子学说中的比重相当大。墨家学说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统治阶级的压制，到公元134年，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之后，包括墨家学说在内的各家学说就没有了生存空间，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墨家作为一个学派虽然已经不传，但对于墨家学说的研究却千年来不曾断绝，对于墨子“非乐”思想的研究很多，但是研究者的结论与荀子的“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一脉相承，认为墨子出身手工业者，不懂得艺术的巨大价值和作用，不懂得音乐的创造来源于劳动的体验，所以，他们认为墨子的“非乐”思想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但是笔者却有不同的看法。

一、墨子的“非乐”思想是从“为乐”的效果是否能够“兴利除害”这个角度而言的

墨子在《非乐》《三辩》和《公孟》等篇章中集中论述了他的“非乐”思想。他在《非乐上》的开篇就说道：“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不仅仅是“非乐”思想的总论，也可以说是墨家学说的出发点，同时还是检验墨家学说的唯一标准。墨子说：“古者圣王，亦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舟车。既以成矣，曰：‘吾将恶许用之？曰：‘舟用之水，车用之陆，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万民出财赍而予之，不敢以为戚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则乐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则当用乐器，譬之若圣王之为舟车也，即我弗敢非也。”意思是说，古代圣王也曾向一些百姓征集钱财造船造车，但是他们造船造车并不是给自己使用，而是为了所有人的便利，所以，百姓非但没有怨言，反而踊跃出钱出力，如果王公大人制造乐器建立乐队是为了百姓的利益，墨子便不会反对。

周灭商后建立起了礼乐制度，这种制度使得音乐在贵族阶层越来越盛行，到了墨子生活的春秋末年，上至周王、下至诸侯士大夫等“君子”阶层更是穷奢极侈，排场越来越大，乐器越来精致，演奏乐器的人也越来越多。如：

1.“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之，廪食以数百人”。

——《韩非子·内储说上》

2.“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论语·八佾》

3.“子墨子谓公孟子曰：‘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

——《墨子·公孟》

在春秋末战国初，此类例子数不胜数。齐宣王喜欢听人吹竽，而且喜欢听很多人一起吹，光演奏者就达到三百人，加上搞管理和服务的人，这个乐队规模起码得五百人以上，而且用公家的粮食来供养这个几百人的乐队，花费恐怕不会少；季平子宴享时使用“八佾”，一佾八人，八佾就是六十四人为他跳舞，据《周礼》规定，只有周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诸侯为六佾，卿大夫为四佾，士用二佾。季平子是正卿，只能用四佾为他表演。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所谓的君子士大夫“为乐”的目的不是让贫民百姓欣赏，从而提高底层人民的艺术欣赏水平，只是为了自己享乐的作乐和利用音乐来讲排场，这种行为对广大平民百姓来说是直接的压榨和盘剥。由此可见，王公耗费庞大的资源来“为乐”，其出发点不是为了“兴利除害”，反而给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由此可见墨子的“非乐”反是君子士大夫等统治阶级那种穷奢极欲的作乐。

二、墨子的“非乐”思想只是反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过分作乐，并非反对音乐本身和适当的为乐，这一点与目前我国实行的“六项禁令”有相似之处

自周平王公元前770年迁都洛阳到前405年韩魏赵三家分晋，近300年的时间诸侯之间争霸兼并征战不休，长期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钱财。为了获得更多的钱财来维持战争，只能对百姓进行加倍的压榨盘剥，给广大平民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到了墨子时期，百姓的处境已经十分艰难了，如《非乐上》说：“今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不可禁止也。”“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姑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战争频发，社会极端不稳定，百姓甚至连最低的生存需求——吃饭（不是吃饱）、穿衣和必须的工间休息都无法保证，在这种条件下王公大人们聚敛钱财用来制造品种繁多、式样精致的乐器对百姓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诺在论文《人类激励理论》中把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和归属感五个层次，像墨子提出的百姓没有东西吃、没有衣服穿和不能得到足够的休息这三种属于生理需求层次，而欣赏音乐属于爱和归属感这个层次。一般来说，在生理需求层次和安全需求层次得不到保证的时候，更高层次的需求将不是必须的。也就是说，王公大人制作再多再精致的乐器，演奏再美妙的音乐，对于处于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的百姓来说作用不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墨子的“非乐”思想反对的是在当时诸侯争战不休，百姓流离失所的社会环境下，王公大人不顾下层人民死活的那种铺张浪费，讲究排场的“为乐”。

墨子已经逝世两千三百多年，我国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如今社会稳定，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百姓的生活有了翻天地覆的变化。但是，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在改善了百姓生活之外，也滋长了一些铺张浪费的习气，比如有些地方政府打着发展经济的幌子大办各种文艺晚会，讲究场面壮观、气势宏大，邀请名角大腕参演，动辄花费上百万；还有一些地方公款吃喝的风气越来越盛，档次越来越高，花样也越来越多，每年吃掉的公款数以亿计；有些党员干部过生日大操大办，动辄请客数十上百桌，场面越来越大；有些单位借开会的的名义公款旅游等等，针对这些不正之风，党中央及时颁布了“八项规定”，刹住了这股铺张浪费的风气，与墨子的《非乐》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参考文献：

[1][清]毕元校注.墨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2]肖劲飞.平民圣人—《墨子》中墨子的人格探析[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0.

[3]朱雯.从民本主义看墨子的非乐思想[J].枣庄学院学报，2008（04）.

作者简介：

肖劲飞（1977-），男，江西吉安人，硕士，现为湖北工程学院音乐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