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春艳　何青霞

摘 要：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一方面否定了管仲的“俭”和“礼”，另一方面又肯定了管仲的“仁”，可谓有贬有褒，如何解释孔子对管仲的这种矛盾性评价？学界也多有论及。本文就目前学界对孔子评价管仲的几种观点进行综述总结并指出所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孔子；评价；管仲

作者简介：尉春艳（1979-），女，河北围场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是汉语史；何青霞（1973-），女，河北藁城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是现代汉语。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36-0-02

管仲，春秋时著名的军事家、军事改革家、出色的政治家，以其超乎寻常的才能辅佐齐桓公使其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孔子虽然和管仲一样，也生活在动荡的春秋时期，但是管仲早孔子172年出生。那么，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是如何评说管仲的呢？

在《论语》二十篇中， 论及管仲的共涉及到两篇，四段史料：

（1）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

这段史料中的“器小；焉得俭；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否定了管仲的“俭”和“礼”，是从儒学的角度，以恢复周礼为根本对管仲的否定性评价。

（2）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宪问》

（3）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

（4）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宪问》

这三段史料皆来自《宪问》，“如其仁！如其仁！”等肯定了管仲的“仁”，无疑是颂扬管仲功业的。而在孔子所建构的儒学思想中，对“仁”和“礼”关系最为经典的表述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仁、礼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内在关系。“仁”倾向于人内心的道德意识，而“礼”倾向于外在的道德规范，只有内在的“仁”与外在的“礼”相互结合起来才能达到仁的要求，即真正地做到“天下归仁”。反之，不仁的人是无法克己复礼的（“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既然“仁”和“礼”是统一的，管仲既不知“礼”， 不守“礼”、越“礼”而行，又怎么能是“仁”呢？孔子为什么对于管仲作出“不知礼而仁”这样自相矛盾的评价呢？

如何解释孔子对管仲的这种矛盾性评价？以往的研究归纳如下：

近代学者何满子和顾颉刚的观点是主要出于古今版本的不同。《论语》现在的版本是东汉时期的郑玄参照《鲁论》、《齐论》和《古文论语》编定的。《宪问》篇都来源于《齐论》，而《齐论》是颂扬管仲的，《八佾》篇来源于《鲁论》，而《鲁论》主要是谈论修身和礼乐之事的，郑玄既采《鲁论》，又采《齐论》，因此在现在的版本《论语》中出现了孔子评价管仲的前后不一致的现象。

商松石（1989）的观点：孔子论人， 多用两分法， 指出其优点， 也提出其缺点。他高度评价了管仲， 也提出管仲有器小、奢侈、非礼三个缺点。但是这三个缺点，是“瑕不掩瑜”，或者说是“白璧有瑕”。原因是：这是在肯定管仲功绩前提下提出的，“无求备于一人”（《微子》）。且这三个缺点并不多么严重。说管仲“器小”，只是嫌管仲器量狭小，为什么有条件做到“优秀”（王），而偏偏满足于“良好”（霸）？至于管仲位比国君，树塞门，设反坫，是不应有的，但这是得到桓公同意的，管仲又毫无篡逆之心，只能说是不知礼。孔子指出管仲占人田的非礼行为，却又从伯氏失地后到死无怨言反衬出管仲的威望。孔子对管仲的“不死”也予以谅解。商指出孔子提出的“鸟能择木”的论点（见《史记·孔予管家》），所谓“良臣不事二主”，是后世儒家的忠节观。

于孔宝（1990）、闫春新（2003）认为，孔子是站在两个不同的角度对管仲进行评价的。其一是从事实的角度，其二是价值判断的角度。从功利与道义这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评价管仲，一方面符合管仲功劳有余而德行不足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又能解释通《论语》中孔子对管仲评价的不一致之处，而且还进一步深化了孔子实事求是坚守道义的圣贤者形象，这样更贴近真实的历史和人物。沈素珍（2010）也认为孔子充分肯定管仲具有“仁德”，是一位“仁人”，对于管仲的缺点也给予了直言不讳的批评。同时指出孔子之所以能够给予管仲全面而非单一的评价，原因在于孔子具备严宽并存的独到政治眼光。冯浩菲（2006）认为孔子是根据“仁学的实践标准”评价管仲为仁人，这样的评价既与历史事实相合，又具有理论依据。

王世巍（2015）从《论语》文本的特点和孔子所作评论的具体语境出发，指出众所周知的孔子教育的一大原则是“因材施教”，因此在面对子路、子贡提出的关于管仲是否为仁的问题时，孔子的回答也是重在“因材施教”，而对于管仲是否为仁，孔子并无深究。面对子路的管仲“未仁乎”的疑问，孔子针对子路直率、好勇、鲁莽的性格特点，重在强调管仲辅佐齐桓公的功劳，“不以兵车”应该是特别针对子路的劝诫和教育，体现在他倡导用非武力的方式会合诸侯。孔子在回答子贡的疑问时，针对子贡谦逊的性格特点，除了强调管仲的功绩外，实际上还趁机鼓励谦逊的子贡，即重点指出不可以因为小的信义而放弃大仁大业。也就是说，孔子其实并没有直接回答弟子们的疑问，即没有直接论证管仲是否为仁，孔子对子路、子贡的回答实在是重在教化而并非判断。因此《论语》前后两篇中看似相互矛盾的不一致的评价，实质上没有直接的联系，表面矛盾的两处实际上并没有构成矛盾。

以上是目前学界对孔子评价管仲的几种观点。每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都存在着问题。闫春新（2003）质疑了顾、何的不同版本说，首先他据史料推断出《宪问》应是出自《鲁论》而不是《齐论》，而且指出顾、何所持的《齐论》一定会颂扬管仲，《鲁论》定是贬斥管仲的这一观点值得商榷。而以上商、于、闫、沈、冯的观点就相当于承认了孔子称一个极度破坏先王礼制的人为建立奇功伟业的仁人。这种看法本身就存在矛盾，所以很难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而且冯也没有明确指出所谓的仁学、仁学的实践标准究竟是指什么？王世巍（2015）因回答的提问对象相异而有不同回答的观点，可谓另辟蹊径，具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论语》中很多篇章里出现孔子回答弟子问政、问仁的，因弟子性格或身份不同而给出不一样的回答。

孔子对管仲的批评折射出了他们之间思想上的不同，而对他的褒扬则表明两人思想的相通之处。但是这个评价不是保持平衡的，会有一个倾向，基于以上观点所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还有继续研究探讨的空间。

参考文献：

[1]商松石.孔子对管仲的评价[J].管子学刊1989（4）.

[2]沈素珍.孔子评管仲新解[J].管子学刊2010（3）.

[3]王世巍.再论如何理解孔子对管仲的评价[J]. 管子学刊2015（1）.

[4]王世巍.学界对《论语》“如其仁”的误读[J].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15（1）.

[5]闫春新.从《论语》看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再探[J].管子学刊2003（1）.

[6]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7]于孔宝.论孔子对管仲的评价[J].社会科学辑刊，19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