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从刘向编订《战国策》以来，各代对其理解不同，褒者认为其“繁词瑰辩，烂言盈目”，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而贬之者则认为其有剧毒，应以儒学为之去毒。按照现代阐释学的观点，理解是在时间中发生的历史性行为。对《战国策》的理解的差异正见出其背景文化之一——儒学的思想变迁。本文以《战国策》的接受史为切入点，解读古代儒学思想的发展变迁。

关键词：《战国策》；接受史；儒学

作者简介：刘卫华（1977-），女，湖北京山人，湖北大学知行学院人文系讲师。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36-0-02

战国时期列国纷争，各诸侯国为了争做霸主，纷纷延揽人才以壮其国。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口若悬河的谋臣策士便登上了历史舞台，《战国策》就是一部记载策士言行的著作。其言恢宏谲诳、汪洋恣肆；其事权谋诡诈、耸人听闻，其人崇计重利、放言无惮。正是这些特点造成了《战国策》一书引起后人争议的地方，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古代儒学的思想变迁。

原典儒学产生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制社会，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他把人与人之间的宗法等级差别规范化、制度化、伦理化，以礼乐制人。

在对“利”的态度上，儒家学者多耻于谈利。《论语》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将对利的态度作为了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随后发展儒学的学者也同样如此，孟子说：“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董仲舒也曾说：“正其谊而不计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他们都认为应该以义制利，而不是见利忘义。战国策士则思想行为不受礼法拘束，崇计重利。当苏秦说秦不成归来时发出的感叹：“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就公开宣扬了积极追求功名富贵的思想。儒家重行仁义之事，崇尚君子之风。而战国策士则利用时势，利用权术，只要能达到目的，用什么手段是不必忌讳的，苏秦在游说齐闵王时说：“是以圣人从事，必藉于权而务兴于时。夫权藉者，万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权藉”、“时势”是他们致力之所在，他们虽然也说“圣人”、“仁义”，但他们从不把它看得至高无上，有时反而对之进行批评。

现代解释学认为“理解是一种在时间中发生的历史性行为[5]”，不存在超越时间和历史纯客观的理解，即任何接受史都要受到“先行结构”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一定时间和历史中的先入之见，本文就以《战国策》的接受史为切入点，解读古代儒学的发展变迁。

《战国策》最早由刘向校订成书，云：“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纵横长短之说，左右倾侧。”他指出了《战国策》产生的时代背景，是纷乱的社会中产生的乱世之学。他虽然高度评价了纵横家皆“高才秀士”，能“扶急持倾……出奇策异志，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但同时也指责这种乱世之学是“权于谋诈之弊，终无信笃之诚，无道德之教，仁义之化，以缀天下之心，……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是“救急之势”的权宜之计。

他的观点是有思想根源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的独尊地位，从思想上控制了士人，“征圣”、“宗经”成了儒生所信奉的金科玉律，与此相反的纵横之学自然也没有了信奉的市场，趋于衰落。汉武帝对纵横之学特别反感，他策问严助时曾特别指示：“具以《春秋》对，勿以苏秦纵横！”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中的刘向自然深受影响。

魏晋之际，欲代魏自立的司马氏打着儒家明教的旗号行不忠不孝之事，激起了士人的愤怒，他们提出“越明教，任自然”，放诞不羁，恣情越礼。在他们眼里，儒学成了一套僵死的模式，正如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描述的“服有例程，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例程。……扬声明于后世，齐功德于往古。”他们多崇尚老庄之学，品评士人的标准也与儒家截然不同，不再是行止坐卧皆有一套礼法规定的翩翩君子形象，而是任诞放达、狂放不羁。

在《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袁悦有口才，能长短说，……后丁艰，服除还都，唯齐《战国策》而已。语人曰：“少年时读《论语》、《老子》，又看《庄》《易》，此皆病痛事，当何所益耶？天下要物，正有《战国策》。”

袁悦将《战国策》当成天下要物，对《战国策》的高度评价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正见出汉魏之际儒学衰微，道家复兴的思想现状。

唐代三教并存，文人一方面把儒学当作立身扬名的途径，同时又从老庄玄学中吸取营养。儒学一直未能恢复独尊地位，这种局面直到才有所改变。

《战国策》的命运到宋代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宋代文人虽欣赏其文汪洋恣肆的语言及气势，但对其思想内容一直评价不高。其中突出代表是曾巩，他在《<战国策>目录序》中认为，刘向的论述虽然很好，但对其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大加批驳，认为是“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甚至认为战国游士“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变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弊其患。……而诸侯及秦用之，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莫之悟也。”他之所以要“访之士大夫之家，……尽得其书”，只是要“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这是采用了放而绝之的方法。至于其他人也大都作如是观，宋代李文叙在其《书<战国策>后》中虽认为“人读之必向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文辞极胜”，但同时也写到“《战国策》所载，大抵皆纵横捭阖、谲诳相轻、倾夺之说也，其事浅陋不足道”。叶适在《习学记言》中也评价《战国策》是“陋浅妄之夸说，……使与道德利益相乱，其为学者心术巨蠹甚矣”。

由上可见宋代文人多赞赏《战国策》的文辞之胜，且受到其“辫丽恣肆”文风的影响。但他们对《战国策》的评价仍然不高，无疑是受到当时理学的影响。

宋代继承韩愈的道统思想，重整儒学，儒学一变而为理学、道学。诗人多将儒家道统由外在的仁义教化内在的心性本体，甚至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然而禁欲背后的物欲横流无疑是对趾高气扬的理学的嘲讽。道德观念不再是个人主观的欲求，而成为模式化的东西，儒学在发展中逐渐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而孔子则偶像化为令人们诚惶诚恐的“大成至圣先师”，与孔子的原典精神相去日远，在人性扭曲的时代当然会忌讳无拘无束的生命力，当然也会对《战国策》采取党同伐异的态度了。

明清时期，对《战国策》的理解同宋元没有太大的区别，一方面仍赞其语言之美，一方面对其思想倾向的批驳更加不遗余力。清代谭献在《复堂笔记》中评到：“《国策》乃沉而快，《国策》乃雄而隽。”高度称说其文字之美。而元代吴师道评价《战国策》是“相诈相轻，机变之谋，唯恐其不深”，则批驳其思想倾向。更有甚者，清初学者陆陇其选出《战国策》中的40篇文章，用孟子的观点一一加以批驳，书名就叫《战国策去毒》。

至此，对《战国策》的评说越来越远离文本的艺术价值，而注目于其思想内容是否合乎正统。这种情况显然与儒学的发展状况有关。明清大兴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文人多避实就虚，不敢过问政治，于是儒学发展到明清一变而为明代的实学和清代的考据之学，专注于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在现实中，大多文人不再游离于王权之外，放弃了同王权的抗衡，于是在《红楼梦》的描述中，原初充满人情味的孔子成了泥塑木雕似的贾政。

显然从《战国策》成书以来漫长的历史中，其接受史也呈现了很大的差异，由于大多数文人是站在传统儒学的角度去评说《战国策》，导致儒学兴盛时，文人对《战国策》多持批驳态度，而儒学衰微时，文人则对《战国策》多加称颂，呈现了理解和文本的偏差，而这种偏差正可见出起其背景文化——儒学的发展消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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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胡如虹.论《战国策》的语言艺术[J].湘潭大学学报，1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