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文新

摘  要：汉代是我国古代石刻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这个时期的石刻作品不论是内容、题材、造型都具有宏大磅礴的气势。它雄劲浑朴的气度，大巧若拙的艺术手法达到了石刻艺术的第一个高峰，为后世的石刻艺术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汉代;石刻;造型

[中图分类号]：K87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08--02

石刻艺术是我国古代艺术宝库中一块绚丽的瑰宝，闪烁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光辉。汉代石刻作为早期的石刻艺术，无论是内容还是表现手法，都表现出古拙粗犷的艺术特征，注重写意而不在意写实，显示着古代艺术家鬼斧神工般的技艺和超凡的审美情趣，为后世的石刻创作奠定了基础。

在洛阳石刻艺术馆中，有一对1955年在洛阳孙旗屯出土的汉代辟邪十分精美。神兽高109厘米，长166厘米，在颈部用隶书阴刻“缑氏蒿聚成奴作”七字。这对石刻不论是雕刻功力还是造型设计在当时都是最高水平。辟邪象征着驱魔消灾，引魂升天，又象征着财富与权利。在羽化升仙思想盛行的汉代，人们在生前不能成仙，就希望在死后灵魂能依靠这种神兽升入向往的仙境。这对辟邪虽然经历了2000多年的风雨侵蚀，风化严重，但它们那雄劲有力，气势奔放的造型仍让人惊叹。两只神兽的姿态相似，虎头凤尾，躯体修长，臀部高翘，胸前的肋骨高高暴起，肩下生出两只带鳞的翼，从颈部到尾部的椎骨被雕成连珠形，脊背上的脊骨陷入两边丰腴的肌肉中，使人仿佛能感觉到它的体温，可以听到它的心跳。它们怒目圆睁，胸部挺起，昂天长啸，胸部印刻着片片相叠加的鳞甲，长尾盘卷于身后，那矫健的四肢似乎储蓄着无尽的能量。它们的模样看似是在奔跑之中突然发现了什么骤然停下，张口怒吼。汉代的工匠们正是抓住了这一刹那，把神兽凶猛好斗、气势雄劲的神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对石刻的作者经过精密构思，凭借丰富的想象力，把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灵异神兽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把线条的表现力发挥到了极致，起到了以形写神的作用，把汉代石刻的古朴粗犷、写实写意的艺术特点完美地融合到了一起。苍劲奔放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简练粗犷的造型让人赞叹，是馆藏中的精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一、分析汉代石刻造型艺术的特征

两汉时期正处在上升阶段的封建社会，所形成的雄壮的民族气魄，很自然地反映在了当时的石刻作品中。这使两汉的石刻作品不论是内容、题材 ，还是造型特点等方面一般都具有宏大、磅礴的气势。“它突出的是高度夸张的形体，是异常单纯简洁的整体形象，是一种粗线条粗轮廓的图景形象。然而，整个汉代艺术生命也就在这里，就在这粗轮廓的整体形象的飞扬流动中，表现出力量、运动以及由之形成的“气势”的美。”[1]汉代的石刻艺术是中国古代石刻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它雄劲浑朴的气度，大巧若拙的艺术手法达到了艺术的高峰。汉代石刻的造型艺术的主要特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即它的象征性、概括性以及生动性。

（一）汉代石刻造型艺术特征的象征性

汉代石刻注重的是写意而不是写实，石刻作品往往是作者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客观反映，通过石刻作品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精神风貌。在众多的汉代石刻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霍去病墓前的石刻。霍去病是西汉武帝时反击匈奴窜犯掳掠的战争中立大功的名将。他死后被葬在汉武帝刘彻的“茂陵”附近。“茂陵”及其陪葬墓只有霍去病墓的石刻保留了下来，制作年代约为公元前117年。其中“马踏匈奴”是最具有象征性的一件作品。作品中的战马威武强健，昂首屹立，显示出胜利者的气势，窘态毕露的敌人被踏在马下垂死挣扎，暗示了匈奴必败的命运。而且作者巧妙地把蜷缩的匈奴人刻于马下，这样就填充了马下的空隙，刚好保持了马的四肢的坚固性，从而加强了整个作品的稳定性，而且与整块岩石完美结合，大气简练。“正是这种稳定的整体造型却又有强劲的动力感的艺术形象，形成了正如鲁迅先生所正确评价的“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的艺术风格。”[2]这件石刻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马的背上并没有将领的形象，这一点恰恰体现出了汉代石刻之美的内涵——意至而形不至。艺术家用马的雄健和被踏在马下的匈奴人的狼狈，表现了战马上将领战胜后的威武姿态。可以说这件石刻所要展现的既不是马的强悍，也不是匈奴人的失魂落魄，而更多要展示的则是青年将领的所向披靡，甚至是大汉王朝强大的国力。这正是汉代石刻造型艺术的最重要的特征——形式语言的象征性。

（二）汉代石刻造型艺术特征的概括性

汉代石刻的造型艺术特征还具有概括性。那时的匠师们并不注重作品的精工细刻，也不追求外形的逼真，只是以苍劲粗犷的刀法简练地勾勒，略加雕凿，就赋予了顽石灵动的生命。这种概括、简练却传神的艺术表现手法，突出了汉代石刻浑厚刚健的艺术个性，体现了石刻作品的雄浑之势与整体之美，以粗犷的形式表现精神的世界成了汉代石刻的主流。同样是在霍去病墓石刻群中，“跃马”这一作品充分地体现了汉代石刻造型特征的概括性。这件作品高145厘米，长240厘米，体积与真马相似，为腾跃的姿态。“系用一块天然整石，随势加工而成，刻线和圆雕两种技法并用，以达到统一配合的效果。”[3]从它的造型上可以看出，它的作者在决定雕刻这匹在山间跳跃着的马之前，特在深山中找来这块形状与此作品造型相似的岩石，利用它的某些特点，以简要概括的手法，象形地进行适当的加工，雕出这样一匹矫健奔放、将要腾起的骏马。简单刻画出来的偏斜的头部与颤动的口鼻，把马的野性与强劲的活力表现得极为突出。马的四肢没有雕空，仅表现为浮雕形式，但整体造型的主体感却丝毫未减弱，仿佛能让人看到它难以驾驭的威武雄健的姿态，是一件艺术性很强的作品。大部分的汉代石刻的造型基本都具有简练、概括这个特征。“由于以简化的轮廓为形象，就使粗犷的气势不受束缚而带有非写实的浪漫风味。”

（三）汉代石刻造型艺术特征的生动性

生动性是汉代石刻造型艺术的另一个特征。与其他时代石刻不同的是，它是靠朴实明快的刀法、简洁的造型、粗犷的风格来表现生动。洛阳石刻艺术馆中的汉代石辟邪就能体现这一点。这对石辟邪外表古朴粗糙，没有过多细致的刻画，而是用简洁的线条来表现它们的生动性。从侧面看，由头部至背部到尾部的一条线条显得急促而具有动感;另一与它相对应的线条由下颚到胸部经腹部至尾部，则显得缓慢而柔和，这两条主线条相辅相成，相互照应。神兽的四肢则是直立略作倾斜以保持身体平衡。这互相交替的垂直线与水平线组成了双兽的整体结构，垂直线的平衡感与水平线的动感相互对抗，这种强烈的冲突增强了它们的美感与力度。此外，霍去病墓前群雕中的“怪兽吞羊”更是如此，这件石刻是利用了一块经过多年风雨剥蚀、表面凹凸不平的天然岩石来进行雕刻。我们几乎可以看出工匠在具体构思之前，似乎已经从岩石的自然形态中观察到所要雕刻的题材，充分地利用了天然岩石的棱角以及转折面，巧妙地刻画出了一头凶猛的怪兽正在吞食一只羔羊的形象，造型生动有力，线条与岩石本身的高低起伏相融合，正表现了羊与怪兽皮肤的感觉。它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工匠巧妙地把雕工与自然的岩石完美地结合，充分反映了汉代石刻质朴深厚的风格，也展示了两汉时期的石刻在高度概括和古拙之中所散发出来的蓬勃生气。

二、汉代石刻与不同时期石刻的差异

汉代石刻经历了2000多年的风雨，至今仍有无数的艺术爱好者被其粗朴雄浑的气势所深深吸引，它的魅力在于采用了因势象形、简单概括而又传神的艺术手法，表现出具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意至而形不至”的象征主义风格一直左右着汉代石刻的各种创作，以粗犷的形式表现精神世界是汉代石刻的主流。在汉代以后的时期，石刻逐渐脱离了那种粗犷的艺术表达形式，慢慢地向精细、写实的手法上变化，在唐代时期到达了顶峰。如果拿汉代石刻与唐代石刻做比较，虽然汉代石刻处在发展上升阶段，显得简单、笨拙、粗糙，但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气势、力量、意味却恰恰显示出在雕刻手法上的优越高明。唐代的石刻虽然雕刻细腻、富丽堂皇，普遍造型优美丰满，却充分显示了工匠的技术娴熟、巧夺天工。比较有代表性的唐太宗的昭陵里，有一组名为“昭陵六骏”的石刻最负盛名，它所讲述的是曾伴随唐太宗李世民南征北战的六匹立功的战马，工匠以熟练的技巧，精细的手法刻画真实事物，讲述了丰富的历史故事。整组石刻姿态神情各异，线条有力，栩栩如生，显示了中国古代石刻技巧的最高成就。有诗云：“秦王铁骑取天下，六骏功高画亦优。”但是它虽然细致工整、造型逼真，但是和汉代古拙的马相比之下，动感与形态都大为逊色，与汉代石刻的磅礴深沉、粗放豪迈相比，气势就难以比拟。随后的宋代石刻继承了唐代石刻的精雕细刻，写实逼真，而且作品更是清丽俊逸，细微工整，富有生活情趣。在河南巩县的北宋七帝八陵石刻中，不论是石兽还是人物，刻画得都是神态安闲、俏丽妩媚，让人看了有一种安闲自得的感觉。但是和汉代石刻相比之下，就远不及汉代石刻具有生命力，没有汉代石刻所具有的磅礴气势，没有那种铮铮向上、奋力拼搏的感觉。明清时期的石刻已经在开始慢慢衰弱，不论造型还是气势都不及以前，但是技术仍然比较娴熟，精雕细凿，只是更能满足人们赏心悦目之功能，它更强调的是实用性与玩赏性，缺乏了汉代石刻的雄浑，缺乏了创造性，缺乏了生命力，把汉代石刻那种强烈的表现精神的功能大大削弱了。

汉代石刻简练传神的艺术表现手法就像中国画中的大写意，不求写实只求写神，采用象征写意的手法，刻画出的作品给观赏者留有发挥想象的空间。汉代工匠用其独特的审美意识找到了构成气势美、韵律美、稚拙美的造型艺术的语言，创造出了汉代石刻的古朴粗犷、深沉雄大、简洁稚拙、单纯厚重等独特的艺术风格。“汉代石刻是因为气势与古拙的结合，充满了整体性的运动、力量感而具有浪漫风貌的，并不同于后世艺术中个人情感的浪漫抒发。”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朴实敦厚、勤劳勇敢的品格正是民族精神之所在，汉代石刻所表现出来的质朴厚重、古拙博大是内在的本质的美，这正是质朴、敦厚品质的表现，蕴涵了古代劳动人民坚毅的意志和力量，体现了中华民族进取向上的气派和精神风貌。

参考文献：

[1]李泽厚著.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136-137.

[2]陈通顺编.美术鉴赏[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49.

[3]杨新华 董宁宁编著. 石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9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