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顺发

新四军军长叶挺，出生于1896年9月10日，牺牲于1946年4月8日。笔者谨以此文纪念叶挺将军诞辰120周年、牺牲70周年。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1月13日下午，叶挺受命带着随员下山与国民党军谈判，被顽军扣押。先被押往泾县五十二师师部，住了两天，又被押解到宁国顽三十二集团军上官云相总部。三天后叶挺一行被押到上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之后他被汽车送到上饶集中营七峰岩监狱一座庙宇内，单独关押起来。随员们则被镣铐加身，关进了七峰岩山洞中。

堂堂的北伐名将、抗日的新四军军长，转眼成了“罪人”。蒋介石想在监禁中以威逼利诱等手段，逼迫叶挺“归顺”。叶挺不为蒋介石的淫威屈服，开始了长期的狱中斗争。在被监禁的第八天，就开始回顾自己走过的战斗历程，写下了《囚语》一文。

《囚语》“未着一字”抒写忠诚

《囚语》原不为人所知，直到1994年才被发现而公示于众。《囚语》是叶挺边清理思绪，边断续写成的自述，是用心志和深情写成的战斗檄文；是一位尚无党籍的真正共产党人，面临生死抉择严峻考验时，发自内心的独白——对党组织的表白、汇报。

《囚语》起笔于1941年1月21日，原稿署着“民国三十年元月廿一日起，至……”，到底至于何日，叶挺未写明，抑或叶挺并未止笔。根据内容判断，止笔时间应该是2月中下旬。《囚语》全文16个自然段，相邻段落间，内容跳跃性较大，可见是断断续续写就。这首先因为牢狱之中，容不得“囚徒”自由写作，更因为叶挺将军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他需要清理思绪。他毕竟已身陷囹圄，又必须面对现实，他誓以生命为新四军的荣誉和使命向国民党当局抗争。于是有了第一段“四句不协律的诗”，然而，叶挺最关切的则是尽快向党组织报告自己被扣押的真相、此时的思想和斗争决心。叶挺在《囚语》中回顾了自己参加革命以来历经的危难，倾诉了对皖南事变中死难者的悲痛和对被俘战友的关怀，表达了身陷囹圄后宁死不屈的斗争意志。叶挺的叙述，发乎于情，发乎于心，发乎于理智。阅读全文，通篇对中共组织未着一字，而字里行间，处处闪耀着对党、对革命、对抗日的忠诚。“未着一字”大概也是《囚语》当年未被国民党当局查抄、销毁的成功之处。

叶挺自幼善学博记，古文功底厚实。《囚语》以清人邓汉仪（而非吴伟业）题息夫人庙之“自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起首，反其意而用之，“戏拟四句不协律的诗：不辞艰难哪辞死，生死原来相游戏；只问此心无愧怍，赤条条来光棍逝。”诗言志，叶挺以诗倾诉心声，宁死血战，早将生死置之度外。叶挺任军长三年，几无最后决策权，仍然尽责尽职；皖南事变之中，坚守岗位，指挥突围，在惨烈与悲壮面前，英姿岿然。最艰险危难的时刻，本着“如果是党决定派我去，我就服从”的原则，毅然下山与国民党军谈判，结果，连同随员十余人均被扣押，他的确问心无愧。他同时暗示：叶挺依然在战斗，“赤条条来”，即使牺牲，也走得干净利索，不会给党组织留下遗憾。这“四句不协律的诗”，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实际上是统领全文的主题。

他在记叙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的一段写道：“余素无非份之想，绝非事业野心家也。但三次被叛逆之罪，七次一败涂地，落荒逃生。”并逐一陈述，不弃不避，坦白而直率，为史笔所少见。其中对第“七次”的记述更是直言不讳：“此次皖南惨变之事，余不得不负其责任。但任军长三年来，实非所愿。三上辞呈，二次走避，而终不免于陷入漩涡，一败涂地。自动投案，又被叛逆之罪。此七次也。”这一段坦荡无私的文字，既包含了叶挺对“走避”的检讨，也包含了对“无奈”的解释，绝无推诿之意，但有高度负责之情。一军之长，不能参与对军事行动决策，不能正常行使军事指挥权，甚至在中央多次电令部队迅速从皖南转移，也因“副军长”的专断而“无可奈何”，坐失良机，导致部队误入重围，损失惨重，军长叶挺仍是主动承担责任，其高尚品质令人钦佩。虽然，“不得不”中似有“无奈”之意，然而更多的倒是“不能不”也“不会不”的中肯。这就是叶挺的人格。这样的文字，不可能告之于亲朋好友或妻子儿女，更不可能写给其他什么人，而只能是向党组织的倾诉。

“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文中还多次表达了对革命忠贞不二的决心和斗争胜利的信念。在给妻子复信时想到：“我固不愿枉死，但责任及环境要求我死，则我又何惜此命耶？”他甚至对身后之事都做了安排：“他日我死了，墓碑愿至友郭沫若君为我一题。”“我墓碑题款：历史悲角叶希夷之墓。”

叶挺被囚五年，始终如一。坚持斗争，“以不变应万变”。威胁也罢，利诱也罢，我自岿然不动。这种“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抗争精神，在《囚语》的最后一句更是表露无遗：“我已发愿：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囚语》无处不闪耀出叶挺将军崇高的人格光华。

紧接第一段，叶挺在《囚语》的第二段记叙的是任光夫妇在皖南事变中的遇难。任光是知名音乐家，叶挺的好友。1月10日早晨在高坦，当军部教导队亦将加入前线作战前，“任君即指挥唱其新歌《东进曲》，与四周机关枪及手榴弹声融成最伟大战斗交响曲。”到12日，终日浴血苦战中，“情况万分紧张，余忙迫无暇关照其夫妇。”是日夜，“忽有二人辗转地上，在激战声中不能闻其哀号。”叶挺得知任光已身受重伤，“时萤箭蝗飞，余心痛如割，无语足以慰之，无法足以助之。”任光在叶挺身边牺牲了。“愿后世有音乐家为我作一哀歌以吊之。”对自己的部属、战友怀着如此沉痛而浓烈的悲情，有其特殊的原因。

1937年9月下旬，叶挺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长后，在组建新四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多次努力，对实现新四军主要领导人按中共中央提出的人选，交由国民政府任命，叶挺起了关键作用。同时，北伐名将叶挺的身份和影响力，成功地团结、动员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有志青年，来到新四军工作。他们当中，就有任光夫妇。这些青年精英慕新四军抗战之名而来，慕叶挺军长之名而来，这正是叶挺将军人格魅力之所在。

抗战爆发前，任光就在上海从事左翼音乐工作，代表作有《渔光曲》《打回老家去》。1937年8月曾去法国巴黎音乐师范学院进修，组织了巴黎华侨歌唱团，以义演方式为祖国难民募捐，还在救国时报社教唱革命歌曲。1938年10月，任光回国后继续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40年春回到重庆，7月随军长叶挺等人前往皖南，成为新四军战地文化工作者，创作了《别了，三年皖南》的歌曲。任光的牺牲，对叶挺是沉重的打击。叶挺心情十分沉痛，所以，“余心痛如割”地追述任光的遇难。

叶挺在《囚语》中多处记叙了对被捕战友的惦念，也倾诉了心中的愤怒。其中第十三段描叙了黄源的牺牲（误传），第十二段披露了陈子谷的被俘。“闻陈子谷君被俘”，叶挺心痛如绞，“陈君本旅泰国华侨富商之子，本为国家民族的血诚，回国参加抗战。”却“以一无党派立场之书生”，遭受“党狱折磨之苦”。这些文字，充分表露了叶挺对国民党当局愤怒的控诉，对抗战救国事业的赤诚；让人感触到铁血将军对部属的关爱和战友情怀，以及叶挺丰富的精神世界。

心灵之声：人格重于生命

叶挺在被囚禁的五年中，不断遭遇说客的“规劝”，好友的暗喻，乃至蒋介石亲自出马的诱降。但是，叶挺不仅不为所动，而且还给以有力的批驳。《囚语》深刻地记录了叶挺将军心灵中的激烈争斗和斗争必胜的感情储备。他在第四段中写道：“由重围苦战流血的沙场，又自动投入另一个心灵苦斗的战场了。后者比前者令人提心吊胆更加几倍。一个人，当可能到达他生命最后一程的时候，他的感情与理智，或感情与感情，或理智与理智（意识），一切矛盾是最容易一齐表现在他的心头激烈争斗着，比血的战场还要厉害。他需要眼泪，好似后者需要血一样，这不是妇人、懦夫的眼泪，是壮士哭战友的眼泪。他需要狂歌，需要狂笑，最后一个意识、一个感情战胜一切了，他会发出凯旋的微笑。”人格高尚的叶挺将军，在“自到友军后直至上饶数日间，‘阶下囚与‘座上客同时兼备一身”的角色转换中，成为“心灵苦斗”的胜利者。一方面，他以理智、机敏和意志力，描绘了“阶下囚”的壮士本色；另一方面，他以狂歌、狂笑去迎接无形的战斗，他满怀着胜利的希望，准备着藐视一切敌人的战斗姿态，甚至已经在等待着胜利，准备着“凯旋的微笑”。这就是叶挺，一个感情丰富、无往而不胜的叶挺。

叶挺在《囚语》文中，多次与“吾妻”对话，读来有时催人泪下，有时让人感奋，有时给人火焰般的激情。在第三段叙述一生革命经历中，叶挺说：“余与吾妻谈及吾遭遇之事，吾妻答曰：‘尔的名（挺）与别字（希夷）便是征兆，铤而走险，绝少平安，可（以）此作解释矣。”一则笑谈，道出了妻子的担心，妻子的深爱，她多么希望叶挺平平安安啊。然而，军人，特别是战斗着的军人永远与险恶相伴，随时有危及生命的可能。叶挺深爱其妻，但是，“妻儿的私情固深剜着我的心，但我又那（能）因此忘了我的责任和天良及所处的无可奈何的境遇呢？”可见，叶挺心中军人的责任远超过对妻儿的爱。即使在生命与天职的天平上，依然如此。“我固不愿枉死，但责任及环境要求我死，则我又何惜此命耶？”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位精神巨人，似乎他的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军人的天职。

自由，叶挺在《囚语》中专门谈论了自由。叶挺说：“‘自由像水和空气一样，得之不觉可贵，失之则难堪，或至于死。只有在沙漠中才觉得水的可贵，只有在病中才觉得康健可贵，屠格涅夫说过：‘我爱自由胜过世上的一切。”叶挺和常人一样酷爱自由，崇尚自由。同时他也知道，国民党、蒋介石是不可能轻易给他自由的。如果获得自由是以出卖灵魂为代价的，叶挺绝不为之，他宁可永远不自由，因为还有比自由更高贵的东西，那就是人格。狱中，叶挺留发蓄须，国民党方面屡屡派人劝之，均无功而返。叶挺以此立身明志：“我已发愿，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这是我的自由。”这些就是《囚语》记录着的叶挺将军对待爱情、生命、自由的价值观。叶挺以此向国民党进行了五年顽强的战斗，为新四军的荣誉而战，为真理而战，为人格而战，叶挺是胜利者。

“生命和血写成的”铁窗铭

“军人天职、人格重于生命。”是《囚语》中叶挺将军留给世人的最浓重的人格宣言。如果说，《囚语》是叶挺从“流血的沙场”刚刚投入“另一个心灵苦斗的战场”用心志和深情写成的战斗檄文。那么，1942年11月21日在狱中写成的《囚歌》，则是叶挺经过狱中斗争和深思熟虑凝炼成的铁窗铭，是叶挺用“生命和血写成的”（郭沫若语）人生宣言书。

囚 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

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

得到永生！

《囚语》是文，叶挺以“文”向党中央诉说了一个革命军人不变的意志和忠诚；《囚歌》是诗，叶挺以“诗”向党中央表述了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不屈的斗志和正气。《囚歌》与《囚语》有异曲同工之妙，《囚语》谈自由：有比自由更高贵的东西，那就是人格——人格重于生命；《囚歌》写自由：有比自由更贵重的东西，那就是党性——党性高于一切。为了人格和党性，叶挺宁可不要“自由”，而要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正是有了这份刚毅而坚实的精神储备，叶挺才在这场“心灵苦斗的战场”上，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责任编辑 毕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