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建生

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进程中，农村社会的主体性和互助性是如何一步步失去的？本文以福建省培田村为案例，指出全球化知识体系是如何消解在地化知识体系，并进而消解农村社会主体性和互助性的。

极度增长与环境代价

大量地生产，大量地消费，是全球化知识体系极力推崇的价值之一，因为资本只有在这一价值里，在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中实现增值，生产越多，消费越多，资本的积累也就越多。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唯有资本大行其道，其代价之一，就是自然生态的恶化。

首先是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对土壤和水质造成的破坏。在二十几年前，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农民不再使用农家肥了，化学肥料很快成了家家户户必备的物资，牛圈慢慢空了，厕所的粪尿也越堆越多，最近十几年，猪圈也慢慢空了，诺大一个培田，只能找到十几户还养猪的农民。与此同时，各式农药也很快取代了农民自制的杀虫剂，物理杀虫法被化学杀虫法取代。农民种地轻松了许多，尽管由于多梯田的原因，农业机械的使用有限，但起码农民不用攒肥挑粪了。同时，随着沿海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培田青壮年也在这个时候纷纷外出，而农田，就交给了老弱妇孺。然而，培田农地土壤的重金属Cd已超过了国家土壤环境质量二级标准，培田的这种发展过程牺牲了自然的利益，这种牺牲将陷培田于不可持续的发展路径中。

其次是森林的滥伐现象，造成培田山体植被稀少，水土流失较严重。解放前，流经培田村的小河是可以行船的，当时培田村民外出经商考学，水路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时候培田河的水势是多么的大。现在则是整个地改变了，即使是最深的地方，水也只能淹到一个成人的膝盖。培田水量的减少有各种原因，可能也包括气候的变迁，但最主要的，是其植被的大面积减少，包括山体裸露，雨水冲刷，河道被泥沙淤积。过去，农民对自然还有敬畏之心，只是根据盖房和烧柴的需要进行砍伐，而且主要是已成材杉木和松木。现在农民仍然根据需要进行砍伐，但其需要已成了无底洞，因为他们砍伐是为了在市场上贩卖赚钱，而且除了杉木和松木，他们也砍杂木，有时候深山里长了几百年的杂木也被砍掉，实在让人心疼。培田共有山林面积近万亩，植被保护完好的面积不足两千亩，且呈逐年下降趋势。

公共服务及资源的私有化和商品化

在过去几十年的岁月里，培田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都逐步被私有化和商品化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人的效用最大化。

培田原来有不少的公田，主要用于发展本村的教育事业和其它公益事业。小小培田，鼎盛时期，曾有九座书院，此外还设有妇女学堂和农业技术学校，另有振婴社等公益组织，其经费来源除了乡贤捐赠，主要依托村里专门划拨的农田，这些农田被称为“公田”，也即属于公共用地，是用于公益事业的农田。同时，这些公田还用于学校的生产教育之用。除了公田，培田还有公山，其作用除了和公田一样，用于助学等公共事业外，同时也有保护培田风水的功能。分田单干后，公田被分到户，培田的教育等公共事业从此衰落下去，公山则没人管理，大家滥砍滥伐，变成了荒山，只有临近村里的风水林仍然保存完好。

此外，众所周知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本来属于政府的公共服务，也被取消了。培田也不例外，原来小病不出村的，现在也只得到乡里去，村里的诊所基本上成了卖药的，而且药价还不低。

农村经济文化同质化，消费主义盛行

乡土文化对农村的影响被消解，代之以城市、以资本为核心的文化。

培田村是一个有着很深的孝道文化的古村落，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尊老敬老的传统是相当深厚的，老年人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其自明末清初就订定的家训族规中，第一、二条即分别是“敬祖宗”、“孝父母”，这些家训被抄贴于祖堂的天子壁，以及妇女学校“容膝居”，列入书院、女校的“校本教材”，先于教，督于行，使培田“庶风民俗美可称里”。几百年下来培田村民经十几代人的努力，打造出由30幢华堂、21座宗祠、六所书院、三庵两庙、两扇跨街牌坊和一条千米古街组成的七万余平方米的明清古建筑群，以及与这些建筑相映成趣的，源远流长的教育血脉，民国十九年，汀州八县23位留学生，培田村就有三位，还选送九位军校生，其中出自黄埔的就有四位。培田的这些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上的成就，与其浓厚的孝道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这一切美好的传统都被打破了，培田在经济主义的侵蚀下，经济能力成为衡量长幼尊卑的标准，老年人的地位急剧下降。老人们的经济创收能力有限，一不能外出务工赚钱，二在家里也不能干重体力活，他们基本上已无法直接创造货币收益，在出门就得花钱的现代农村，他们甚至已无法养活自己，用农民的话来说是“累赘”，用学者的话来说是“劳动力残值”。当人的眼里被金钱所覆盖，他的行动准绳就变成金钱了，能给自己带来经济效益的，就是值得尊敬的，反之，则是可有可无的。培田村民在对待老人这一问题上，这几十年来，就是逐步被金钱左右的，培田孝道文化渐渐地消失无形，取而代之的是实用主义文化。

此外，培田互助的传统也渐趋丧失。守望相助是农村地区最可宝贵的品质之一，这是农民在漫长的年代里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在多变的自然面前生存下去，他必须得到他人的帮助。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帮助他者，这是比较消极的互助，但经过漫长时间的演变，助人已内化为习惯，成为农村的重要文化内涵之一。即使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农村普遍都还保有着互助的传统，培田亦然。那个时候盖房子，还是你帮我，我帮你这么盖起来的，花费很少，几百块钱就能盖起一大栋房子。

仅仅过了三十年，一切就都改变了，商品经济的活跃需要大量的货币流通，货币从而取代情感，成为村民之间的主要交流媒介。不管是盖房这等大事，还是农忙时节的插秧或收割，都从“以工换工”变成了直接的现金交易，即使是走亲戚，人们也直接用货币代替了物品，而红白喜事，人们干脆从市场上请“流动酒家”来帮忙操办，不再需要邻居亲戚来帮忙打理了，他们只需到时揣着红包来吃个饭就好了。这一切，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大家彼此都很方便，不用欠彼此什么人情。殊不知，互助文化正是在这些变化中，不经意间，就从人们的身边溜走了。现在人们普遍感觉农村的人情淡了，不管是出门在外的游子，还是本村的村民，他们对社区的认同和感情都有一日不如一日的感觉，社区不再是大家可以彼此依靠的地方，不再能带来温暖。

资本文化对农村互助文化的消解，非一日之功，仔细分析，我们会看到它是很系统的一项工作，是搭载在资本经济这艘大船上来实现其目标的。

资本经济蚕食社区经济

长时间以来，农村的经济形态是一种自给自足型的经济，不能说全部，但可以说是大部分的人们生产生活所需均可从社区获得，最多不会超过一个乡的范围，本社区不能提供的必需品，大多也可以在乡里的集市上买到或交换到，而集市上的商品，大多也来自本乡本土，小到一枚鸡蛋，大到一个风车，本地都有生产者。我们通常说的“农村七艺”，即木艺、竹艺、铁艺、陶艺、塑艺、泥艺、布艺，构成了农村的小手工业经济，这几种工艺，基本涵盖了农村生产生活所需的全部。盖房子，木工和泥瓦工就可以包下来，木材从自家的山上来，泥土也是;种植用的锄头、犁耙，厨房用的刀具、铁锅等等，村里的铁匠就可以搞定;睡觉用的床，吃饭用的桌椅，村里有好几个木匠呢;身上穿戴的衣服鞋帽，则有村东头的裁缝师傅。这些手工艺人，靠着他们的手艺，在村里头还可以过上中上水平的生活。现在，这一切已成记忆的一部分，工厂流水线上下来的工业品，特别是塑料制品，以摧枯拉朽之势荡涤着农村的这些小手工业，使它们渐趋消失。培田因为古村落保护的需要，对木艺还有一定的需求，还有稍微年轻一些的木匠，其他几种手工艺，就只存在于七八十岁的老人身上了，随着他们的逝去，这些手艺在社区就算彻底失传了。而随着农村手工艺的失传，以及如前所述，农业经济不管是原料还是产品都依赖外部市场，农村的本土经济将完全丧失独立性，而成为城市工业的依附。现在随便到农村的集市上走走，你会发现市场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商品都不再出自本地。你可能会说，这是商品经济发达的表现，殊不知，这表面的发达背后，是农村经济的衰落，是人们的背井离乡，是越来越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环境的破坏。

培田接近1400人的村子，已有一半多人外出，其中外出打工的有将近六百人，培田的经济主要依靠的正是这打工的收入。在培田所在乡宣和每五天一次的市集上，不管是畜群水果，还是日用品，一律从宣和乡以外进来，商贩也越来越成为以外地人为主，本地的商贩和产品则慢慢减少。

消解农村教育

培田的教育曾兴盛一时，且不说九个书院的辉煌历史，即使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培田小学也还是当地的教育重地，有学生三百余人，周边好几个村的孩子都往这里送。但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教育市场化和产业化的实施，经济资源和教育资源都往城市集中，一方面人们不得已离开家乡到城市谋生，渐渐地也把孩子带到城市就读，一方面老师们不愿意在农村呆着，想着法子往城镇跑，特别是教学水平较好的老师，更是如此，这样造成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急剧下降，家长们也就不得已把孩子往城镇送，只有一些较为弱势农村家庭的孩子留在村小就读。如此，培田小学一落千丈，只剩下不足三十个孩子，眼看着要关门大吉。

此外，教育和农村生产生活的分离，单一的智识教育体系要求学生埋首书本，不闻窗外之事，它把 “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的教育目标，压缩为一个，即“智”，其余四个方面则变得可有可无。这种教育从小就以城市工厂流水线的标准来培养农村的孩子，将其与乡土隔绝开来，即使有乡土教材，也是形式主义，并没有将之真正落实于教学中。如此，因农村教育质量本来就低，农村孩子根本无法与城市孩子在同一个标准上进行竞争，造成农村学校教育出来的孩子处在不上不下的境地，上无法接受更好的高等教育，下则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再能像其父辈一样勤劳肯干，也无一技之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教育反成了祸害。现在农村盛行“读书无用论”，并不是农民见识浅，实在是教育在资本的裹挟下“脱胎换骨”了的缘故。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异化为商品，是工业文明最主要的特征。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持续深入，全球化知识也乘着这改革之风，吹遍大江南北，无论是繁华的都市，还是偏远的农村，都深受影响。全球化知识正在逐步地消灭农村，消灭农村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多样性，其表现涉及经济、文化、教育、环境等多个层面。

正因此，我提出“在地化知识”，它是地方性知识的升级版，是在对全球化知识体系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如何加强在地化知识体系的建设，从而重塑农村社会的主体性和互助性，正是我们今天的乡建要考虑以及在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