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悦阳

这是一串令文化人感到兴奋的数字——开馆三年半来，作为上海的“艺术博物馆”，中华艺术宫已成功举办各类展览100余个，展出作品逾18000件；接待观众近740万人次。其中，节假日最高峰突破3.63万人次。业内人士认为，前身为上海世博会标志性建筑中国馆的中华艺术宫，如今已经成为申城居民文化休闲的新地标。

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华艺术宫的展示面积有6.4万平方米，在规模上接近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法国奥赛博物馆、英国泰特美术馆等国际著名艺术博物馆的水平。建设文化大都市，不再只是一个梦想，而有了值得依托的载体，值得奋斗的事业。

在做好传统展览的同时，中华艺术宫也已经利用新媒体手段来丰富展览形式，借助“数字博物馆”项目推出了数字美术馆网站，在线提供超过1.5万幅作品的高清鉴赏和所有历史展览360度全景虚拟游览。

以观众需求为首

在这三年多的时间中，中华艺术宫一直在展览运行中努力。既满足不同参观人群的需求，又非常有学术追求。对此，中华艺术宫馆长、上海文联主席施大畏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专访时表示，从“海上生明月——中国近现代美术之源”、“东方之路——20世纪中国美术的探索”到“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成果展”“名家艺术陈列”……三年半来，中华艺术宫策划推出了一批具备学术高度的长期展览。这些展览不仅一改以往国内美术馆缺少常设展览的空白，实现了美术馆由“艺术画廊”向“艺术博物馆”的转变，更重要的是，这些展览是以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和世界美术史为学术定位的研究与展示，是坚持以“学术研究”传递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体现。

除了长期陈列展，中华艺术宫还策划了不少特展来提升学术讨论的氛围。2014年，馆方推出品牌系列展“同行——美术馆联合展”，围绕“表现主义”与中国画的写意表现展开学术讨论；2015年恰逢特列恰科夫诞辰100年，“同行展”聚焦俄罗斯最优秀的油画家，并通过“历史的温度：中央美术学院与中国具象油画”等展览探讨中国油画的发展脉络，展示中国艺术与世界艺术之间的关系。据施大畏介绍，2016年的“同行展”正在积极策划中，它将契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集聚“一带一路”国家艺术精品，打造专题展览格局。

对于一个非营利性的综合艺术美术馆来说，平衡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始终是其运营工作中的艰巨挑战。三年半的时间里，中华艺术宫在“把博物馆带回家”的运营理念下，以衍生品开发和配套商业服务获取的经济效益，填补自身事业发展经费上的不足。通过以馆藏艺术品为基础、自身文化定位为精神内涵的配套商业服务体系，自主新开发衍生品37类102款，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在此基础上，又以社会效益为重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惠之于民，不遗余力地加强公共服务建设。通过自主创新具有文博特色的“中华艺术宫艺术服务企业标准”，为观众提供更加贴心舒适的观展体验，获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围绕着“三年内建成亚洲一流美术馆”的发展目标，在树立“以人为本、以观众需求为首”现代理念，不断创新现代文化服务内容的同时，现代化的体制机制与管理模式始终贯穿在中华艺术宫建设中。经过三年半的砥砺，以“理事会决策、学术委员会审核、基金会支持”的三位一体的模式，已然在中华艺术宫的运行管理中践行。通过由国内外著名艺术评论家、美术史专家、重要美术专业媒体代表和收藏家等组成的学术委员会，给予展览、收藏和学术活动更为客观和公正的标准。而由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为主管单位发起筹措的基金会，将具备前所未有的丰厚社会资本，为丰富馆藏奠定坚实的基础。

梦想的翅膀，逐渐高飞。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精彩的转型

城市需要文化，文化大都市的建设是上海建设全球城市的必然选择，是城市转型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党的十八大对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新的部署下，2012年10月1日，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原址改建成中华艺术宫。自建成之日起，中华艺术宫始终秉持致力于对近现代经典艺术的收藏、展示、研究、教育和交流，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思想为指导，以传播民族和世界优秀文化、文化育人为己任。

许多年来，施大畏一直有个梦想，那就是：有一天上海会拥有一座“奥赛宫”，即收藏展示近现代中国及上海美术的博物馆。他和艺术界的很多同行，如中国美院院长许江等一起，曾为这一天的早日到来而不懈努力。总算，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这段极其重要的中华百年美术史所创造的辉煌，终于走出深深的库房，展示在世人面前。

“上海美术馆迁移至中华艺术宫之后，格局更大了，各项工作无论策展还是运营，都将围绕‘中华两字。虽为地方美术馆，中华艺术宫却是世博会中国馆世界范围影响力、集聚力的延续与传承，是上海作为中国近现代美术起源地地位的体现，也是该馆展示中国近现代经典艺术、开展国内外文化艺术交流等基础功能的体现。”在施大畏看来，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建设，关键还是要解决文化民生。文化惠民是其中关键问题。把中国馆变成中华艺术宫，核心在于通过这样一个特大型的美术馆建设，提升人的精神状态和文化素养。从把最美的文化艺术交给普通公民这个角度来看，也许此举能真正对上海的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起到一个“看不见的”支撑作用。

像中华艺术宫这样规模如此巨大、由政府支撑的现代化艺术馆，在中国也是第一个。对观众来说，这首先是享受，其次则是想象力。曾有“中国人缺少创造力”的说法，但是，如果建立起当代艺术的体系，中国人的创造力自然会被激发出来。这不是临摹，而是创造。 “我觉得，通过历史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艺术，通过历史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品位。”施大畏说，“王安忆的话让我一直记着：很多很多历史留下一点传统，很多很多传统留下一点品位，很多很多品位留下一点艺术。因此，先有群众进入美术馆，后成国际文化大都市。硬件谁都有，但国人对尊重公共艺术空间的规矩似乎还不太懂。如果能拿出那么多好画让大家看看，来讲品位、传统和艺术，这样对上海乃至全国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同时，这些艺术史上的代表性作品，还有助于提升公民文化艺术素养。更重要的是，百年历史中，前辈艺术家勇于突破，勇于投身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潮，极具智慧地将中国古代艺术的精神和精华，与时代潮流融合，创造出改变了中国艺术进程的伟大篇章——这些，如今都通过中华艺术宫呈现出来，必将给后人以启发和力量。

多元的展览

世界上哪座赫赫有名的艺术博物馆，不是靠自身馆藏吸引接踵而来的观众的？法国卢浮宫有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拉斐尔的《花园中的圣母》；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有梵高的《星月夜》、莫奈的《睡莲》……上海的艺术博物馆同样不缺一流的馆藏。作为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发源地，这里汇聚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数百万件各类艺术作品，仅上海市级美术单位收藏的中华艺术精品就多达3万余件。然而，囿于过去有限的展览面积，这些作品大多常年深藏库房，只能借一些滚动的展览，在少则10天多则一个月的展期里偶尔露个面，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如今，展示面积大幅提升的中华艺术宫，将使得上海丰富的艺术收藏资源形成长期陈列，作为展馆的展示基础。总计1000多件艺术作品，头一次同时、并且长时间与观众见面。”在施大畏看来，常设的“海上生明月——中国近现代美术之源”，从清末以降的“海上画派”到历经现代美术教育的文化启蒙，从新兴版画的救亡图存到商业美术的贴近生活，从新中国时期主题创作的宏大叙事到笔墨再造的时代新篇，展示的600余件近现代上海美术作品，一定程度上也凝聚着中国美术的精粹；而“锦绣中华——行进中的新世纪中国美术”则选取新世纪以来各个画种的优秀作品，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中华民族的情感与智慧，中国当代社会的巨大发展与成就；“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成果展”更是难得一见的用美术作品留住上海城市的记忆；此外，艺术宫还为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有着重要成就、为中国美术事业作出过突出贡献、又将作品完整捐献给国家机构的一批艺术大师，长期设立名家艺术陈列专馆——贺天健、林风眠、关良、滑田友、谢稚柳、吴冠中、程十发成为第一批获此殊荣的艺术大师。

文化是具有汇聚效应的。中华艺术宫将上海的艺术展示空间大幅扩容之后，全国、亚洲乃至世界许多著名美术馆都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一批艺术珍品得以被请进来。开馆伊始，来自大英博物馆、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法国雨果博物馆、美国惠特尼美术馆等世界著名博物馆和艺术机构的百件艺术珍品，就曾在33米层斗冠部分集中展示3个月，其中包括欧洲17世纪最伟大画家之一的伦勃朗的肖像画、罗马时期埃及的大理石肖像雕塑等。之后，“米勒、库尔贝与法国自然主义——法国奥赛博物馆馆藏珍品展”“列支敦士登王室珍藏展”“墨西哥当代艺术联展”“法国三十年代美术馆珍藏展”等多个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展览，也展出优秀经典作品逾1.8万件，逐步建立起中华艺术宫自身系统、科学的展览体系。

这是一种眼光，更是一种胸怀。正如施大畏所说的那样，“过去我们的美术馆就是美术展览馆，现在我们要展示藏画，学术部门需要有研究。中国近现代的美术怎么梳理？怎样才能从更为宏观、更为深刻的角度，去发掘这段历史过去还未被真正认识到的价值？目前，整个美术界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形而上的研究。而对当代艺术的发展，我们应该建立怎样具有活力、能敏感地吸纳社会创新力量和不断自我更新的机制？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和社会各界热爱艺术的人们共同思考和推动的。”

讲好中国故事

上海，是一片东西方文化碰撞与交融的热土，是一座国际展示与互动的舞台。中华艺术宫浓缩与记载着上海这座城市在时空维度上的凝固之美，又见证与实践着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创造之美，风雨砥砺仿佛跳跃的音符，预示着辉煌必将来临。中华艺术宫所呈现的是历史与当下文化存在的精华，是一条反映中华文化与时代同行并不断积累和延伸的现代强国之梦，这一绚烂梦想的早日实现，将继续激励我们在追求文化艺术发展的道路上勇敢前进。

作为上海体量最大的公益性艺术博物馆馆长，施大畏说，他最看重的是，展览怎样在国际语境中讲好中国的故事。

中华艺术宫这两年有不少主题性对比展览——比如“大师与大师——徐悲鸿与法国学院大家作品联展”等。通过比较毕加索的作品与中国山水画，可以获得比单个展览更多的讯息。对此，施大畏解释道，中国的山水画是散点透视，是意象型的，艺术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将心中的山头、溪流搬来搬去，搬到喜欢的状态。如果你理解了这些，那么为什么不能理解毕加索把人的眼睛、鼻子搬来搬去，根据自己的需求自由组合呢？毕加索不就是把我们老祖宗原来三维的观察方式变成二维的吗？这就是一种观察方式而已。两相对比，我们不仅能理解毕加索，也能在世界范围内理解自己特定的文化艺术现象。

“在这些对比的主题美术展览中，相互交融的文化在今后成长的过程中会变成美术史，一部美术史也是一部社会发展史。”施大畏说，“中国文化面对整个开放的世界，处于同一个平面上，可以平行对话。不单绘画如此，所有文化艺术样式都能受到启发。当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神秘性变为科学性，在世界的坐标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有自己的文化理论体系，也会真正有文化自信。”

施大畏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历了从穷到富的过程，中国现正在争取成为世界强国。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到底需要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觉得除了科技发展，除了经济建设的成就，更重要的是文化。什么是文化？文化归根到底是一个人肯定生命和世界的态度，是一种价值观。”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多元，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能简单地、指令式地传达给大众，而是要通过优秀的文化创作和艺术实践来实现。这里面就存在一个文化判断的问题。”施大畏举了一个例子——中华艺术宫开馆时搞了一个展览，是针对动漫，尤其是外国动漫在全国的盛行，策划了一个上海电影制片厂美术电影的回顾展。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同志当时观看了这个回顾展，很感兴趣，但他看完后提出的问题让施大畏陷入沉思：“现在的孩子们能看懂吗？”施大畏明白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文化判断是什么？”

“中华艺术宫开馆三年多迎来了740万的观众，但你给所有的观众提供什么，这始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构建公共文化体系，首先就是必须对公众负责，这就是传播和引领的责任。我认为，必须落在小处，落在实处。就是要把我们知道的故事，用最简单、最朴素的方式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