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悦阳

去年10月，习近平主席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提到，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是同时代的人，两人都是1616年逝世的。2016年是他们逝世400周年，“中英两国可以共同纪念这两位文学巨匠，以此推动两国人民交流、加深相互理解”。

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中西方两位以戏剧作品闻名于世的文化名人，原本并无交集，但他们的身上，又有着不少相通之处。

两位时代骄子的交集

早在上世纪初，日本著名戏曲史家青木正儿在他自称续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中国近世戏曲史》中，首次在国际视野中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显祖之诞生，先于英国莎士比亚十四年，后莎氏逝世一年而卒（当是同年而逝），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奇也……汤显祖不仅于戏曲上表现其伟大，即其人格气节亦颇有可羡慕者，谱之入曲固为吾党所快者。”

不仅如此，1946年，戏曲学者赵景深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更是提到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五个相同点：一是生卒年几乎相同（前者1550—1616年，后者1564—1616年），二是同在戏曲界占有最高的地位，三是创作内容都善于取材他人著作，四是不守戏剧创作的清规戒律，五是剧作最能哀怨动人。

到了1959年，剧作家田汉到江西临川拜访“汤家玉茗堂碑”，并特意作诗一首：“杜丽如何朱丽叶，情深真已到梅根。何当丽句锁池馆，不让莎翁在故村。”提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旗鼓相当，杜丽娘与朱丽叶不相上下。1964年，学者徐朔方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更是具体指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时代相同，但具体的戏剧创作传统不同，前者依谱按律填写诗句曲词，后者则以话剧的开放形式施展生花妙笔，认为汤显祖的创作空间与难度更大。1986年到1987年，徐朔方两次钻研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联系剧作家与中西历史文化发展的关系，指出汤显祖生活的明朝封建社会，比起莎士比亚的伊丽莎白时代而言，要封闭落后得多，故而汤显祖塑造出《牡丹亭》里杜丽娘敢于追求自身幸福的人物，更是难能可贵。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都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伟人、骄子。他们同处在“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时期，而这个时期，正像恩格斯所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期。他们同作为“巨人时代”的“时代巨人”，都以他们对人的尊严、价值和力量的热情讴歌，成为西方文艺复兴和东方人文启蒙的“时代的灵魂”，而且以他们所创造的艺术的巨大魅力，使他们“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本·琼生语）。

毋庸置疑，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都是人类历史上天才的戏剧家、诗人和语言大师。无论是读他们的作品，还是看他们的戏剧演出，都令人折服地惊叹他们是“在各种意义上闪耀着天才的光辉”（雨果语）之人，甚至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由于他们天才的剧作而使我们的“生存得到了无限度的扩展”（歌德语）。

汤显祖：一生四梦唯情多

汤显祖一生的戏剧作品仅有四部，被称为“临川四梦”，其中又以《牡丹亭》最为著名。400年前的明万历年间，正是昆曲发展的黄金时代，因此立刻被搬上了舞台，成为常演常新的经典，直至今日，依旧不朽。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儒家思想占据主流地位，成为官方哲学，隋唐而后，才有三教合流。到宋代，朱熹等思想家把理性思考的东西引入儒家思想，让其系统化，形成理学。朱熹的理学认为，天地之间有一个永恒的“理”存在，凡事皆有理。对“理”的崇尚，让宋代的科学很发达，但把这种思想引入社会，就存在一定问题。理学发展到明代，出了思想家王守仁。他顿悟：“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他开始关注人心，将理学演变成心学，关注人的自我、良知。到明代后期，心学也影响到文学艺术。汤显祖高扬“情”，这是由心学演变而来的思想，汤显祖言“情”就是肯定了人的欲望、人的情感需求。

汤显祖受儒家思想影响至深，虽然徐渭、李贽的异端思想对他也有影响，但他的理想还是治国平天下。汤显祖对佛、道思想都研究很深，但入世的思想依然占主导。人世间的情与理，理学家的情与理，佛家的情与理，都在他心中出没、混合着，有时互相矛盾，有时互相包容，这构成了汤显祖艺术精神的独特之处。

汤显祖大部分戏剧是在他离任之后写的，对政局失望，对仕途已不抱希望，他的才华、想法要传播，戏剧是一种好方式。《牡丹亭》如此宏大，正是因为汤显祖胸中有丘壑，心中太多东西要表达。汤显祖在谈到“临川四梦”时曾说：“人知其乐，不知其悲。”汤的“悲”在何处呢？就在于他对世事茫茫的忧患感，对“人生如梦”的悲剧感。这其实非常有力量。“人生如梦”，会给人带来一种宿命的想法。人感到没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无奈与无望的同时，也常常幻想有一种超然的力量，改变人的命运。

《牡丹亭》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作为戏剧，《牡丹亭》很“好看”，歌词有诗意，曲子悦耳。《牡丹亭》还很“耐看”，经得起咀嚼、琢磨。剧里蕴含着作者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充满人生哲理。在任何时代，爱情都是永恒的主题。青年人在寻求真情真爱；女性追求独立，这些是任何时代都会遇到的问题。同时，从内容上来看，它写了一个年轻女性追求自由爱情的故事，充满追求自由爱情的决心——爱情理想，哪怕现实中无法实现，梦中也要实现。汤显祖认为“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才是“情之至”，杜丽娘因情而死，因情而生，是真正的“有情人”，这观点赢得了深受封建礼教长期压抑的广大妇女的共鸣，因为写出了她们心中的痛，所以共鸣最深。杜丽娘对自由爱情的幻想，对美好事物的追求，都透露出汤显祖对人间儿女的体恤悲悯。

莎士比亚：

超越时代的经典

莎士比亚是手套匠的儿子，离开家乡斯特拉特福，来到伦敦谋生的时候，心态比较从容，要求也不太高。第一，没有功名的负担，第二，没有当官的念头，第三，更没有汤显祖那忧国忧民的情怀，第四，尤其没有汤显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莎士比亚只是想挣钱，恰巧17世纪初的伦敦，赶上了资本主义的上升期，已经是贸易发达、商业繁荣的大城市，泰晤士河口停舶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经济的富足，催动了娱乐文化事业的发展。

一开始，莎士比亚在剧团搭布景，跑龙套。一个偶然的机会，人们发现他的编剧才能，胜过了他的演技，遂让他以鹅毛笔为生，源源不断供给剧团以剧本。他也从此财源滚滚，成为剧团的股东，成为剧场的老板。当他再度回到斯特拉特福，已是衣锦还乡的体面乡绅，很受尊敬的地方显贵，门楣终于镶上他梦寐以求的贵族徽记。他还向当地的圣三一教堂捐了一笔钱，不但活着的时候，教堂里有他的专用祈祷座席，死后还可以很有面子地埋葬于此。直到今天，莎翁故居和他的埋葬地，仍是去英国旅游者必看的景点。

莎士比亚在所有的文学人物中首屈一指，这看来是毋庸置疑的。相对来说，今天很少有人谈乔叟、维吉尔或者荷马的作品，但是如果上演一部莎士比亚的戏剧，肯定会有很多观众。莎士比亚创造词汇的天赋是无与伦比的，他的话常被引用──甚至包括从未看过或读过他戏剧的人。况且他的名气也并非昙花一现。近四百年来，他的作品一直给读者和评论家带来许多欢乐。

据统计，莎士比亚用词高达两万个以上。它广泛采用民间语言（如民谣、俚语、古谚语和滑稽幽默的散文等），注意吸收外来词汇，还大量运用比喻、隐喻、双关语，可谓集当时英语之大成。莎剧中许多语句已成为现代英语中的成语、典故和格言。相对而言，他早期的剧作喜欢用华丽铿锵的词句；后来的成熟作品则显得更得心应手，既能用丰富多样的语言，贴切而生动地表现不同人物的特色，也能用朴素自然的词句，传达扣人心弦的感情和思想。正如有人评论的那样：“莎士比亚通过具有强大艺术力量的形象，从他的那些典型的、同时又具有鲜明个性的主人公的复杂的关系中，从他们的行动和矛盾中去揭示出他们的性格。戏剧中放射出的强烈的人文主义思想光芒，以及卓越而大胆的艺术技巧，其意义早已超出了他的时代和国家的范围。”

双星辉耀，各有千秋

汤显祖（1550-1616）生活在明朝晚期，身历嘉靖、隆庆和万历三朝；莎士比亚（1564-1616）历经伊丽莎白时期和詹姆斯一世时期。他们所处的时代，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方面都经历着巨大的变革，人文主义的崛起对传统势力形成了挑战。在晚明时期的中国，王阳明的“心学”主张，把人们的思想从程朱理学中解放出来，引发了追求自由的个人主义和博爱主义思潮。而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在欧洲文艺复兴的洗礼下，重新审视和评价中世纪的传统，也逐渐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作为伟大的梦想家，在各自的国度试图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走过迥然不同的人生之路，却都成了不朽的戏剧家。

说起莎士比亚与汤显祖，二人的戏剧其实非常接近，都是开放式结构。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改西方古典戏剧三一律，呈现非常自由的叙事结构，时间、地点不受舞台约束，结构是流动的。而汤显祖的戏剧属于明传奇，这种戏曲一改元杂剧大多只有三四幕戏的惯例，成为长度与结构都比较自由的戏剧。《牡丹亭》共55出，可以只演一个晚上，也可演两三晚，甚至有演六晚超过20小时的，其中的某些部分还可以单独演出。

此外，他们的创作精神也极其相似。莎士比亚戏剧高扬人文主义精神，汤显祖的戏曲有强烈的批判性，宣扬个性解放。古希腊时期戏剧要么是悲剧，要么是喜剧，但莎士比亚开创悲喜融合的先河，汤显祖的戏曲也是这样，充满悲欢离合。世间只有情难诉，而他们的剧作恰恰都长于抒情，可称作“诗剧”。

在语言上，汤显祖吸屈骚六朝之丽辞俊语，纳唐宋八大家之丰沛语韵，创造了玑珠婉转、丰华美赡的诗句文韵。“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牡丹亭·惊梦》）等名句名段，经林黛玉的沉吟，经梅兰芳的传唱，经无数个俞二娘、内江女子、金凤钿、冯小青、商小玲等的苦吟、绝唱，早已家喻户晓，流传千古而不绝。而莎士比亚也以其语韵的优美、语汇的丰厚，让世人惊叹不已。一般受过教育的人只能熟练掌握4000个词汇，而莎翁却在戏剧里自如地运用了15000个词汇，以致他的语汇构成了英语语言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名言汇编书籍所摘抄的莎翁文句，也远远超出其他作家和典籍。

无论是汤显祖还是莎士比亚，他们都热情歌颂人的情感经天纬地。但他们也非常明白，既有精神又有肉体的才是人。所以，汤显祖在明中叶人欲横流的大势里，却极为冷静地提出要对情“持转易之关”。而莎士比亚也一再提醒人们，“毫无节制的放纵，结果会使人失去了自由”。这些无疑透露了追求新的理性曙光的信息。

此外，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戏剧都来自民间。他们的剧本基本上都取材于历史、典籍、民间传说和其他文学作品。莎剧的故事情节除《爱的徒劳》外，都能找到其素材来源。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则以唐人传奇、《大宋宣和遗事》及明人笔记小说为依据。和莎士比亚一样，他也极善于处理现成的题材，以深邃的思想、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艺术功力，赋予它们卓越的新意和鲜明的现实价值，表现了社会的本质和民众的心声。他们都非常注意作品的戏剧性，都精心构建和安排戏剧冲突，在其展开、深入和最后解决的复杂过程中，刻画性格和表现主题。强烈的戏剧性使作品情节异常丰富，波澜起伏，引人入胜。

而在舞台演出方面，两人的戏剧也都是相当成功的。两人在艺术手法上不约而同地用神怪、传奇因素烘托戏剧情节，只不过附带上各自的民族特色——莎士比亚笔下的精灵、神祇与古希腊、罗马神话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汤显祖传奇中出现的判官、阴曹地府则带有浓厚的中国民间色彩。不过，在鬼魂显灵这一点上，两位作家的想象比较相似。神怪、传奇手法的运用，既给戏剧添加了扑朔迷离的色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此特点也正是两人在艺术上最大的相似之处。

更值得一提的是，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都在其作品中表现了情对生死的超越。《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和《哈姆雷特》里的奥菲丽娅在追求爱情中都经历了“朝向死亡的存在”（海德格尔语）。她们患有抑郁和谵妄，死亡是她们追求“至情”的必然选择。两者的区别在于，奥菲丽娅在死亡中表现了自己的“至情”，而杜丽娘为了“至情”还要复生。“生不可以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汤显祖语）。汤显祖的《牡丹亭》和《南柯记》与莎士比亚的几部浪漫剧都涉及了复活的母题，《牡丹亭》和《波里克利斯》中的开棺场景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从对“至情”的处理来看，两位大师之间有很大的区别：汤剧中的情不仅超越生死，而且超越人与动物的界线；而对莎士比亚来说，悲剧中的情止于死；浪漫剧主人公虽然得以复活，但在“死亡”期间恋爱活动基本停止，不会出现“人鬼恋”的情节。其原因之一在于，古代西方的男女相对自由，至少在结婚之前能够见面；而中国古代的男女交往受到严格的限制。中国古代文学有人鬼恋的传统，而西方文学在这方面相对缺乏。此外，西方的悲剧传统以死亡为最高境界，而中国戏曲常有一个美满的结局。这或许也是汤公与莎翁在创作思想上，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