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翻译研究领域从语言研究层面进入文化研究层面的时期，文化学派为翻译研究带来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春风”，为翻译学的发展注入一股新鲜的血液。与此同时，代表语言研究学派的翻译归结论认为文化派脱离了文本，极大限度的挑战了传统翻译价值观。该文从阐释学角度针对归结论对“文化派”的翻译观摈弃一切制约翻译行为的规范的误解进行分析。

【关键词】误读的合理性；归结论；“理解的历史性”；“视阈融合”

国际翻译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初，由传统的语言学研究层面转入了文化研究层面，使研究从文本内转向了文本外。正当文化派在翻译研究领域轰轰烈烈发展之时，归结论的相关学者对其提出了质疑与批评。但即便如此，笔者对其认为文化学派脱离文本，间接支持了“乱译”这一看法有些不同的理解。以下就从阐释学角度进行分析。

一、关于阐释学中的“理解的历史性”和“视阈融合”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历史的，理解的历史性又构成了理解的偏见，进而决定了理解的创造性和生成性（1992）。正所谓“诗无达诂”，不同的读者由于个人阅历、所处环境和文化的不同，再加上个体本身的差异性，对同一首诗在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体验。但这并不意味着该诗不存在其他的理解可能，只是对于不同的读者它呈现了不同的意义，其他存在的可能相对处于隐形状态。人是历史的存在，有其无法摆脱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张德让 2001）。译者首先是原文的读者，在自身理解上就会有不同的见地。其本身不同的“前理解”就预示了文本意义多元化理解的可能性。其次，译者作为原文的“代言人”在向译语文化读者解释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在其翻译中带有个人理解，或许在无意之间便导致“误读”“错译”。 其次，译文的读者在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上不免又会结合个人“前理解”生成第二次“误读”。 甚至，有些读者（包括译者）对作品理解是原作者在创作之初都没考虑到的，但却助成了翻译作品的成功，使之获得新的价值。在伽达默尔看来，根本就无所谓历史的真面目，理解不是一个复制的过程，理解者总是带有自己的偏见，并充分肯定了偏见对理解的意义，认为正是这种“合法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因素（Munday Jeremy 2001）。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总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理解者本人，还是理解的对象文本，都处于历史的发展演变之中。这种历史性就使得对象文本和阐释主体都具有各自的处于历史演变中的“视阈”，因此，理解不是简单消极的复制文本，而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脑力劳动（张德让2001）。文本总是含有作者原作的视阈，而理解者具有现今的具体时代氛围中形成的视阈。两种视阈之间存在着各种差距，这种由时间间距和历史情境变化引起的差距，是任何理解者都无法消除的。伽达默尔认为，“人类生活的历史运动在于这个事实，即它绝不会完全束缚于任何一种观点，因此，绝不可能有真正封闭的视阈”。因此，翻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两种视阈的碰撞与磨合，形成新的视阈，亦或者是一种视阈对另一种视阈的取代（1992）。由伽达默尔的观点看来，作品的重译很有必要性。重译不意味着过去的译作就是毫无价值的，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理解者的视阈有了新的变化，译者需要让原作的视阈和具有时代氛围的新视阈之间做出新的碰撞，创作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新译作。

二、归结论对误读合理性的误解

前面在“理解的历史性”中谈到了翻译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误解”“误译”。关于误读的合理性，难免使人误解，和“乱译”搞混。归结论针对“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纵”对文化派提出质疑，认为“文化派”的翻译观摈弃一切制约翻译行为的规范，“随便怎样搞都行”，将误读的合理性主观化降低了门槛，对其翻译实践的活动本质提出了质疑，认为“他们（文化派）从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等方面论述文化对翻译的制约关系，认为翻译从选材到发挥作用都受到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诗学、审美取向和译者、读者、评论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以及我们先人生活的世界里，文化的塑造力量在起着作用。文化派的这一判定本身无错，却不是科学的判定，只是简单的经验归纳（赵彦春 2005）。”

三、阐释多元性的合理性

其实从阐释学角度来看，以上观点不过是对阐释多元性置换了阐释有效性观点的认同。但事实上伽达默尔是主张把注意力放在文本本身的主题上，即把精力集中在文本对后来的阐释者所表达的意思。

他认为翻译首先是一种哲学解释学对话，它是译者与文本的对话，而不是译者与作者对话。对母语文本的阅读理解解释同样也是对话，但惟有对外语文本的阅读理解才更好的体现了对话的性质。文本始终是译者的出发点，本质上是区别于其他文本的。如鲁迅曾说过“（一部）红楼梦单是命题，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了《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1981）。尽管不同的译者由于自身的“前理解”对《红楼梦》的命题有不同的理解，但不可否认这些命题来自《红楼梦》而非《三国演义》或是《西游记》，这些命题都是对《红楼梦》的理解，但由于自身无法摆脱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对其的认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不能否认其在本身特殊性和局限性领域的有效性。而文化学派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即结合不同的前理解，对原文本给予了新的阐释，这些译本都是原文本的一个侧面，没有任何一个版本和原文本等同，但同时也丰富了原文本。文化派所强调的是应当充分认识到译者及其译入语文化的有限性，在具体研究当中不能忽略这些客观事实，同时，并不否认原文本的价值。笔者个人以为，文化派探索的是影响翻译的各种因素对翻译造成的客观影响，及其在具体操作中是如何影响的，这些是研究“如何译”的基础，只有认识到这些因素各自的“威力”才能更好的指导我们的翻译研究。

“理解的历史性”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不可避免存有一些个人的偏见，但不能就此全盘否认了译作本身的价值。这些“误读”为翻译工作者对研究翻译学提供了多种研究视角，任何一种都具有其独特的价值。而“乱译”则是毫无价值可言的，不能因为担心“乱译”现象的出现而主观违背事实发展的规律，使其成为逃避多元化的借口，束缚住译者的创造性。

现在的理解会变作未来的“前理解”，人类对事物的认识也并非静止不变的，所以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更新的。理解者的“视阈”也在这个过程中时刻变化着，因此新旧两个“视阈”就是在这个大环境下碰撞着，形成新的“视阈”。但是，一些作品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结合时代的要求给予重新翻译不意味着曾经的译本就是错误的。这种过去发挥一定价值的“误读”、“误译”是应当给以充分肯定的。不同的文本需要随着时代所需做出相应阐释，这并非毫无价值的“乱译”（张宁宁 2010）。鲁迅在《非有复译不可》一文中曾强调了重译的必要性，他认为即便是有好的译本也需要重译。比如20世纪50-70年代，《了不起的盖茨比》在大陆被视为是禁书，因此那时的译本着重表现的是资本主义潦倒的一面，其中有大量奢侈舞会场景的描写以及青年一代追名逐利等描写，其目的就是为了突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90年代出现了大量的重译本，此时人们对其的态度大有不同，尤其是小资产阶级对盖茨比的经历感同身受，从而对其十分推崇。50-70年代的译本在90年代读者看来或许是可笑，甚至不可理解的，但在那个时代的确为社会的稳定做出了相应的贡献，不能武断地否认曾经译本的价值，要结合其所处的文化背景予以考虑（孙毅鸿 2010）。

不管是由于个体差异还是时代变化产生的“误读”、“误译”都具有无可取代的翻译研究价值，只有从这些成长的痕迹中才能发现翻译学的客观规律，促进翻译学的发展。

此外，笔者以为倡导“百家争鸣”，看似拓宽了作品合理性，但实则不已，这里的“改写”不意味着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写作，那些不具有研究价值的作品仍是不值一提。现如今的翻译已不仅仅局限于以前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如果说传统的翻译是为了达到最基本的沟通意义上的翻译，那如今的翻译就是随时代进步的“个性化”的翻译，而文化转向也是应时代发展所需产生的。当然这个所谓的“个性化”并不是毫无规章的“胡译”“乱译”，任何“胡译”“乱译”的译者未免也太低估了当代读者的阅读欣赏水平。作为翻译研究者，观察分析这背后的相关因素似乎比主观上给翻译规定一些条条框框要实际的多，只有掌握这些“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诗学、审美取向和译者、读者、评论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避免主观随意性，才能更客观的掌握翻译的规律。只有这些经验性的信息归纳好，才能进一步规划出科学的判定标准（谢天振 1999）。

四、结语

文化派在提出权力关系、赞助者、意识形态等方面，论述文化对翻译的制约关系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原文本的价值，并没有提倡“乱译”，只是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视角，以便更好的观察翻译这一过程，从而更好的指导翻译教程。阐释学中关于“误读”“误译”对此给予了很好的解释。但归结论对此的质疑也是同样具有价值的，它促使学者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要冷静理性的看待研究领域中出现的新观点，只有这样才能翻译研究的发展不脱离正轨。

参考文献：

[1]Munday Jerem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2]胡适. 建设理论集（导言）[C]. 1935.

[3]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M]. 洪汉鼎，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

[4]鲁迅. 鲁迅全集：第八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5]孙毅鸿. 对《了不起的盖茨比》多次重译的评析[J].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2）.

[6]谢天振. 译介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7]张德让.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与翻译研究[J].中国翻译， 2001 （4）.

[8]张宁宁. 哲学阐释学视野下的翻译研究[J].温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1）.

[9]赵彦春. 翻译学归结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作者简介：

尚静雅，女，1986年10月生，河南许昌人，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教师，研究生学历，翻译理论与实践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