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红燕

行者的小说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无论是作为故乡的南阳盆地，还是“沉浸于混沌性和非现实感写作”的博尔赫斯及意识流作家乔伊斯都给行者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充足的养料。其最新推出的长篇小说《忏悔录》，将各种创作手法交融于一体，并将幻想型写作推向了新的高度。

1

现代主义文学大师乔伊斯运用意识流手法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自画像》，并将“颖悟性速写”的方式运用其中。在这一自传性色彩极强的作品中，乔伊斯塑造了三个重要的女性角色，并将这三位女性交织在主人公斯蒂芬的成长过程之中。对比行者的《忏悔录：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自画像》出版发行，可以发现作家对乔伊斯小说创造手法的借鉴与改造。

“对乔伊斯来说，女人具有一种神秘的福楼拜式的神的力量。女人与创造和艺术密不可分。”女人或母亲是乔伊斯小说绕不开的话题，换言之，他的作品中存在着对女性书写的沉迷。然而在《忏悔录》中，行者对女性的书写尤甚。小说中刻画比较深刻的女性多达15个，在这些女性之中，光光嫂、惠惠嫂、庞处长以及徐娘作为中年女性对盛西门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我的第一次恋爱”一节中，父亲对盛西门向母亲揭发自己的丑行实施了报复，从此，盛西门便对光光嫂充满了好奇，并将人生的第一次交予了这个风情万种的女人，光光嫂是盛西门性的启蒙导师，因此也奠定了盛西门日后对“母亲们”独特的迷恋。慧慧嫂以及庞处长作为光光嫂与徐娘之间的过渡，加深了盛西门对于中年女性的体悟和认识。在“当一次于连”一节中，盛西门在庄市长在场的情况下调戏引诱庞依然，随后便是七天的创作及两人的偷情。无论是作为村妇的惠惠嫂还是身处高位的庞处长，都带着各自的欲望（或为钱或为欲）与盛西门产生了交集，虽然结局有喜有悲，但这些体验都将是盛西门自画像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与妓女徐娘的相识与结合无疑是主人公丰富人生经验、加深艺术创作的有效实践。在盛西门眼中，徐娘是母亲、保姆以及妻子的结合体，更是其艺术创作的重要源泉。

考察小说的深层意蕴可以看出，盛西门与光光嫂的结合是对父亲的报复；他与庞依然的偷情是对庄市长权威的挑战；与徐娘的结合使他最终寻求到了中年女性的疼爱和庇护。作为一个有个性、有思想的艺术家，他的这些惊世骇俗的举动，正是与过去、与传统的毅然决裂，这契合了弗洛伊德关于杀父弑母情节的理论。在《行者小说自选集》其他的作品里，作者同样孜孜不倦地描绘出各种类型的女性，始终绕不开对女性的刻画。由此可见女性对乔伊斯和行者都是必不可少的创作元素。在同是以“成长”为母题的小说中，行者对女性形象的设置实现了对乔伊斯作品的借鉴和效仿。

2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在‘多元文化论的影响下兴起了文化研究热潮。进入90年代，聚焦于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等边缘群体的亚文化研究逐渐合流拓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新理论体系——这就是‘怪异理论（queertheory）”。这一理论中一个鲜明的论点在于对性的非自然化过程予以深度阐释。秉持怪异理论的群体认为：性各方面所呈现出的结果是受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规约，是逐渐被阐释出来的。

作为先锋性色彩较浓的作家，行者在小说《忏悔录》创作中也将叙事的触角伸向了以同性恋、虐恋及怪异行为为主的亚文化领域。作者在小说中对怪异理论的倾注，对各种怪异性行为的实践，折射出社会作为不可抗拒的外界因素对盛西门个体行为的塑造和建构。

作为一个遵循行为主义的青年艺术家，盛西门寻找到了创新画作的因子：他沉迷于镜像中的自己，与自己结婚；挑战个体的感官极限，随心所欲的创造行为艺术；为寻找创作的灵感，他走向郊区，体验生活，成全了一个同性恋者的嗜好；在与女权主义者白桦的交往中，享受性爱中被虐待的快感。他这一系列怪异行为的出现不仅是艺术家自身思想异端的见证，更体现出个体被社会所引导的过程：上大学之前几次对女性追寻而不得，不断冲击着他恋爱的念头；教师同学们对自己画作的不解，使他感到了愤慨和孤寂，同时更触碰到了盛西门内心叛逆的扳机。于是他向内转，在以身体为素材的创作中找到了灵感，并产生了强烈的自恋心里，以致他与自己结婚这一行为艺术的产生。此外，对于完全放浪形骸的盛西门来说，女权主义者白桦反而成了他的知己。

由上可知，特立独行的白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盛西门的镜像，他们有着相同的腾挪跳跃的思绪，执着于对自己身体的绘画，他们在创作中认识到了自己的身体，看清了自己。对于白桦性虐待的接受，即可视为盛西门对“另一个自己”的礼遇，于“镜像中”的自我膜拜；从另一方面讲，当盛西门自由过度之后，规训反而成了一种别样的享受，于是白桦的性虐待反而成全了他的性快感。

盛西门努力实践着行为主义的行事原则，他用大胆的实践追求着怪异理论的目标，即“在性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建构一种创造性的自我，允许个人成为他自己生活的艺术家。”小说中行者对主人公性越轨行为的书写，凸显了盛西门对自我男性角色的游离，他潜意识中存在的对于女性身份的角色认同，延续了他在性倒错中享受到的快感。盛西门之所以热衷于这样的怪异行为，除了根源于青年艺术家求异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及社会各方面因素对盛西门的规约外，还可以从哲学维度来考察：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即：种种怪异行为揭示出一代艺术青年自我存在的无力感。

3

行者《忏悔录》的创作沿袭了早期先锋派等作家的作品风格。小说中那些荒诞不经、汪洋恣肆，“披头散发式”的场景让人联想到余华的冷暴力叙述、莫言的“欲望式书写”，以及王安忆在《我爱比尔》中展示出的对如何建构自我身份问题的严峻思考。行者与其他先锋作家的共通处便是颠覆传统，挑战旧有的价值观念，并为人们提供一个崭新的认知生活的视角。

《忏悔录》中充斥着后现代主义的元素，实践着后现代主义有关“非原则化”的表述，即不再建构深层意义，不再宣扬宏大叙事，不再刻画英雄和伟人，也不再歌颂理性、进步或未来。盛西门短暂的一生奉献给了荒诞不经的行为艺术，他对怪诞现象的执着，对父母亲情人及情感的戏谑，对于庄市长的背叛，解构了理性，消解了伟人崇拜，更拒绝了权威。

《忏悔录》是部怪诞的现实主义作品，行者在小说中对于怪诞现实主义风格的追求是有企图的，这种亦真亦幻的创作风格，使读者的思绪一会儿贴地飞行，一会儿凌空翱翔，彰显出作者对于幻想型写作的驾轻就熟。在“原发艺术”一节中，乳房、生殖器、痰、屎尿、鼠蛇、苍蝇等诸多怪诞形象俯拾皆是，这与莫言小说中“屎尿横飞”的现场存在某种契合。这看似是一种龌龊、无聊的混杂，实则是一种欲望的宣泄。不过，同样是写欲望，莫言侧重的是对“原生态”欲望的书写，是源于民间诙谐文化的审美观念，而《忏悔录》则是有意为之的，有导向性的行为艺术欲望的抒发。行者在创作中的怪诞依附于艺术这一载体而存在，有了绘画这一可依靠的外在轮廓，小说中的怪诞内容便有了参照，从而缩小了情节荒诞不经的程度。

讽刺性地模拟，戏仿权威的模式，用以达到一种嘲讽、蔑视、解构的目的是行者这一小说中常见的方式。例如对父母行为戏仿的文字表述如下：

我的父亲和母亲在多少天之前有一场有目的的寻欢作乐，让人眼看不见的两种物质结合起来，生长成有别于他们的东西，这是自然界最为神奇的现象，不是吗？人们应该给自然和它的创造者以无限的敬意。我想那一刻我肯定裂开嘴笑了。那一定是我生平的第一次笑。

这一段文字是盛西门对父母性爱、繁衍后代这一崇高行为的戏仿式书写，然而，这些看似嬉笑、调侃、插科打诨的话语描述在其背后却有着非常严肃、非常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它包含了行者对于自然现象的惊叹和对生命孕育的崇敬之意。另外，小说中的“福尔摩斯体验”，以及在《食物链：我妻子的故事中》的“时迁体验”，借助于侦探小说或心里学实验等“反体裁”形式，试图制造种类混杂的局面，用以达到语言上的美学效果，以充分展现青年艺术家丰富的行为艺术。

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评价拉伯雷小说《巨人传》时说：“拉伯雷在其乖张古怪、令人不解的书中，恣意发挥极端的愉悦和极度的粗野；他滥用博学、龌龊和无聊；以通篇蠢话的代价换取两页好故事……这是一位醉醺醺的哲学家，他只有在大醉时才写作”。这一评价时隔一个世纪用在行者及其小说上仍然非常恰当。盛西门作为一个将死之人，在追述自己的生平时，语气是大浪淘洗之后的平静，他的述说就像是午后临窗呷酒之后不容别人置喙的絮语。所以小说通篇读完，语调不急不缓，像是主人公盛西门在微酣状态下追述自己一生时产生的艺术幻想。

尽管作为艺术家的盛西门有其先锋性的一生，但《忏悔录》在开篇部分却引用民间谚语“浪子回头金不换”，而后在小说的结尾部分盛西门又将自己的一生定义为“罪孽深重”，需要“用生命来谢罪”。这样的内省是主人公或作者对传统“叛离”之后的“再回归”。随着盛西门生命的自我终结，随着他在小说结尾处对自己一生的定性，小说强烈的讽喻性跃然纸上，所有关于艺术家行为艺术的尝试瞬间被消解干净，并宣告了这一生存方式的无意义。可见，行者在实践着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的时候，便已经通过小说的外在形式和内在逻辑对其进行了解构。

虽然行者的小说创作深受中外作家的影响，并在小说中尝试了各种先锋式的理论策略，但是他的先锋色彩与博尔赫斯、乔伊斯及中国其他优秀先锋作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在作家辈出的年代里，要想创作出独具特色的文学作品，行者还需要有更多的试探和创新，还需要经历更多的锤炼，还需要走更长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