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西·叶之秋

苏洵：文名遍天下，壮心醉中求

◎文/江西·叶之秋

在唐宋八大家中，苏洵的一生最为落魄。

《三字经》里面说：“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苏洵之所以到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并非因为他懒惰，更非不务正业，而是为环境所限，生活所迫。苏洵家族也算是眉山世家，只是到了他这一代，已经完全没落，和普通农家没什么区别。他必须出去做事挣钱，养家糊口。等到二十六七，家境好了些，才开始发愤读书。

苏洵天分很高，虽然起步晚，但是他刻苦钻研科举范文，一日不敢懈怠，从第二年开始就加入了科考大军。此后十多年，苏洵参加过多次科考，却尽数落榜。当时科考流行的是“太学体”，讲究铺排技巧，推崇辞章华美。

写这种文章，并非他不能，而是他不愿。苏洵喜欢的是先秦诸子、汉唐群贤的文章。这类文章气势雄浑而言之有物，于国于家皆有大用，绝非“太学体”那种文字游戏可以相比。

只是，苏洵不过一介书生，无法和主流抗衡。眼看年过四十依然不中，不免心中大痛。他将旧日书稿全部焚毁，发誓再也不写那种无病呻吟的文章，他要走一条属于自己的文章之道。

放弃了功名，苏洵开始闭门读书，专攻儒家六经书、诸子百家之说。人生的目标一旦确定，进步一日千里，提起笔来便可洋洋洒洒、下笔千言。

在读书之余，苏洵将自己人生的大半精力放在教育两个孩子上面。苏洵自己虽然放弃了科举，却希望孩子能够走进仕途。在当时的社会中，唯有科举才能让普通人家改换门庭。这是当时所有读书人的无奈。

在父亲的悉心教导下，苏轼和苏辙兄弟日益精进，少年时期就已经才气勃发，名闻乡里。

只是，这些还远远不够，要想一举成名，还必须得到官方人士、文坛主流人物的认可。雅州知州雷简夫拜读了苏洵的文章，大为倾倒，慨叹苏洵有王佐之才，堪为帝王师。于是雷简夫主动写信，把苏洵介绍给当时担任益州知州的张安道。张安道是仁宗朝文章大家，见到苏洵父子的文章，竟然也自叹不如。他非常激动地说：“吾何足以为重，其欧阳永叔乎？”放眼天下，当时士林公认的文坛宗师乃是现任翰林学士、科举主考官欧阳修。张安道表示，唯有欧阳修的推荐，才配得上三人的文章。

张安道很热心，他亲笔写下推荐信，自己掏腰包为苏洵父子准备行装，护送三人前往京城，拜见欧阳修。

在庆历新政推行时期，欧阳修是革新派的一员，张安道却是坚定的反对派。两人私下从无往来。不过，见到张安道的书信，欧阳修没有任何芥蒂。由此可见古代仁人志士的光明磊落，政见虽有不同，却都有爱才之心。

欧阳修亲自接见了来自四川的苏洵父子，看了他们的文章。欧阳修大喜，说：“后来文章当在此！”对苏洵父子不吝溢美之词。同时，欧阳修极力向朝廷宰执大臣介绍苏洵父子。短短十数天，苏洵父子的名声就传遍京华，人尽皆知。

作为父亲，苏洵有自己的骄傲。他此次来京，一来是为了求证文章大道，争取得到主流诸公的认可，二来是为了陪同两个儿子参加科考。至于他自己，已经不屑于从科考出身。苏洵所向往的，乃是如同当年李白一样，得天子诏命，一步登天。

很快，科考结束，苏轼苏辙兄弟赫然高中。更为难得的是，当仁宗皇帝看到苏轼苏辙兄弟的文章后，非常高兴，告诉身边人说：“吾为子孙得二宰相矣！”竟然把二苏视为未来的宰相，可见仁宗对苏轼兄弟的厚爱。

见到儿子高中，苏洵写下一首小诗：“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苏洵为儿子仕途之门大开、前途无量而万分高兴，同时，也为自己多年蹭蹬、壮志难伸而悲哀。

不过，苏洵也并非没有机会，只是，他的傲骨和自尊，不容许他低声下气地去哀求他人；他的耿介和直率，更让他不知不觉中得罪了许多人。

宰相韩琦、富弼，本是苏洵的极品粉丝，可是，在深度交往后，两人都选择了对苏洵冷处理。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苏洵在军事策略方面的强硬主张。

当时是仁宗朝晚年，虽然天下承平，很久没有战事。可是，在苏洵看来，宋朝的和平乃是以金钱换来的屈辱的和平。他认为，当时的宋朝禁军，军法废弛、士卒骄横。这等军队一旦开战，必定误国误身。要想改变现状，就必须杀掉一批，清退一批，必须大换血才能够应对未来。其中一篇《六国论》，更是借六国因贿赂秦国而灭亡，抨击当局怯懦苟安、不思进取。苏洵的这些文章铺张扬厉、文气纵横，更大胆抨击时政，颇受那些青年士子追捧，一时之间，洛阳纸贵。

负责制定国策的韩琦、富弼也看了这些文章，自然很生气。在他们看来，苏洵书生意气，不通世务，枉费他们一番推荐。

打仗是要花钱的。当时一场中型战争，宋朝耗费的钱粮就在三千万贯以上，更不要说军士的死伤，设施的损毁。相比之下，宋朝给辽国的岁币不过五十万，给西夏的不过二十万。并且，两国一旦交好，依靠宋朝强大的经济实力，完全可以在贸易方面将损失全部补回。自古以来，有识之士都力避战争，即便是战胜，也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得不偿失。

更何况，韩琦、富弼就是苏洵笔下苟且偷安、贿赂敌国的当局。

一些官员很担心朝廷会采纳苏洵的主张，跑到韩琦面前说苏洵的坏话。他们愤愤然宣称：“此君专劝人杀戮立威，岂得直如此要官做？”这些人断章取义，污蔑苏洵杀人立威是为了吸引眼球，博取官职。韩琦他们听了，更不高兴了。

嘉佑年间，有一个人的名气比老苏更大，甚至要超过文坛泰斗欧阳修，那人便是王安石。

当时的王安石多次放弃在京城馆阁的美差，而选择到艰苦的地方为官。多次辞官，让王安石名声大噪；博学多才、精通经义更让王安石有了颜回再世的美誉。可是，对于王安石，苏洵也不屑一顾，甚至深恶痛绝。

两人的交恶源自一场诗会。

那一天，欧阳修打破身份，特意邀请京城那些诗文高手诸如王安石、梅尧臣、苏洵等人一起品酒论文。席间，欧阳修提出大家分别抽签作诗，签中分别含有“黯然销魂唯别而已矣”中的一个字。苏洵手气背，抽到的是一个“而”字。大家都知道，“而”字是一个虚词，很难用在诗中。苏洵费尽心机，憋出了一句“谈诗究乎而”，意思说，谈论诗歌要反复推敲。诗句一出，众人点头赞许。王安石看大家都夸赞苏洵，一时兴起，也写了两句：“采鲸抗波涛，风作鳞之而”“傲兀何宾客？相忘我与而”。这两句诗一句立意高远，仿佛让人看到一头巨鲸劈波斩浪而来；一句语含调侃，把苏洵称为那傲视满座的客人。无论是哪一句，“而”字都能巧妙地融入其中。在场诸位一听，纷纷叫好。

一下子，王安石的风头就盖住了苏洵。苏洵很尴尬，很郁闷。

两人第一次见面，王安石就给苏洵留下了傲慢无礼的印象。此后，随着耳闻目睹，苏洵了解到王安石更多的怪癖。比如，王安石很邋遢，经常几个月不洗澡。一些朋友无奈，分别做东，邀请王安石去澡堂洗澡。大家洗澡时，仆从依照吩咐，把王安石的脏衣服拿走，换上干净衣服。王安石出来后，拿起衣服便穿，浑然不觉衣服不同。朋友戏称此举为“拆洗王安石”。

在苏洵看来，无论是什么人，都应该有基本的人性。比如，身上脏了就洗澡，衣服脏了就换衣。可是，王安石蓬首垢面浑然不觉，根本连一点读书人的体统都没有。这种人还妄谈诗书，开口孔孟，闭口礼义，实在荒唐之极，虚伪之极。

为此，苏洵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辨奸论》。文中他痛斥王安石为巨奸，还预言，若是皇帝重用此人，必然引来滔天大祸。

写好文章后，苏洵把文章送给好友张安道看。在他心中，欧阳修已经被划为另类，和韩琦、富弼一样，同属于有名无实之徒。不久，内容传到了王安石耳中，王安石非常生气，觉得苏洵背后说人，不厚道。

在京城呆了几年，苏洵见推荐报告呈交了很久，也没见上面有什么表态，又开始找人托关系。蜀地的另一位高官赵抃为苏洵打抱不平，再次带头举荐。韩琦、富弼接到报告，就让苏洵到中书省参加考试，再授予官职。

苏洵心中本来满怀希望，以为可以一步登天。没想到还要进行考试，要知道当时他的两个儿子都已经是州县级别的官员了。苏洵遂以生病为由拒绝考试。当时出仕，要不就是考中科举，要不就是祖上封荫。苏洵两种都不是。经过几次会议，朝廷最终授予秘书省校书郎的官职。这个官职不过是八九品的微末小官，苏洵很不满意。

欧阳修还是很在乎苏洵的，为了增加点升官的资历，他让苏洵加入《太常因革礼》编撰小组，一旦书成，苏洵就可以得到升迁。

宋英宗治平二年的一天，韩琦再次邀请欧阳修、苏洵等人到家中参加宴会。韩琦对苏洵很客气，彼此平辈论交。苏洵也颇有傲骨，拜见宰相，不过一揖而已。大家以文会友，谈诗论道，很是快乐。

宴会后，苏洵回到家中，心中还满是兴奋。他提笔写了一首诗，记述当日景象，其中有两句“佳节久从愁里过，壮心偶傍醉中来”。然而，这并不能帮助他在仕途上有所升迁。

时间过得很快，苏洵入京已经十年，虽然早已名满天下，成为一代大儒，但他的官职依然卑微。眼看着白发陡增，老态渐显，苏洵内心一片悲伤。

就在这一年，《太常因革礼》一书编撰完成。欧阳修向朝廷申报请功报告。可是还没等报告批下来，苏洵就已经病逝。朝廷念及他的文名，特赐苏家银子一百两，丝绢一百匹。

其实，即便苏洵活到朝廷的报告批下来，他的人生也不会快乐。苏洵是个想要匡扶时局，一改时风的烈士，而非一个碌碌求官的庸人。苏洵本人也意识到一生落魄多少是因为自己的臭毛病，只是他改不了也不愿意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