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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斐德:闯关东的爱尔兰人

2016-05-04张洁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侨园 2016年4期
关键词:教会

文 张洁 (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倪斐德:闯关东的爱尔兰人

文张洁 (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上世纪30年代倪斐德夫妇在法库

弗雷德里克·威廉姆·斯科特·奥尼尔(中文名字倪斐德)是爱尔兰传教士,1897年来到中国,1942年离开。他经历了中国的清朝末期、辛亥革命、军阀割据、日本占领、伪满洲国时期。长期以来,中国极少有人了解倪斐德。随着“《TRUTH》史料研究”的立项,倪斐德的事迹逐渐得以再现。近来,又读到倪斐德之孙马克·奥尼尔撰写的《闯关东的爱尔兰人》,倪斐德的形象更加鲜活。倪斐德留给法库的不仅仅是宗教的传播,还有教育、医疗以及社会生活的近代化,更有和中国人民并肩抵御战争、维护和平及捍卫生命尊严的努力。这些历史文化遗产是中英友谊的历史见证。

阔别家园 踏上中国土地

1870年,倪斐德出生在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那是全欧洲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宏伟的公共建筑、出色的教育体系、一流的医院、方便的邮政和电报网、城市轨道交通、还有通往爱尔兰各地的铁路网。”那里有世界最著名的造船企业,1911年泰坦尼克号诞生于此,可惜首航就因撞上冰山而沉没在大西洋。贝尔法斯特当时“肯定称得上是一座具有世界眼光的城市”。

倪斐德出生在中产家庭,1884年入读贝尔法斯特皇家学院,这是一所精英级学校。校园里设有板球场、橄榄球场、曲棍球场和游泳池等体育设施,倪斐德担任橄榄球队队长。倪斐德作为优等生毕业后,进入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学习心理学专业,后继续深造并获得硕士学位。然后他决心成为牧师。当时,教会处于社会中枢地位,牧师社会名望也相当高,因为“这已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信仰和使命”。

当时,往海外派遣传教士被视为上帝赋予的使命,爱尔兰长老会为此无数次耗尽资金。他们充分利用文化、教育、科学发展的优势,通过帮助传教地区建设医院、学校来影响当地社会。实际上,这些措施对落后地区的社会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1869年爱尔兰长老会也开始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主要是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获得在中国传教权。所以多数中国人一直坚持,因为是西方列强凭借洋枪洋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传教士们当然同样心怀毁灭中国传统信仰和文化的不良企图。但是,客观回望,这种观点并非中肯,实际上如倪斐德所说:“依靠侵略战争获得的传教权,对于真正的宗教发展来讲,如同一剂慢性毒药。”

当时,倪斐德等人到东北传教,要面对诸多的困难和风险。东北的卫生环境和医疗条件与贝尔法斯特无法相比,他的两个幼儿就是被传染病夺去了性命。而且,中国东北正处于乱世之中,治安缺乏、土匪横行。

但是,倪斐德义无反顾选择了闯关东的道路。他1897年来到中国,1898年被任命为法库地区的牧师。法库是沈阳以北90公里的小镇,最近的火车站在48公里外的铁岭。基础设施很落后,没有铺装道路、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路灯和电话,没有邮局,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都是最原始的处理方式,道路旁常常能看到婴孩的尸体,有时被野狗撕啃。

倪斐德海外传教的初期,正是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最强大的时候。作为中产阶层的他,享有环游世界的便利条件,他可以有很多更好的选择,但是倪斐德还是毅然开启了他40多年沉甸甸的法库生涯。马克·奥尼尔提出:“到底是什么力量驱动祖父放弃安逸的家,选择了艰苦甚至危险的偏远之地。而且一去数十年不归?”这恐怕要从他在法库的行迹当中去寻找。

闯关东四十余载书写厚重历史

1.经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他以大爱情怀化解敌视心理。

虽然大多数传教士是怀着广布福音的初衷来到中国,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不可避免地与当地文化发生冲突,尤其在西方列强凭借武力扩张背景下,更容易激发社会矛盾。教案问题在中国近代史上屡屡发生便是证明。然而倪斐德在法库却以大爱情怀化解了当地人民诸多的敌视心理。

倪斐德熟谙中国文化,博学多才又绅士儒雅,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更多地体现了对生命的仁爱和关怀,他秉承道义,反对强权,逐渐赢得当地人民的认可。

倪斐德到中国不久便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对此,他与许多西方人观点不同。他认为:欧洲国家应该承担责任,为了获得经济特权甚至领土而侵略中国,恶行累累,尤其是德国、俄国、法国、英国这四国。他说:“清帝国陆无强兵、海防洞开,群敌环伺而无一友援手,于列强之曲迎,实出无奈也,怨愤久积而终成祸患。”他还指出在遭受列强侵略的大背景下,来自西方的教会力量成为中国民间反抗的众矢之的是有道理的。他主张“教会必须同那些意图从中国攫取特权而激起民愤的欧洲列强们保持距离,自我培育发展成为服务于中国人的教会,惟其如此,才能在中国的土壤中扎下根来,而不被视为外来侵略者”。倪斐德勇于反思并表达自己观点,展示普世之爱,他的精神是可贵的。

法库基督教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倪斐德的个人魅力。1909年,他在法库修建能够容纳500人的新教堂,该建筑保留至今。这所教堂成为倪斐德生命的中心。1918年底东北的教民增长到12960人,法库教区内有1296名教民、18个传教站。教会内部追求民主,逐渐成长起来的中国本地牧师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许多教会中的骨干都是社会精英甚至政治精英。比如法库当地的许长老、商长老等人,他们的入教,绝不是高压或者收买可以奏效的。

2.经历日俄战争,他与法库人民共同抵御战祸。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中国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清王朝的权威性和控制能力大大削弱,地方管理出现真空。法库也沦为战场,当地乡绅元老担忧日军和俄军漠视地方利益给法库带来灾难,期望倪斐德能给当地提供更有效的保护,他们一致认为日军和俄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忌惮这位传教士背后强大的英帝国。于是,倪斐德被推到了管理法库地方秩序的位置上,担当了两年“地方首长”职责。

中国的地方事务竟然听命于一个外国传教士,这种局面看起来匪夷所思。倪斐德不负众望,中国官员都认为“他诸事积极出面交涉,利用大英帝国公民的身份和他的个人名望,多次将法库从战灾困苦中挽救出来”。

日俄战争结束,日军进占法库之前,倪斐德还邀请地方乡绅和有影响力的头面人物到他家里共商组建“和平与秩序协会”,管理地方事务,甚至统筹税收。他为维护法库地方安宁和人民生活尽到最大程度的努力。

3.推广西医疗法,客观上推动法库医学近代化。

爱尔兰长老会普遍认为,医生对于吸引人们接近教会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当人们从医生处获得治疗效果,尤其是重症得到缓解和痊愈时,自然愿意接近教会。因此教会在传教点不仅开设教堂,还设立医院。

1909年,法库基督教会建立了第一所女施医院,作为教堂的附属医院。这对倪斐德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事件,法库教会在本地的重要性迅速提升。苏格兰教会的伊莎贝尔·米切尔是1905年来到法库的第一位西方女医生,一个26岁的女孩。她先是在教会女校的两间小阁楼里开设诊所,整天被各种病人包围着。1909年法库教会女子医院建立起来,伊莎贝尔梦想成真。法库镇的行政长官和妻子也参加仪式。至此,爱尔兰长老会法库教区在形制和灵魂方面都完整地构建起来。教区提供医疗和教育服务,吸引人们接近。

医院全天候运转。记录显示,1916年全年有156位病人住院,111人动了大手术,7865人接受门诊诊治。米切尔还将6位中国女士培养为药剂师,扶持她们开设诊所。米切尔还经常上门行医,不分昼夜,风雨无阻。遗憾的是这位敬业的医生却牺牲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1917年3月,米切尔在探身检查病人咽喉时,病人忽然咳嗽,唾液微沫喷到米切尔脸上,导致米切尔感染白喉去世,年仅38岁。消息闭塞的法库小镇自发赶来参加悼念仪式的有700多人,多数都是她诊断过的病人。

1910年和1911年之交的冬天,一场巨大的肺鼠疫传染病夺去了中国东北4.6万人的生命。中国脆弱的医疗卫生体系毫无招架之力,只好求助于西方教会医院。法库同样遭受摧残,倪斐德和当地商长老等人共同奋战,终于坚持到瘟疫平的息。灾难过后,中国社会更趋向成熟和进步,政府和公众进一步认识到西医的重要性。1911年3月沈阳举办了中国首次自然科学会议,来自11个国家的33位专家出席。此后,教会在东北兴建的学校和医院获得更多发展机遇,中国东北首次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服务。

4.法库近代教育在全国领先,英国友人功不可没。

英国友人罗约翰创办格致小学,开启法库近代教育的先河。格致小学由法库基督教长老会出资,创办于1897年。这是法库历史上第一所近代学校,应该也是辽宁甚或是东北的第一所近代学校,早于戊戌变法,更早于1901年清末新政时期普遍推行的新式教育。因此说,法库的近代教育在辽宁教育史和中国教育史应该占有重要位置。

倪斐德到法库以后,继续发展近代教育。1902年他在法库教区开办小学,不久教会中学也建起来,1909年开办女校,使女孩有机会与男孩平等接受教育,同时倡导改变几百年来的缠足陋习。

当时爱尔兰长老会在东北已经开办了大学。1902年成立的沈阳神学院教授神学、数学、生物、历史、地理、英文等,这是东北第一所高等教育学校,毕业证书被英国认可。神学院后来又增设物理、化学和生物等课程。1912年,沈阳医学院落成,这是最早呼吁在中英两地建立东北医疗发展基金的克里斯蒂医生提议的。克里斯蒂因为在1911年大瘟疫中的杰出贡献而获得中国和英国政府颁发的勋章。“神学院和医学院对社会的价值不仅局限于宗教,从更深层次说,它们为东北高等教育提供了成功范例,中国地方政府——甚至包括后来的日据时期——都逐渐认识到在东北发展教育和开办大学的可行性及价值,尤其是培养本地人才的重要性”。

倪斐德非常重视发展法库的教育。1938年法库教会男生学校学生注册160人,其中120名住校生。1940年,倪斐德写到:“教会的男高中已有超过四十年的历史,在教学和学校运营方面的声誉很高。”学校不仅培育正直和慈善的校风,而且确实为地方培养了人才,由此也引起政府的重视。“地方官员们也不拒绝我们的友谊,他们赞同我们开办的教会学校,这倒不是因为宗教原因,而是基于教育”。 20世纪20年代,倪斐德“在法库已然成为受社会各界高度尊重的名人,大家都视他为谦逊有礼、平易近人的学者”。

5.“一战”期间带领中国劳工旅远赴欧洲,中英政府予以高度嘉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倪斐德还受中国政府委托于1917年带领中国劳工旅到法国、比利时等国家从事战勤服务,援助协约国对德作战。这也是中英人民携手抵制战争、维护和平的一个实例。

当时协约国在战争中损失了大量人口,男性劳工严重短缺。1915年中国提出派遣30万名工人作为非战斗人员提供援助,法国、比利时、英国均表示接受。中国劳工有的在工厂、医院、建房点里工作,也有的被派去清理战场、搜集尸体。中国劳工旅司令部设在距离索姆河战场100公里外的滨海努瓦耶尔,那里建有一所拥有2000张病床的医院,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院。

倪斐德就在这所医院里和中国工人住在一起,主持礼拜、抚慰病患,并在劳工去世时主持葬礼。他还负责管理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个组织,协助劳工旅完成大量工作。

中国劳工为协约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在战争的关键时期和关键地点,他们建造起并维护着加来和布伦的军事摆渡港。中国劳工在艰难和危险的环境下也能保持严明的纪律、坚韧的性格和勤奋的工作态度,这受到欧洲人的高度称赞”。1918年担任中国劳工旅第二大队指挥官的马尼克·格尔曾评价道:“来自山东沿海的这些中国工人是左右着世界大战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劳工旅集体获得了“英国战争勋章”,五次获得“军功奖章”,两次获得“皇家人道集体铜制勋章”。倪斐德和另一位传教士威廉·卡金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文虎勋章。

6.协助“九君子”进行国联外交,谱写中英联合反法西斯斗争第一乐章。

1931年底国际联盟成立调查团,到中国调查“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真相。为了赢得国际仲裁的胜利,沈阳“九君子”完成了日本侵略证据汇编《TRUTH》。这份材料经过倪斐德等英国友人辗转周旋,终于成功递交。《TRUTH》为调查团起草《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提供了重要佐证。该报告书首次从国际视角对“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予以定性。这是中国知识界反抗日本侵略争取国际话语权的一次成功探索,更是国际反法西斯联合斗争的重要开端。

倪斐德是协助沈阳“九君子”完成这次国联外交的关键人物。如果没有英国友人的协助,《TRUTH》无论如何难以递交成功。盛京施医院的雍维林院长诚恳地指点迷津,倪斐德甘愿冒生命危险代为保存《TRUTH》,并利用公私双重关系积极斡旋,苏格兰传教士谭文纶牧师巧设家宴暗搭桥。他们还按照国际审判程序要求为“九君子”从中作保,如此才有李顿爵士率领的调查团在英国领事馆审阅《TRUTH》一幕。这场国联外交中的英国元素不可忽视。这是中英两国联合抵制侵略、维护正义与和平的历史篇章,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前导和先声,是中英反法西斯斗争史上合作共赢的起点。

上世纪30年代倪斐德在法库过寿

无奈惜别 中英友谊永留存

1941年,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与盟国进入战争状态,中英矛盾的激化意味着在“满洲国”的英国人将面临危险。倪斐德被软禁在家中一段时间后,1942年6月得以在沈阳火车站启程,倪斐德等人被作为筹码要与盟军控制的日本战俘做交换。当年9月,72岁高龄的倪斐德终于回到了家乡。

倪斐德从繁华的大洋彼岸来到荒凉的中国东北小镇,扎根四十余年,经历了苦难与灾祸,也经历了教会与法库社会的同步发展,客观上推动法库的近代化历程。在历次帝国主义国家贻害中国的战乱中,倪斐德始终和中国人民一道抵御战乱、力保和平,竭力维护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他不仅弘扬了人道主义精神,更有国际主义情怀。他在法库推广的近代医疗和教育事业,对法库的近代文明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漫长的岁月中,他赢得法库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奥尼尔认为其祖父倪斐德在中国45年投入的不仅仅是宗教信仰,还有他内心生发的对中国人民的情感认同。他曾四次深入法库寻访与祖父相关的历史和遗迹。倪斐德所创建的教堂已经具有百年以上历史,保存相对完好,已经成为中英友谊的实物依托和历史见证。教堂承载着深厚的中英友谊,成为连接当前中英关系的文化纽带。据悉,该教堂和附属设施已经因为法库城市的整体规划而列入动迁范围,如果不能尽早保护,可能会造成重要历史文化资源的流失。

(注:该文是国家特别委托课题“《TRUTH》史料研究”(13@ZH006)系列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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