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衍荣



当年湖北“录取风波”

文张衍荣

那年是恢复高考后的首次全国统一高考，教育部命题，全国统一录取分数线。当时规定，凡老三届皆可报考，考试科目为6门（文科：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理科：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只计5门成绩（外语不计入）。考试结束不久，录取分数线随之出炉，文科为300分，理科为320分；340分（不分文理）被定为高分，可以填报国内任何一所大学。

不料，这条曾用红头文件层层传达家喻户晓的特别规定，湖北竟然没有完全照办，从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那时，政策的严肃性极强，没有谁怀疑高考录取的公平公正。我因为考了349．6分，不仅超过录取分数线近50分，而且进入“高分”序列，被通知可以任意填报志愿，所以对录取满怀信心。

可是，眼看发放录取通知书的9月份即将过去，跟我同一个车间、比我低20多分的工友早就接到录取通知书去学校报到了，而我这个“全厂第一名”却始终音信全无。

我焦急万分，寝食难安。当时我是缫丝厂的青工，因不肯趋炎附势而得罪了厂里的实权派，分工种时人家派我到最艰苦的岗位上去“锻炼”，我在力所不能及的岗位上“锻炼”了8年，身体“炼”垮了，眼看再干下去就要瘫痪，1977年，恶劣的工作环境、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巨大的精神压力，使我患上了严重的坐骨神经痛，中西医皆束手无策。我痛得直不起腰，每天弓着身子咬牙去车间上班，去食堂买饭，全厂1000多号人有目共睹，可却没有一个领导施以援手，就连请病假车间书记都不允，更别说换工种了。后来，在车间工友蒋国斌、厂医徐大姐等人的热心帮助下，身体才得以康复。由此我认为，要想改变命运，唯有靠自己。

迟迟不见录取通知书，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工厂离省城400里地，交通和通讯都十分落后，省里也没有任何门路，人又穷，我上哪打听？

比我更急的是家父。当时他已病入膏肓，生命进入倒计时。一个可怜的农民，贫困不仅使他有病不能治，甚至连检查弄清究竟是什么病都无能为力。他卧病在床，一直在打听我的情况。生命垂危的那几天，他几乎天天问。他的愿望我十分清楚：盼望通过我去改变全家人的命运。

10月10日下午，我收到父亲去世的电报，星夜赶回故乡（武汉郊区）。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利用丧假机会，匆匆赶到省招办去打听情况。

省招办设在当时的“省一招”（湖北省第一招待所），位于武昌首义路。“省一招”里面是座大院子。当我迈入大门，但见偌大的院子里聚满了人，都是和我一样的老三届落榜生。他们群情激愤，将省招办工作人员团团围住，辩论声此起彼伏。他们中高分者大有人在，有的甚至高达390多分。相比之下，我算老几？因此，我赶紧找个角落看他们理论。

一个文质彬彬的咸宁考生，身穿一套香云纱衣裤，头上戴顶半旧不新的巴拿马草帽，手里拄根文明棍，不愠不怒地听省招办的人解释：“比起应届生，你们普遍年龄偏大。而且，你们的身体也不如他们好……”

听到这里，我的心一下凉了。是啊，人家说得有道理呀！可谁料那咸宁考生不慌不忙地问道：“既然嫌我们年龄大，为什么还让我们考试呢？干脆取消考试资格不就结了吗？说我们身体不如应届生好，那么，我们的体检到底合格了没有呢？” 有理不在声高。省招办的人自知理亏，一下给问住了。很多人为咸宁考生喝彩。

“既然让我们参加考试，体检又合格了，为什么在我们身上不落实中央政策，却让比我们分数低的人录取呢？” 招办的人无言以对。

人们见招办的人理屈词穷，顿时义愤填膺，有的要上街游行，有的主张先找省委讨说法，一时间整座大院骚动起来。

招办的人见事态严重了，赶紧向我们央求：“同学们，大家先别急，你们看这样好不好，由我们先将大家的意见转告省委？”

这话让我心中燃起一线希望。在未知最后结果的情况下，我放心地离去了。翌日，我再次赶到“省一招”，听说昨天有部分人找到许道琦（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委秘书长）办公室去了。当人们相互打听这一消息时，省招办的一位工作人员走出办公楼，正式通知我们：“省委正在开会研究解决你们的问题，请大家耐心等待。”

这可是天大的喜讯啊！众人无不为之一喜，随即松下一口气。大约下午三四点钟，令我们欢呼的消息终于传来，省委决定：扩大招生面，将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上线考生全部录取。一场轩然大波迅速平息了。两天后我再去查档案时，招办告知我的档案已被襄阳师专提走。

后来听说，省委态度坚决，要求省管院校，尤其黄冈、咸宁、荆州、宜昌等地的师范专科学校要倾其所有，克服一切困难，竭尽全力扩招，各自消化本地区的上线考生，不得漏掉一人。

而学校方面对突如其来的艰巨任务，几乎措手不及。尤其全省各地的师专，录取分数线也只有280分，普遍是规模有限，校舍紧张，师资不足，设施缺乏，经费短缺，完成计划内招生本已困难重重，再让其“扩招”谈何容易！但为了贯彻落实省委的决定，各地师专还是千方百计想尽了办法。我记得，我拿到录取通知书时，已是当年11月下旬了，比正常时间晚了近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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