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静平+李清军+蒋丽红

戴静平，原名戴淑莲，1932年生于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暖池塘村。1947年至1948年间，在我方情报员邓行方的影响下，与其兄戴家驹等家人共同走上革命道路，成为当时中共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社会部情报处锦西情报站的交通员和情报员，多次来往于锦州和情报站之间传送情报。新中国成立后在黑龙江庆安从事教育工作直至退休。

1946年，我14岁，正在锦州读中学。父亲经商，在锦州北二街城隍庙胡同有一处独门独院的房子。这年秋天，地下党员、和我同村的邓行方来到锦州，从事情报工作。在邓行方的启发教育下，我和我二哥戴家驹都参加了情报站的工作，我们在锦州的家成为情报站联络点之一。

1947年年初，锦西情报站建在了我的老家——南票区暖池塘村，当时还属于锦西县。当时，邓行方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辽西“师管区”的中校参谋。利用工作关系，他白天到军营各处走动巡查、勘察防务设施，晚上回来就和我二哥绘制成图。二哥参加了锦州电影院创办的青年文艺队，有机会接触国民党的一些士兵和军官，将他们的情况进行收集，再经过整理，尔后由我送往情报站。

当时，传送情报要通过城防（国民党检查站）。那里由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把守，检查很严格，通过的人衣服和随身物品都要一一打开，浑身上下都要摸一遍检查。我把情报藏在女孩专用物品或内衣兜里，遇到盘问就说是回老家暖池塘村。负责检查的国民党士兵毕竟有别于凶残的日本鬼子，同时我还有学校证明，多数情况都能顺利通过。暖池塘村距离锦州一百多里路，偶尔能搭上顺路马车或驴车，一般都是步行，需要两到三天才能到达，有时候路上还会遇到国民党军队或“花子队”（政治土匪）的检查，都得应付过去。邓行方有时也借回暖池塘看望老母亲的机会带回一些情报，当时他穿着国民党军装，过城防比较容易，但是他也是走路，没见过他骑马。他走路很快，基本上一天就能赶到暖池塘。

锦州解放前夕，邓行方亲自绘制了锦州城防图，把国民党各个防区的番号、人数、工事、武器配备都标上了。后来听情报站的领导讲，攻打锦州时，解放军的大炮打得很准，解放锦州只用了31个小时，我们的情报起了很大作用，受到了东野部队首长的高度表扬。

1948年10月1日，刘茂田站长把一封信交给我说：“我军10月中旬解放锦州，这封信必须在开火（总攻）前交给邓行方，但是现在锦州守敌在城外封锁很严，出入城防很困难，路上遍地庄稼，又没有车，要多加小心！”我母亲是个小脚老太太，怕我路上有危险，坚持要和我一起去。当时，锦州外围配水池等地都打起来了，我们娘儿俩走了三天才到锦州。经过小凌河大桥时，国民党士兵盘查极其严格，特别是进城更加困难。如果不是我们母女二人看上去没有什么威胁，根本进不了城。最后，我俩终于把信送到了，后来知道，这封信的内容是让他们马上撤出锦州城。

原来，我们村有个叫杨建军的家伙，在国民党辽西“师管区”当营长，跟邓行方还是同学。他见邓行方经常偷偷回暖池塘村，而当时暖池塘一带已经解放并进行了土改，还是当时锦西公安局的驻地，于是就向国民党东北“剿总”锦州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告密说：“邓行方图谋不轨，系共党分子。”邓行方接到撤退的情报后，认为这个时候更应该战斗在情报工作的第一线，他将生死置之度外，坚持工作。1948年10月初，邓行方在回暖池塘村的路上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随后，正在搬家转移的二哥、我、二嫂赫淑英、本家哥哥戴家瑞也一起被逮捕。

邓行方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二哥戴家驹也受尽酷刑，敌人用皮鞭蘸凉水打他，还用木棍在他的手上来回滚压，打晕过去就用凉水浇醒，但是他一直没有屈服。他还趁看守不注意时，用烟盒写字扔给我们，鼓励我和我嫂子。

1948年10月14日，总攻锦州的隆隆炮声响起，敌人残忍地杀害了邓行方和我二哥。锦州解放后，我和二嫂、族兄戴家瑞被解救出狱。后来，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杨建军被抓起来，死在了监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