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定国+余玮

王定国，原名王乙香，著名社会活动家，系“中共五老”之一谢觉哉同志的夫人。1913年出生于四川营山，1933年参加红军，1935年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内务部机要科科长、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谢觉哉同志秘书等职，系全国第五、六、七届政协委员。

1935年3月，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于塔山湾主渡口打响了强渡嘉陵江的战役，这是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的第一场战役，也是我在整个长征过程中经历的最大、最艰苦的一场战役。渡江时，在国民党部队的层层拦截和48架敌机的狂轰滥炸下，我眼看着很多战友牺牲在江中。但当时我没有想到的是，接连不断的危险正在前方等待着我们。

在长征路上，比敌人的枪炮更可怕的是饥饿。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沿途老百姓都离家逃跑，将能吃的东西都藏了起来。很多战友饿死在路上，我也骨瘦如柴，体重仅有50多斤，随时可能倒下。翻越雪山时，我的一根脚趾被冻掉了，我把伤骨磨平，包扎起来，咬牙跟随在长长的行军队伍中。

虽然这些危险和苦难让我记了一辈子，但我更愿意讲述长征中令我感到快乐的事情。

为迎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部队决定扩大宣传队伍，我被调到隶属于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的前进剧社。当时，剧社条件非常简陋。没有道具，我们就到老乡家里借门板、桌椅作道具；没有服装，就有什么穿什么。化妆也由我们自己设计，用墨汁画眉毛，用买的红纸洇湿了当口红。

在艰苦的行军中，我们每到一处，顾不上休息，就到战士们中间教唱歌曲、排演节目。在翻山越岭的时候，我们从队头走到队尾，用诙谐的快板和激昂的歌曲鼓舞同志们克服困难。

在毛尔盖休整期间，我曾随剧社到红一方面军驻地慰问演出，并跟易维精政委和周武功队长去探望了正在生病的周恩来同志。他虽在病中，仍和我们亲切交谈，夸奖我们说：“你们剧社这些女孩子又行军，又打仗，又演出宣传，真是不简单！”

毛泽东同志住在周恩来同志隔壁，他用藏民的木头碗泡“茶膏”招待我们。当时茶树上最好的嫩尖芽做茶叶，老叶子做茶砖，剩余的筋筋络络捣碎后熬制成茶膏。在长征路上，毛泽东也就只有一点儿茶膏喝。话题转到演出上，毛泽东说：“你们演的剧里，刘湘（四川军阀）投江了，可是演戏只代表人们的心愿。别忘了，刘湘还没有死。反动派，你不打，他是不倒的。刘湘也是不会去跳河自杀的。”我们听了很受教育。

毛泽东同志烟瘾很大，但艰苦的长征路上怎么能找到烟叶呢？同志们就找没有毒的树叶子，晒干后给他当烟叶抽。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和大家一样，不骑马，徒步走路，一路上抽着战士们为他卷的“树叶香烟”，和战士们说笑着。他的乐观深深感染了我们，让我更加坚信脚下的征途是正确的。

我们剧社大都是年轻女孩，长途行军又累又困，在队伍停止前进暂时休息时，站着也会睡着。有时候夜行军途中忽然命令原地休息，一坐下就睡死过去，醒来一看，队伍已经无影无踪了。我们往往拼命追赶几个钟头才能跟上队伍，追上后就又哭又笑。

长征中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走在队伍中，可以看到走在前面的不少战士后背上都写着字，而且每个人的字都不一样。原来，很多战士出身贫穷，没有机会读书，于是大家就在漫长的行军途中用这种办法识字学文化。在长达一年多的行军途中，我也认识了不少字。

1936年10月，我跟随队伍到达甘肃会宁，同中央红军胜利会师，走完了长征，也走完了自己人生中最艰难、最难忘的一段路。

前几年，曾经有一家电视台找到我，要制作一期纪念长征的节目。主持人问了我很多关于红军怎样艰苦、战争多么残酷的问题，我却答非所问，说起过草地时贺龙同志骑在马上从水塘里钓起鱼来给大家炖汤的趣事。主持人很着急，我也急了。我认为，如果总强调苦难，人们对革命先烈们为之付出血汗甚至生命的伟大事业的理解将是片面的。作为一名历史见证人，我更愿意与现在的青少年分享当年长征人的理想、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