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已时隔40年，提起1976年，我脑子里反应的首先不是时间概念，而是各种奇怪的意象：疯牛、惊马、搅拌机、过山车、山崩地裂……总之，一言难尽。

“先进村”里丢棉袄

凡事都有因，有因才有果。谈及我的1976年，先得对上一年说几句。经过十年折腾，工业生产已近崩溃，1975年秋全国工业战线以“工业学大庆”为由，掀起了一股抓生产的潮流——几个月后被称做“资本主义复辟和右倾翻案风”，沾这股潮流的“光”，我的日子开始好过一点了。在一吨蒸汽锤上被“监督劳动”近10年，虽然没有明确宣布“监督”结束，却让我代理工段长，负责甲班整个车间的生产——车间共有三个工段，分早（甲）、中（乙）、夜（丙）三个班。其实，当初把我由厂部送到车间生产第一线“监督劳动”，并不是组织下文，不过是“造反派”头头的一句话，现在能当个小工头，也是他们的一句话。由于“天津工业学大庆会议”上涉及大型发电机转子，将由我们车间锻造，便让我列席了这个大会。

鬼使神差地，从北京来了位温和的老大姐，在会场上找到我，自报家门是原《人民文学》的老编辑部主任许以，说领袖亲自下令，停刊多年的《人民文学》要在1976年初复刊，约我为复刊的第1期写篇小说。不知是大气候有转暖的趋向，敏感的文学先复苏，还是国将大变，由文学发端？抑或藏了什么玄机？《人民文学》是“国刊”，是业余作者梦寐以求的文学圣殿，可我当时没有受宠若惊，甚至不敢太过兴奋，心里没底，只是谨慎地答应试试看。

当时住在宾馆里的条件太好了，两人一个房间，有写字台、台灯，那时开会要不断地写材料，发言前必先准备好稿子，我就以写材料和发言稿为名，不分白天黑夜地干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