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容

时光如果倒流，我希望永远定格在31岁那个盛夏：我是待嫁大龄剩女，爸爸穿铆钉皮衣，我们炫酷父女档在汉口江滩叱咤。漫漫夕阳，飞鸟细长，我们父女双双斜挎壶酒，豪情饮那秋黄。

人生没有如果。但有残阳重灿的今天，有“一事能狂即少年”的老炮儿，还有我们一起的曼陀铃。

我想讲一个故事，关于我和爸爸。

漫漫青春江滩，摇滚父女一曲曼陀铃

我叫罗玲，1973年出生于武汉市江汉区顺道街仁厚小区。爸爸罗金明曾是汉阳量具刃具厂文艺骨干，妈妈王建华是厂花。除了工作，爸爸兼任厂工会干部，常组织文艺活动。他擅长萨克斯，厂里有个从欧洲来的工程师送给了他一只曼陀铃（一种辨识度极高的欧洲乐器），他成了武汉最早会吹此乐器的人之一。

我从小跟爸爸亲，对音乐也有极高天赋。18岁那年，我被选入武汉市邮政文工团做小号手。这是一份令同伴羡慕的工作，我拥有了众多追求者。只是，我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平凡男子入不了我的眼里。

1997年，老爸以病退的形式下岗，妈妈此前早已经因病退休在家。妈妈有严重糖尿病，每天不能断药，定期还得去医院治疗。全家经济一下吃紧，有一天，老爸突然穿着一件时髦的皮衣从外面回来，神秘地告诉我们：“我找到工作啦，在黄金海岸（江岸区知名歌舞厅）吹萨克斯。这是我新添置的行头，怎么样？”我半信半疑，找到黄金海岸的经理确认，他们让老爸每个星期演奏三个晚上，每晚上30元，我才放下心来。此后，老爸成了很多歌舞厅的特聘乐手，50多岁的他每天穿得摇滚范儿十足，奔走在武汉三镇的舞厅，贴补家用。赶夜场的人，都是拂晓到家，中午才是早晨。我心疼老爸辛苦，想和他一起赶场子。他却嘿嘿反驳：“有钱赚，能给女儿买花戴，那叫幸福好不好？你老实给我工作，睡好觉，美美的，找个好人家。”我拗不过老爸，他并不知道，我总会掐着时间在卧室的窗口等他。冬天来了，我远望老爸推着自行车在风中前行，我总是推开窗，希望风霜吹来，绕过老爸。

天气晴朗的中午，老爸总会让我陪他将萨克斯拿到阳台上，擦得铮亮。他充满童趣地跟萨克斯聊聊天：“老伙计，幸亏你照应。”

这个时候，我和妈妈的打趣，都是甜蜜。

1997年年底，妈妈突然晕倒被送到湖北省协和医院。她高血压、糖尿症等多种并发症，危在旦夕，需要高额医药费。第二天，我背着爸妈向邮政文工团递交了辞职信。晚上，我背着自己的小号，跟在爸爸的身后去了歌舞厅。作为汉口女孩，成长在泼辣的氛围，我才不怕扑面而来的变故。

那几年，我和老爸开始在汉口江滩一带的舞厅联手演奏。我们白天操练，晚上配合，几乎精通了所有演奏乐器，小号、萨克斯、架子鼓、电子琴……各有千秋，又相得益彰。尤其是父亲演奏曼陀铃时，我的小号配合完美，我们也被誉为了曼陀铃摇滚父女。周末，我们俩还会一起去文化宫教孩子。由于昼伏夜出，加上经常需要长时间在舞台演奏，经常憋尿，我患上了严重的尿道炎，两个月后，我们把妈妈的手术费凑齐了，我却被查出严重子宫肌瘤，不得不住院做了手术。

在我们父女俩的努力下，妈妈的病得到了有效控制，日子也一天天好转了。那段时光，我的顽童老爸，就是我的开心果。让我知道无法碰触的难过，终将可以当做笑话。时间不能改变，就去改变人生的叙述方式。

伴着音乐，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新恢复了平静。我的人生，在2002年底发生了彻底转折——

那段时间，我和老爸在万松园路一家舞厅常驻，台下有个中年男人，一连听了我和老爸十几场演奏。他不像别的男人，送花搭讪或者邀请我们喝酒。他每次早早来，泡一壶清茶，一直到我们演奏结束，看我们收拾乐谱准备回家时，才会走上台来跟我寒暄几句。不是聊演奏曲目就是聊天气，说的话中肯而实在。相熟后，他告诉我第一次见我吹小号，就想起了童年和奶奶，想起了年少才有的暖和真。他喜欢我，愿意一生听我小号悠悠，轻舞绵长。5年舞台演奏，让我见惯轻狂，早已刀枪不入的我，却被这份软绵的温情，轻易放倒。我坠入爱河，爱得远比青春炽烈。

他叫王骏，湖北黄陂人，武汉市岱山钉丝厂董事长。他比我大10岁，10岁的女儿王晶在育才小学读二年级。老爸对王骏很满意，和他做了一次倾心交谈后，老爸笑得泪光莹莹：“女儿，这个男人配得上你。原谅老爸，如果不是爸妈拖累，你早在几年前就披上婚纱了。”王骏紧握着我的手：“爸爸，感谢您和时光，让玲玲这么沉静。”我将此视为最美的誓言，亦深深感激生活厚赠。

半年后，我们步入婚姻殿堂。我在王骏身上触摸到责任感，同情心，举手投足间的善意，而老爸则帮我预见了人生的可能性。婚后，王骏将婚房买在离我家一站路的豪华小区，二百多平的房子装修得富丽堂皇。结婚后，王骏再也不让我和老爸外出演出了。在我和老爸的告别演出专场上，我幸福地向乐迷宣布：“我将永不再来。因为我如此幸福。”那之后，我做起了全职太太。白天，王骏去工厂打理事务。我则去父母家，陪妈妈聊天。晚上，保姆做好可口饭菜，我等继女和王骏回家吃饭。饭后，我会拿出小号应他们点奏。周末，我则和继女唱歌弹琴，做她的音乐老师，亲如母女。王骏主动负担起我妈妈的治病开销和全家的生活开支。

婚姻在我31岁时金光闪闪，并庇护了我的家人。

一夕失婚人生坍塌，老爸兀自风中“摇滚”

2004年4月14日，我在协和医院生下女儿格格。作为高龄产妇，再加上此前做过子宫肌瘤手术，我在剖腹产时子宫再次受到损害，引起大出血，昏迷三天三夜才醒。可等待我醒来的，却是绝望和噩梦。

女儿出生后，王骏不着家了。我这才得知丈夫一家人都盼儿子，见我又生了女儿，他们非常不高兴，连满月酒都没办。整个月子，我都在泪水中度过。那份痛，足以穿破漫漫长夜。然而，作为一个女人，我不想婚姻破裂，说服自己原谅了伤害。为了挽救婚姻，我甚至想再生一个儿子。当我说服王骏一起去咨询时，医生明确告知，我的子宫已不适宜生产，否则将有生命危险。王骏还没等医生说完，愤然离去。我泪水涟涟地望着空旷的省妇幼三楼的走廊，不知何去何从。

这份“判决”让王骏彻底失去耐心，他把大女儿送回公婆家，不再回家。无数个夜晚，我独自守着女儿，在沙发上枯坐。房间里的每个角落，似乎深藏着曾经的记忆。我不敢对父母说，更不敢对老爸提及。我的幸福，曾是他的最大心愿。王骏不再登门，我解释说他常年出差，做企业不容易。他不再给钱家用，我辞掉保姆，把女儿交给父母带，自己去做音乐家教赚钱，我对父母抱歉说：“王骏现在很难，我要帮衬他一把。”老爸全力支持，他说：“这才是我们的女儿。他有情有义，你也要尽力相帮。”人前笑，背后哭。我不知自己为何撒谎，更不知谎言能维系多久。我依旧奢望，忍耐能换回柳暗花明。

2006年初，我经常感到下腹疼痛。有次做晚饭，我甚至痛得跌坐到地上。几天后，我在武汉协和医院被确诊为宫颈CIN三级，原位癌。

这份诊断书彻底摧毁了我。我甚至半点没有顾及父母，一边嚎啕大哭，一边把诊断书扔到老爸手里，冲出家门，冲向了人来人往的街头。那天晚上，我在街头走了整整一夜，老爸也在呼唤和寻找中走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早，等我走回父母家门口，老爸在妈妈一个仓皇的电话后半个小时出现，他买回早点，平静地笑着：“没事。一会豆浆加糖吗？”

我抱着老爸放声大哭，他紧紧拥抱着我：“伢啊，没事。去吃饭，吃完我陪你去医院。”他成了我的大树，陪我穿梭在各个医院，寻求最佳治疗方案。

现实比真相更残酷。王骏得知我病后，托人将离婚协议书快递给了老爸。老爸心痛地掉了泪，那是我第一次见他掉泪。我依旧不愿离婚，灾难面前，我怕自己彻底拖垮爸妈，我把婚姻当做了最后的救命稻草。躺在病床上，我仍在想办法弥补。我卑微到利用王晶对我的依赖，带病坚持周末去给她上音乐课，从她那里打听到有关王骏的消息。我低三下四，以女儿的口吻给王骏发短信，想让他过来看看我们。可不管我怎样努力，他再也没有露面。

老爸没有说我半个字，只是轻轻劝我把字签了。我没有同意。不久，王骏竟然向武汉市江岸区法院起诉离婚。老爸一边照顾我，一边替我打官司。我无法得知他究竟承受了什么，只知道那段时间，他的头发迅速花白，皱纹沟壑丛生。好几次，他奔走一天，来医院没说几句话就倚着床沿睡着了。

在老爸的精心照顾下，我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医生建议我出院配合药物治疗。老爸搀着我，回到自治街仁厚小区的家，妈妈抱着我粉嫩的女儿等在巷口。在9楼露台，老爸为我布置了一座文艺古朴的音乐教室。墙上挂满了我和老爸曾经的演出照和获奖证书，一旁整齐放着架子鼓、小号，还站着十几个学生，他们笑得那么灿烂：“罗老师好！”我瞬间泪湿：这个草台教室是老爸亲自设计、一砖一瓦都是他从一楼搬到九楼而造。为了把隔音墙、录音室建造得尽可能专业，他不惜举债，无数次从汉口辗转到武昌各个建材市场，尽量环保，只为给我一个新的开始。

有了音乐，我重新焕发了生机。再次到医院复查时，我的身体已慢慢恢复。对于婚姻和王骏，我重新有了期待。好多次，给学生上课时，我多么期望他能突然出现，抱抱嗷嗷待哺的女儿。我的等待并没有任何转机。没多久，我的离婚官司败诉了。因为轻轨规划，江汉区城管执法大队将我的音乐教室列为违章建筑，责令我即日拆卸。在王骏的无情操作下，除了女儿每月一千多元的抚养费，我没有得到一分钱的赔偿。更令我心寒的是，婚姻存续期间治病和音乐教室的债务，他一并扔给了我。一年后，王骏借口生意失败，再也联系不上了。

人性的无情和残酷，让我对生活彻底幻灭，也令我对生活彻底失去信心。那段日子，我怕人，怕面对老爸。我拒绝治疗，每天窝在家里等死。一个对生活绝望的人，不会害怕任何伤害，唯独害怕心疼的目光。绝望和死不可怕，因为心疼滋生的羞愧和痛，却令人不知所措，生不如死。时间和生活于我，仿佛停滞了。我每天被老爸强迫带去治疗，强迫吃饭，强迫生活。不管他怎么鼓励，怎么刺激，我拒绝再和任何人交流，每天沉浸在无人所知的世界里，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管，包括我的女儿。

曼陀铃痛歌秋黄，你弥封的千疮百孔

整整7年，也许是一个人活着的欲望没有了，死神也不搭理了。我这个行尸走肉，居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为了生活，老爸重新开始在各个酒吧演出。然而，由于年纪大，他并不受欢迎，他的各方面都跟不上节奏，尤其听力，还经常受到年轻人的嘲弄。不管多少嘲弄，多少嫌弃，只要给钱，他都按照酒吧的要求，在客人的奚落里演出着。这些心酸，老爸回到家，会来到我的房间，一一讲给我听。他想让我苏醒，让我重新活过来。我听着，依旧无动于衷。

老爸始终没有放弃我。中秋节，他执意带我去买老街口的月饼，我们只要那种散秤的，要刚出炉，要热腾腾，要酥皮悉里索落地掉，要骂插队的小鬼，要有大妈在旁边唠叨。天高云淡，老爸带我排队，冷不丁在旁边说一句：“记得吗？以前咱们全家边聊边吃，一口一个。”我知道，他是用生活点滴要我振作。

我生病后，老爸总是在周末消失。2014年4月，春暖花开，格格十岁生日那天，爸爸突然提出去黄陂乡下一个亲戚家做客，还叫我们带足小住的衣物。我们在老爸的带领下，抵达一座乡间两层小楼。在我们的惊讶中，老爸笑得神秘：“你们三个女人，都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在这里，你们能吃自己种的蔬菜、喝自家的井水……”我的眼泪噗噗而下，我年近七旬的老爸，在打工养家时，又偷偷为他的妻小建了一栋楼。直到我康复后，我才从隔壁邻居那得知，老爸自己用板车去窑厂拖砖、拉瓦，材料都是一个人转乘公交扛到乡下。没有人知道他晒了多少太阳、淋了多少大雨，才建成这栋房子。

搬到黄陂后，女儿也转学到这里念小学。女儿继承了我和老爸的音乐细胞，尤其擅长唱歌。一天天长大，她会抱怨：“爸爸去哪儿了？我连他的样子都忘了。”老爸会安静地告诉她：“就是爷爷这样的。”

2014年年底，老爸时时感到胸口不适，咳得喘不过气来，他半夜咳嗽着睡不着。2015年初，他在武汉市中医院被查出肺癌晚期。他并没有告诉任何人，在江滩一家酒吧演出时，他意外晕倒，被送到医院，所有人才知道了真相。

在协和医院的病房里，无助的妈妈，已长得比我还高的女儿，都在眼泪汪汪地看着我，问我该怎么办，我吓得像个孩子一样痛哭失声。老爸强撑着起身，制止他们再逼我：“没事，我过几天就好了。她够苦的了，不要逼她。”我飞一般地逃出病房，想逃回我那间属于自己的小屋。然而，我的腿却不听使唤地又走了回来。我的老爸，他老了，老得再也跑不动，再也弹不动了，他再也不是我的宽大屋檐。他何尝不希望我早一点觉醒，帮他撑起这个家？只是因为那场千疮百孔的豪门梦，我和他都不敢再触及我千疮百孔的人生。父爱深深，足以治愈生活的弹孔。我要醒过来，演奏一曲女儿的曼陀铃，救父亲，救我自己。

重新入世做一个品尝烟火，品尝酸甜苦辣的人，我才真正体味到了老爸这么多年的酸楚。那段时间，我四处打听老爸的治疗方式，在医生放弃治疗的情况下，我最终在省中医院找到一种配合中药治疗的化疗药，价格十分昂贵，且属于C类药（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对我们这个老弱病残的家庭来说，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然而身为女儿，我已无路可退，我和老爸一样，开始四处演奏，教学生。

然而，我的收入依旧不能保证老爸的药费。2015年年底，老爸的肿瘤转移到了淋巴。我急需要给他进一步的治疗，药费一筹莫展时，我想到了募捐。

于是，从2016年元旦起，我用塑料桶做的两面鼓，背着老爸的曼陀铃，和他一起在风中演奏着。在江汉路地铁口、步行街，我们在妙曼的曼陀铃里，告诉每个驻足的行人，每个人只需捐1元钱，有人给我们更多的钱，老爸都拒绝了。他告诉每个关切的人：我和女儿重新搭建父女档，我们没有了舞台，没有了星光，演奏水准值1元。1元不骚扰别人的生活，他才收得心安理得。这份众人的给予，会让他活得更硬气。再多，就是负担。老爸不仅是个摇滚老炮儿，还是个哲学家。很多人被他感动，号召越来越多的人过来听曲，支付这从容不迫的1元。

如今，我们这对父女档，已成为了街头一景。我的病已无需服药，老爸的药费也能维持。以后，43岁的我，会继续在爸爸身边打鼓，唱歌，我们一起摇滚，我会永远像个从未离开他半步的女儿一样。漫漫风沙，无论仓皇的过去和余生，我已能够勇敢坦然担起生活的九九八十一难。我是个女儿，是泼辣沸腾的武汉妞，我会又倔强又安然地活着，面朝劫遇，丰腴不屈，支撑亲人，用热血狂曲继续讲述我和老爸、这个武汉老炮儿的恋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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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宝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