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兼明

“王娜娜被冒名上大学”事件，似乎已告一段落。河南省周口市调查组发布《真假“王娜娜”事件水落石出》的公告，宣布假“王娜娜”毕业证书无效，并被所在单位解聘，9名责任人受到处分。事实上，该案远未“水落石出”，因为冒名者咬定操办人是已去世的舅舅，调查“线索中断”，官方追究的不过是“部分人员对工作不负责”的责任，而案件的完整真相却成谜团。

最无奈的当然还是王娜娜：原本属于她的正常求学与工作前程，不仅莫名其妙地被人“偷”走了13年，还无可挽回，造成了她终生“心理阴影”，命运也因此被彻底改变。即使弄清还原了真相，王娜娜也依然无助与无力。谁来补偿？谁又能补偿得了她所蒙受的精神与物质损害呢？冒名者吗？当地教育与招生系统吗？

由此联想到近年的反腐。可以想见，在被揪出的“大小老虎”主政期间，有多少不愿同流合污的官员如同王娜娜一样，莫名其妙地被人“偷”走了前程：有的从关键要害岗位被调离；有的长期不被正常提拔，任其自生自灭。十八大后，除恶务尽尽管已成反腐基调，如在打掉周永康、令计划等一批“大小老虎”的同时，对他们在官场织就的一张张贪腐关系网也做到了一查到底、连根拔起，导致四川帮、石油系、政法系内贪腐集团的覆灭。但对那些被“大小老虎”偷走前程的“王娜娜们”如何进行补偿与纠错，却始终欠一个交代，无人关心，几乎成了一个“类钱学森之问”：为何在中国干部任用机制中，凭本事吃饭的“王娜娜们”常常会被消失？

因为“类钱学森之问”始终未得到解决，我们看到在一些波及面广的贪腐大案中，一些隐形的贪腐权力联盟未被从根本上完全摧毁，旧有的权力藤蔓上仍残留着大量“瓜果枝叶”，错误的组织建构与用人路线仍在权力体系中发挥影响力！如果不启动真正的纠错机制，让廉洁、正直的干部从闲置或被排挤的边缘回归主流，就等于默认与接受了这些“大老虎”制造的权力贪腐土壤，那么，即使打掉一百个周永康，也还会催生出一万个“王永康”。“明规则”不能光明正大，择劣汰优的“潜规则”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这正是当下反腐长期而艰巨的主因。

这难免不令人担忧。

文革后的情形和如今的态势有些相似。当年，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领导人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巨大的政治勇气，把平反冤假错案和解放被迫害的各级干部作为“拨乱反正”的切入点，不仅彻底清算了搞帮派和造反起家的“三种人”，也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与研究，让那些公道、正派、不信邪、不怕鬼的好干部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这种真正彻底的人事组织纠错政策，为执政党后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根本性变革、带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起到了方向上的引领作用。

今天又到了这样的关键时刻，如何解决贪腐势力制造的“类钱学森之问”仍是一场十分艰巨的斗争。当年的中共领导人在解决干部问题时曾明确提出，要用“事实”、用“干部过去的实践”来分析研究每一个干部，要求“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从“两个不管”的提出，可看出当年纠错机制的建立决心与实施方向。如今的反腐局面比之过去的路线斗争更为复杂，权力兴衰的后面还多了财富分割的底色，这就不仅仅需要政治勇气与政治魄力来破局，还需要以宪法为核心的制度完善和借“文革50年”契机针对落后的、封建的糟粕文化进行反思、批判与文明重构——只有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先让那些被“大小老虎”打压、迫害、挤走的好干部重新回到重要岗位上，才可能改变因主要领导腐败、使区域性政权变质的事实；只有完成文化反思与制度建设，从文化基因上根除迷信领导、淡薄法律的价值观和社会积习，从制度上摒弃人治、固化法制，才能从根本上杜绝重蹈覆辙的可能，从而解决干部任用中的“类钱学森之问”。

可见，反腐的过程，一定是和对旧的用人体制的纠正、改革，与文化批判和制度完善连在一起的。如何建立起社会问题纠错机制，解决的不仅是“类钱学森之问”，也是中国迈向民主与法制的重要一步，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国家政权的正常运作。

王娜娜、“王娜娜们”的前程已被“偷”走了，不能再让后面的人延续“王娜娜”的命运。时代的进步洪流已经到来，在全球化的厮杀中，拼的是效率和速度，是少犯错甚至不犯错，中国不能再踏步和徘徊了，连下降的经济发展速度都已发出警示——留给国人慢慢改错的时间和机会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