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寅

要达到6.5%至7%的经济增长速率，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将承担重大的责任。

“在听了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之后，我有一点很深的感受：结构调整真的取得了很深的进展。中国的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上升到50.5%，第一次超过一半。”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席刘明康看来，服务业增长的趋势还会延续，“并且不是一星半点的增长，按照今年的趋势来看，估计比重能够增长至53%。”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3月5日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说道：“我们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而是持续推动结构性改革。”“积极化解过剩产能，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制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和意见，出台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举措，落实‘互联网+’行动计划，增强经济发展新动力。”“着眼开拓发展空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增进民生福祉，推动社会事业改革发展。”

这些都是2015年的中国已经在推进或执行中的政策措施。比如，在化解过剩产能方面，中国近三年已淘汰落后炼钢炼铁产能9000多万吨、水泥2.3亿吨、平板玻璃7600多万重量箱、电解铝100多万吨。

“我们老百姓讲，中国已经明显地出现新经济和旧经济的分化。”刘明康说，这就是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新动能和旧动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替换旧动能，在稳定就业并促进经济稳步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2015年，中国GDP增速为6.9%，虽然降至7.0%以下，但依旧保持在中高速增长的区间。“不容易啊！”刘明康感叹，6.9%的GDP增速背后是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第三产业高速发展所换取的来之不易的成果。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9.5%，第二产业为45.0%，第三产业为45.5%。而到了2015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9.0%，第二产业为40.5%，第三产业则升至50.5%。

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与上一年相比，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34.5%，外商实际投资使用金额比上年增长40.1%，对外直接投资额比上年增长240.0%，每一项增速与所有被统计行业相比均位于第一位。其中，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完成软件业务收入43249亿元，比上年增长16.6%。

“虽然实体经济放缓，下行压力不断增大，但同时调结构、转方式已经出现令人鼓舞的积极变化。”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傅成玉用这样一组数据来解释这些积极变化。

“首先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产业。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已经超过50%，撑起了半壁江山，这是我们多年调结构的结果。同时，消费持续增长。去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66.4%。”傅成玉说，高科技产业、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一般工业，“在经济下缓、传统动力减弱的同时，我们看到了新的动力在持续增长。”

正如傅成玉所说，培育新动能，促进中国经济转型的新经济并非只限于第三产业。

“新经济的覆盖面和内涵是很广泛的，它涉及一、二、三产业，不仅仅是指三产中的‘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和业态，也包括工业制造当中的智能制造、大规模的定制化生产等，还涉及一产当中有利于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股份合作制，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等。”李克强说，新动能对稳就业、促升级发挥了突出作用，新动能正在推动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

进与退

“总理在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今年GDP要增长6.5%至7%。我认为，任务还是很艰巨的。”刘明康认为，即便是6.5%的GDP增速也并非易事。

从2015年国民经济发展数据来看，第一产业增加值60863亿元，增长3.9%；第二产业增加值274278亿元，增长6.0%；第三产业增加值341567亿元，增长8.3%。

与6.9%的GDP增速相比，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都是拖后腿的。“表面上看，第二产业有6.0%的增速，但实际上，这6.0%是把犄角旮旯的二产都包含在内所得出的统计数据。”刘明康说，结构调整势在必行，“三去”——去库存、去杠杠、去产能不容拖延。但是“三去”主要是集中在第二产业，因此在2016年乃至整个“十三五”期间，中国都必须给第二产业留出“后退”的空间。

根据刘明康的粗略测算，在“三去”的前提下实现6.5%甚至更高的GDP增速，“必须给第二产业预留10个百分点的后退空间，也就是允许第二产业负增长4%。不然如何做到去库存、去杠杆、去产能呢？”

若果真如刘明康所言，在调结构的过程中，第二产业持续较低增长速率甚至负增长，要达到GDP6.5%的增速目标，第三产业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第三产业恐怕要达到10%以上的增速才行。”刘明康说。

不过，这虽然是第三产业的压力与责任，但同时也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机遇。旧动能在“三去”的背景下逐步退出，新动能肩上的责任更大，用武之地和发展空间也更大。另外，即便是在第二产业中，落后产能的削减和退出也能给智能制造、定制化生产等新经济业态提供发展空间——当旧动能不再占据大量社会和劳动资源，新动能的发展后劲自然也会更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说：“实质性的去产能会使生产价格指数PPI和利润逐步回升，不仅不会影响增长速度，还会减亏损、提效益。”

中国要的是质量

有就业就意味着有收入，有收入才会有消费，这是消费增长的基础。

这是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今年年初一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的话。从2015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66.4%来看，中国居民的就业和收入水平总体肯定处于良好状态，否则消费从何而来？

“十八大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连续三年都高于GDP增长，消费能力不断提高。而且，社会保障体制不断完善，医保、养老保险等各方面制度都在往前推进，这使得人们有钱后敢于消费。另外，消费条件也在不断改善，供给侧这些年来也在顺应市场。”高虎城说，2016年的中国消费市场还会延续这个趋势。

不过，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突出的现状背后，消费外流的情况也日益突出。根据商务部掌握的数据，2015年中国出境人数为1.2亿，境外消费——包括旅费、住宿费、购物费在内共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至少有7000亿至8000亿元是用于购物的。”高虎城表示，这当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中高收入阶层在境外的购物，而且从过去以购买奢侈品牌、高档品牌为主转向购买高质量的、性价比合适的日用消费为主。

“为什么大家买个马桶盖都要出国呢？”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董事长吴焰认为，经济漏出的问题在消费、投资、外贸等领域都存在，“从现在我们要提倡的让消费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来看，有许多漏损现象值得我们重视。”

吴焰表示，中国每年超过一亿人次的境外消费现象，其本身并不涉及好坏优劣的评判，但是其背后折射的境内消费供给匹配度及质量程度却是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由于供给侧的问题，导致居民在客观上优先选择境外消费，而伴随这些境外消费——包括交通、观光消费等所导致的经济漏损不可小视。”

“就消费的供给侧而言，中国主要要解决商品品种、价格、质量、安全、购物环境等方面的问题。”据高虎城介绍，仅从品种这一点而言，中国提供的商品种类仅有二三十万种，而发达国家某一知名超市的商品种类却超过了70万种，“再比如价格，中国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居高不下的物流成本。经过近年来的努力，我们的物流成本已经有所下降，但仍然是发达国家成本的近一倍之数。”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给出了更具体的数据对比：“中国企业的物流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例高达30%至40%，而这个数据在西方发达国家只有10%至15%。”徐冠巨说，这直接影响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

除产品价格、品种、质量等具体问题之外，中国还需要在企业的体制、机制等软实力上进行改革和提质。

“结构调整必须同结构性改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是资源配置的合理化、高效化。”全国政协委员厉以宁以国企改革中的人才激励制度为例进行了说明，“比如，推行国有企业改制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后，可以在企业中实行明确的人才激励制度，让高级管理人员、在技术发明或市场营销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才得到激励。激励的多少由混合所有制企业根据本行业和本企业的状况而定。”厉以宁强调，必须奖励给为本企业作出贡献的人，必须公开化，防止个别领导说了算，或为了平衡企业内部矛盾而违背当初实行股权激励制度的初衷。

“又比如，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国有企业管理应分两个层次进行改革。一个层次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只管国有资本的增值保值与国有资本的配置和再配置及其效率的变化。另一个层次是：国有企业按行业不同而区别对待。”厉以宁认为，竞争性行业应积极探讨和实行混合所有制，国有资本所占股权比例不设底线，视具体情况而定。国有企业改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之后，一律按公司法自主经营，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开展业务。“至于特殊行业的国有企业，应当由国家控股。国家控股究竟是绝对控股还是相对控股，可以依据行业和企业的具体情况而定。”厉以宁说。

如果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充分挖掘国有资本的潜力，不能从新技术、新产业、新发明、新效率等方向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供给侧发力就很难取得成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正在于此。”厉以宁如此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