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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长江及其新闻思想

2016-04-20王敬淇

2016年7期
关键词:范长江社长民族

王敬淇

他是70多年前第一个真实报道红军长征的记者,也是第一个将真实的“红色延安”告诉全国读者的记者。不管是在《大公报》报道“中国的西北角”,还是在《人民日报》担任社长,他始终坚守着作为一个新闻人必须遵循的原则,那就是“新闻必须是事实”。

范长江(1909—1970)原名范希天,四川内江人,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一”南昌起义。1932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33年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等报撰稿。1935年后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身份到我国大西北采访,发表了一系列轰动全国的报道,这些报道后来收入《中国的西北角》一书。1937年11月和羊枣、徐迈进等同志创建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即中国记者协会的前身),并被推选为“青记”的总事。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他还参加了香港《华商报》的创办工作,担任过新华社华中分社社长,《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和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等职务。1949年7月,与胡乔木等新闻界知名人士在北平成立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委会。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

在人类文化的历史,总是在一批批的先驱者披荆斩棘中前进的,例如屈原、司马迁、梁启超、卢梭等等。虽然他们不属于同一个年代、同一个民族,但是他们都共同拥有一个品质:实事求是。他们不断探索历史的规律,面对社会的现实,追求人类的真理。而在中国新闻史上,范长江就是这样一个实事求是的人。

救国救民,振兴中华,是范长江新闻思想的一个出发点。他不断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从一个青年,变成一个共产党员,再到新中国的新闻领导人。范长江在新闻工作上始终执着于科学的理念,坚持客观地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而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他以其超前的眼光、敏锐的感觉和和惊人的毅力的勇气,为20世纪的中国新闻史创造了一系列的“第一”首先在长征时期,范长江为了深入了解长征的真相,他沿着长征路线进行考察和采访,并通过《大公报》发表了多篇通讯报道,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西安事变”发生时,他也及时将实施的真相告诉了全国人民。在延安的时候,范长江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领导的热情接待,他也写了一篇名为《动荡中的西北大局》的通讯,向全国人民说明了共产党的本质。

范长江的“民本”思想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影响;第二阶段,范长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走上了共产主义思想的道路;第三阶段,新中国成立后,范长江虽不在新闻领域工作,但仍时刻关心着新闻事业的发展,并形成了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民本”思想。这三个阶段,也是范长江的成长经历,使他得到了锻炼,他也变得越来越成熟。

“民本新闻观”,就是新闻活动以民众为本原、为目的、为核心,新闻活动是一个以民众为出发点,又以民众为归宿的过程。范长江这新闻观与其“民本”思想的三个阶段密切相连。他以自己的新闻思想和行为阐释了“民本”新闻观。在第一阶段里,孙中山“三民”主义里的民权主义直接影响范长江“民本”思想的形成,孙中山认为国家当以民为本,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用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然后在第二和第三阶段里,范长江的“民本”新闻观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因为这时候他接受了毛泽东思想,在理论上慢慢趋于成熟。他说:共产党的党报,是真正够得上称为人民的报纸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共产党的政治立场与人民是一致的。所谓与人民一致,就是共产党除人民利益之外,没有其他利益。

范长江的民族思想主要体现在《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两本书里。两本游记,不仅仅是风物山川的描绘,同时还是当地风土民情、社会世象、政治经济的缩影,可以说是对中国这个重要历史时期进行了全景式扫描,为读者了解西北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为我们研究当年的西北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两部作品中,范长江更有对我国边疆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的报道和思考。他以其亲身经历,一路的所思所感,深刻形象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民族关系复杂,民族矛盾严峻,岌岌可危的边疆生态。

首先,范长江描述了西北地区民族的矛盾现状。因为西北地区大、民族多,并且清末民初的民族政策不利于民族团结,渐渐地,矛盾越来越深,其中包括了汉藏矛盾,范长江此时描写了西北的真实现状,提高人们对西北的关注。其次,范长江对这矛盾提出了思考,他对西北地区民族不平等现象进行了反思。《白水江上源》第一,藏族固有文明,因同化而牺牲,不能使之充分发扬,以构成将来新中国文化之一部。第二,此带汉人无有力民族与之竞争,即不能励精图治地促进其体力、智力、政治与经济上的发展。最后,范长江对西北地区提出了新政策。“如果一味敷衍,苟延时日,恐在此外力压迫下,不出数年,将至无法收拾。”

可见他对民族政策非常又远见。

范长江从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一个进步的知识份子的角度审视中国所遭受的经济困难和民族灾难,他怀着一颗爱国之心以及他对新闻事业热衷进行了只身西北之行。深入战争现场,不畏艰险深入实地采访。他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忠诚党和人民的思想品格以及他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构成了意义深远的“长江精神”。

回顾范长江的一生,我们清晰地发现他时刻保持着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无论是作为活跃在基层一线的《大公报》记者,还是担任要职的国家领导干部,范长江都密切注重联系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们要学习他的这种精神,把对事业的执着对人民的关注和对社会的反思统一到一起,融入到新闻事业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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