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

作为欧盟总部，布鲁塞尔所经历的恐怖袭击，给欧盟各国带来的恐慌最为强烈

如果你生活在布鲁塞尔郊区，视线所及或许仍是拥堵的街道、遛狗的行人和办公楼外抽烟的白领，但越靠近老城区或欧盟总部所在地，你就越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个国家已经被发生在3月22日的恐怖袭击完全改变——在距离欧盟总部仅约200米的舒曼广场，人们在附近地铁站的封锁线栏杆上贴上“No Tears（不哭）”的标签，还有几对情侣在一旁相拥而泣;市中心大广场边，悼念的人们坐满了证券交易所门前的台阶，台阶下画满了比利时、美国、巴西等国的国旗，每一面国旗都代表着一个国家的遇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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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着“欧洲心脏”之称的布鲁塞尔来说，3月22日无疑是黑暗的一天。那天之后，震惊、恐惧、忧伤的情绪牢牢笼罩着整个比利时、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

三声巨响搅乱布鲁塞尔

没人愿意回忆22日的黑色时光，即便是毫发无伤躲过那场劫难的阿尔枫斯·尤拉也不例外。

40岁的尤拉是布鲁塞尔扎芬特姆机场的员工，负责行李安检。22日，他和往常一样早早到岗，却在临近8点时听见一个男人大喊了几句阿拉伯语。紧接着，附近传来一声巨响，他条件反射似地窜到柜台边躲了起来。距离尤拉仅5米之遥的首次爆炸并没伤到他，却让他看到了毕生难忘的可怕景象——四处浓烟滚滚，无数窗户碎裂，人们仿佛置身战场，在废墟中仓忙逃离。“出港大厅的天花板被震塌了，两位老太太被压在天花板下。我把她们拉出来，一直护送到救护车。一路上，她们两人的手一直紧紧抓着我。”之后，尤拉又救出5名伤员，其中好几位腿断了，他的裤子被伤者的鲜血染得斑驳。

来自山东的杜铮也听见了第一声巨响。由于距离较远，他最初并没当回事，但紧接着又一声巨响，他才回过神来，立刻和同伴躲到星巴克咖啡馆的桌子底下。“橙色的火光都看见了，也就60米的距离。”劫后重生，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太可怕了！”

就在杜铮等待撤离之时，大约9点出头，一辆五号线地铁列车在驶入马埃勒贝克地铁站时发生爆炸。26岁的亨德里克当时正在这列地铁里，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列车刚进站，我就听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震得我耳朵发聋，我和人群一起匆忙逃出车厢，然后发现前面有一节车厢整个都被炸毁了。”

新华社员工李霞（化名）则幸运地躲过了这次恐怖袭击——她乘坐的地铁从艺术—法律站驶向马埃勒贝克站时，突然在隧道中急刹车停了下来，一股“铁皮烧焦”的味道随之扑面而来。李霞和同行的乘客一起，在广播的指引下从地铁尾部的出口下车。随后，大家沿着地铁轨道走回艺术—法律站。“我们没有听到爆炸声，但我乘坐的就是爆炸地铁的下一班。”这让李霞至今心有余悸。

布鲁诺·雷特是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北约安全问题专家，他的办公室就在马埃勒贝克地铁站附近。爆炸发生后，《环球人物》记者第一时间拨通他的电话询问安危。电话那头，雷特颤抖着说：“机场爆炸时，我正在上班的路上，很快就接到通知让我回家办公;可刚刚调转车头回家，又收到办公室附近爆炸的消息。一位同事还告诉我，市中心也发生了爆炸。虽然这只是误传，但我觉得，布鲁塞尔已经开始恐慌了。”

恐慌的确已经开始蔓延。三声巨响过后，这座城市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救护车、消防车、警车的各式警笛声，通向市中心的道路被封锁，靠近机场和欧盟总部的两家医院所接收的伤员人数已接近极限。据比利时官方29日发布的消息，布鲁塞尔恐怖袭击已造成32人死亡，300余人受伤。

连环爆炸发生后，比利时迅速将全国恐怖威胁警戒级别升至最高。部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也随之曝光：一对拥有比利时国籍的兄弟，分别在机场和地铁站发动了自杀式袭击，且双双在袭击中身亡;几天后，一名名为费萨尔的嫌疑人以“涉恐”罪名被起诉……

比利时“与恐怖主义渊源较深”

就在爆炸发生前4天，2015年巴黎爆炸案的主犯之一萨拉赫·阿布德斯兰在比利时警方的突袭行动中被捕，并供称自己正策划对布鲁塞尔发起恐怖袭击。巴黎、布鲁塞尔，这两个在恐怖袭击中受伤的城市，因为萨拉赫的存在被联系在一起。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认为，近一年多欧洲遭遇的多次恐怖袭击大都与比利时有关，比利时正在不经意间成为恐怖主义“输出之地”。

根据李伟的梳理，比利时“与恐怖主义渊源较深”。上世纪60年代，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巴黎首先出现，并很快席卷欧洲。此后，欧洲本土恐怖组织“共产主义战士党”多次在比利时境内发动恐怖袭击。不过，这些袭击多披着“共产主义”的外衣，属于欧洲社会内部的相互斗争，与宗教圣战无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比利时捣毁了一个名为佛阿德·阿里·萨利赫的恐怖团伙。该团伙在巴黎制造了大量恐怖袭击事件，并常年在比利时境内活动，比政府还为此专门成立了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部门。

到90年代中期，比利时警方突击行动，抓获了恐怖组织“伊斯兰武装组织（简称GIA）”的大量支持者。GIA是诸多在比利时落地生根的恐怖组织之一。在对这些支持者的住宅进行搜查时，警方发现了一份阿拉伯文文件，第一页便是向“基地”组织和本·拉登奉献的相关内容，这是截至目前在欧洲发现的第一份“圣战”手册。

李伟撰文称，进入21世纪后，比利时受到“基地”组织极端思想的一系列毒害：2001年“9·11”事件发生前48小时，阿富汗北方联盟领袖马苏德在阿富汗北部被两名持比利时护照的恐怖分子刺杀;2004年，“摩洛哥伊斯兰战斗团”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制造了地铁爆炸案，多名比利时人被证实与该组织有牵连;2005年，一名比利时女性在伊拉克搞自杀式恐袭，成为西方第一例女性人体炸弹;2010年，比利时极端分子成立“比利时沙利亚法运动”组织，多次扬言要在比搞“圣战”，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又竭力怂恿比利时人赴叙参战……

“伊斯兰国”崛起后，迅速将比利时列为渗透和攻击的目标。2014年5月，与“伊斯兰国”有关的恐怖分子袭击了布鲁塞尔的一座博物馆，造成4人死亡，打响了“伊斯兰国”境外袭击美欧的“第一枪”。

进入2015年后，比利时与恐怖主义的“丝丝相关”更明显地体现出来——1月，法国《查理周刊》袭击事件中嫌犯所用的武器，据称是在比利时找到的相关线索;8月的欧洲“大力士”国际列车枪击案，疑犯被查出是在布鲁塞尔登车，所携带的武器“很可能”购于比利时;11月的巴黎连环爆炸案发生后，法国情报部门调查发现，参与者大都曾在布鲁塞尔筹划多时，主谋萨拉赫更是在事后逃回比利时，在布鲁塞尔郊区的莫伦贝克待了4个月。

面对如此严峻的反恐形势，今年年初，比利时一度将安全级别提升到最高级，学校停课，地铁停驶，火车站、大广场等原本摩肩接踵之地都变得空空荡荡。不少布鲁塞尔市民当时还埋怨安保措施过于严苛，但仅仅几个月后，比利时首相不得不悲伤地表示：“我们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松散联邦”的复杂生态

《环球人物》记者在比利时工作多年，对这个国土面积不到北京市两倍大小的国家，有机会进行全方位的接触和观察。

作为欧盟总部所在地，比利时地处西欧中心，交通四通八达，从布鲁塞尔到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都只需几小时车程，即便再远一点的巴尔干半岛，也只要一两天。便捷的交通网络，加上申根国家之间不设边界管控，为一些极端组织以布鲁塞尔为中心开展恐怖活动提供了便利。在布鲁塞尔南站，任何人可以在1个小时之内买到任何想要的东西。2015年《查理周刊》袭击事件后，一名军火商在南站附近投案，称袭击中使用的AK—47“有可能是从我这里购买的”。比利时还沿用欧洲管理模式，火车站不设安检、上车时不查票。一把AK—47长度不到1米，重量约4公斤，在哪里发动恐怖袭击都不在话下。

多种原因导致的国内管控能力的不足，也是造成比利时反恐形势严峻的重要原因之一。

政治方面，与其说比利时是一个王国，不如说是一个松散邦联。虽然有中央、大区、省、市四级政府，但中央政府只在外交、国防等少数问题上享有决断权，其余权力几乎全部下放到各级省市。名义上作为国家首脑的王室和联邦层面的中央政府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存在感”，各级政府部门则将太多时间、精力和资金耗费在相互扯皮上。

社会生活方面，比利时主要划分为两大民族，北部是说弗拉芒语的弗拉芒人，人口约650万，南部是说法语的瓦隆人，人口约450万。两大民族各有独立的政治、社会、文化体系，相互猜忌、敌对，彼此间鸿沟巨大。地方治理同样如此，仅布鲁塞尔就分为19个自治区（市）和6个警察片区，各自治区之间分歧巨大，6个警察片区的职责也不尽相同，且分属不同管理机构，各自为政。2014年11月6日，布鲁塞尔安德莱赫特自治市的游行演变成暴力活动，现场维护秩序的警察队伍被团团围住，多辆路边汽车被烧毁，110名警察受伤。在最需要援助的时候，时任布鲁塞尔市长竟拒绝派遣援助警员，其他片区的防爆警察也因为缺乏有效沟通没能及时赶到。

比利时情报能力的薄弱也是有目共睹。按照比情报机构前负责人阿兰·怀南特斯的说法，比利时是欧洲最晚利用现代技术获得情报的国家之一。加上经济危机的影响，比利时早在几年前就停止招募情报人员，以缩减财政开支。如今，比利时情报机构仅有600名工作人员，是邻国荷兰的1/3，很难获取有价值的情报。在这样的情况下，比利时几乎完全依靠北约的情报网络，却也因此带有一定滞后性，几乎无法提前化解危机。至于恐怖袭击等非常规领域，安全专家布鲁诺·雷特曾无奈地对《环球人物》记者表示：“调查恐怖袭击并不在北约的情报领域之中，因此北约现阶段能做的真的很少。至于欧盟层面、申根内部的情报共享，我只能呵呵了。世界上最低的效率，让这种情报共享只是个笑话。”

世界上最“宽容”“和谐”的国家，是历代比利时人引以为傲的资本，但多元文化也是语言族群、文化族群、宗教族群无法有效融合的遮羞布。作为接纳移民较早、移民人数较多的国家，比利时几乎近一半人口是移民及其后代，其中包含相当数量的穆斯林。他们中的大多数聚居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相对封闭和独立，难以获得与当地人同等的就业机会和社会地位。莫伦贝克是布鲁塞尔最为“贫困”的郊区之一，全区10万居民中，有30%为外来移民。当地失业率高达25%，远高于全国8.4%的平均值。在比利时经济最好的布鲁塞尔都尚且如此，经济更差的瓦隆区等地方更可想而知。这样的社会现实，使不少人经济困顿，进而心生怨恨，走向极端主义。

“萨拉赫在莫伦贝克藏身4个月之久，却没有被抓，比利时警方能力不足绝不是唯一原因，”布鲁诺·雷特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萨拉赫曾在叙利亚接受训练，具有反侦察、反情报部门的能力和经验;在莫伦贝克，他还被不少穆斯林视作英雄，很多亲朋好友都协助他掩护身份。要不是警方在突袭中发现了他不慎遗留下来的指纹，他很可能至今还逍遥法外。”

雷特还向记者描述了一个只有在电影、电视剧中才会出现的场景：“不少恐怖袭击事件的实施者就像恐怖势力散布在各个城市的闲棋冷子，他们像普通人一样工作、生活，却可能被一通电话‘激活，变身杀人不眨眼的‘圣战分子。”在雷特看来，组织一场恐怖袭击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所以此次布鲁塞尔爆炸案并非单纯出于对警方逮捕萨拉赫的报复，而很可能是其他参与者担心萨拉赫被捕后向当局招供，不得不提前行动。雷特的话引发了记者的思考：扎芬特姆机场的爆炸事件发生在萨拉赫被捕之后第五天，因为是周二一早，机场里以商务旅客为主，如果原计划行动时间是几天后，赶上复活节假期，大量西方父母带着孩子们出门旅行，机场将异常拥挤……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欧洲反恐形势不容乐观

比利时本是小国，小到美国几乎不知道它在哪里，这才有了在爆炸发生后的灯光默哀中打出法国国旗的乌龙。这样的小地方，恐怖分子本应不放在眼里。但布鲁塞尔身为欧盟、北约两大政治、军事组织总部所在地，又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一些极端组织看来，袭击这个“欧洲心脏”，能令整个欧洲受伤。

事实的确如此。就在恐怖袭击爆发当天，北约上调了安全级别，欧盟也中止了当天的所有会议。欧洲多国迅速调整相关反恐政策，以求遏制恐患。但这些举措能在多大程度上遏制恐怖主义的“扩张”，答案不容乐观。

早在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初，欧洲智库就开始担忧叙利亚的恐怖威胁外溢，但彼时，欧盟各成员国还在为叙利亚反对派带来的民主欢欣鼓舞，对本国人前往叙利亚参战的行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多加干涉。

随着战事的发展，形势渐渐超出了欧盟的意料。叙利亚日渐成为土耳其、沙特扩展势力的棋盘，也成为培养“圣战”分子的大熔炉，很多来自欧盟的志愿者抱着支持民主的初心，却在地狱般的战火中丧失了人性，在极端思想的熏陶下成为“圣战”分子。2014年，外籍“圣战”分子来自90多个国家共1.8万人，如今的数字是来自100多个国家共2.5万人。这些人一旦回流到自己的母国，对欧盟及各成员国来说就成了极大的安全威胁。

然而，不少欧洲人不愿为了安全牺牲个人隐私和生活的便利，这使得一些反恐法律和安检措施难以真正推行。加上由经济危机引发的社会危机，以及叠加难民危机产生的安全危机，欧盟面对重重困局却一如既往地强调“人权”，忽略了这种做法对内部凝聚力的伤害：本应团结一致的欧盟各国，开始为难民配额和援助份额相互指责，各成员国内部也因为难民问题出现了向右转的民粹主义浪潮。

布鲁塞尔只是欧盟的一个点，其所经历的恐怖袭击也只是欧盟所有危机中的一个。但作为欧盟的总部，这里发生的恐怖袭击给欧盟各国带来的恐慌最为强烈。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借量化宽松政策保住了世界第一的位置，中国用积极财政政策稳住了经济增长，而欧盟的各种刺激政策都打了水漂。现在的欧盟，只是在不断啃自己的老本，再一味这样发展下去，或将陷入更大的发展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