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的城市文化溯源与软实力提升——基于互联网与城市文化的实证分析

2016-04-20TracingBackofCityCultureandSoftPowerIncreaseinDigitalTimes

上海城市管理 2016年2期

关键词：实力文化

Tracing Back of City Culture and Soft Power Increase in Digital Times

文徐翔Xu Xiang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博士，同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科学科委员会委员、全球城市文化传播中心研究员

数字化时代的城市文化溯源与软实力提升——基于互联网与城市文化的实证分析

Tracing Back of City Culture and Soft Power Increase in Digital Times

文徐翔Xu Xiang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博士，同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科学科委员会委员、全球城市文化传播中心研究员

摘要：当前，我国的城市在“互联网+”的城市文化发展尚具有多种的层次和类型，具有不同的特征。其中有互联网起到显著作用的文化城市，有互联网带来明显的赶超契机和“后发”可能性的潜力型网络文化城市，也有互联网与城市文化契合尚不够紧密的城市。基于我国样本城市的实证统计数据，通过相关分析、结构方程模型、聚类分析、多重对应分析等量化研究途径，考察数字化时代的互联网发展对于城市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和影响，有助于不同的城市结合自身特点，面对数字化时代的挑战和机遇，积极通过互联网对文化发展各方面的契入，促进自身文化软实力建设与提升。

关键词数字化城市文化文化软实力互联网+

文化已成为当前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构成，也越来越成为城市构建卓越的竞争力和软实力的关键维度。“从一定意义上讲，未来的城市发展就是以文化论输赢，城市文化软实力最终必将转化为城市强大的综合实力和现实的竞争力。”[1]许多国际性和区域性的城市纷纷提出建设“文化城市”、“文化大都市”、“文艺复兴城市”、“创意之都”等城市战略，我国各城市、地区近年来纷纷提出文化强市、文化强区的目标，以增强城市的文化竞争力。纽约市文化事务部提出“促进和保持纽约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对经济活力的贡献度”；新加坡2000年制定的《文艺复兴城市》战略提出要成为“21世纪的文艺复兴城市，即国际文化中心城市之一”；香港文化委员会2002年文化咨询报告提出，香港的目标是“在中国文化基础上开拓国际视野，吸取外国优秀文化，将香港发展成开放多元的国际文化都会”。[2]

随着数字网络时代的来临以及互联网的全球性强势崛起，互联网络成为城市文化建设与城市文化软实力构建的一种新兴文化资源、文化介质、文化动力，并使得城市文化竞争力出现不同于“前网络”时代的新动向与新范式。北京等城市提出“网都”的建设目标，意指互联网较发达并且在构建城市文化软实力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城市，以此推进网络与城市在数字时代和智慧城市语境下的融合，深化现代城市文化在数字网络时代的创新发展。“通过网络文化提升乃至重构城市文化竞争优势，成为网络信息时代浪潮下重塑文化中心城市的重大机遇和转型诉求。”[3]

一、城市文化软实力溯源与构成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学界提出“软实力”的理论，并在政治研究、文化研究等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约瑟夫•奈指出：软力量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4]随着软实力研究的深入，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重视和多维度审视，它不仅是国家和民族之间竞争的重要内容，也越来越成为现代城市综合实力的关键方面，影响和制约着“一座城市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与其他城市比较，在文化资源要素流动过程中，所具有的抗衡甚至超越现实的和潜在的竞争对手，以获取持久的竞争优势，最终实现城市文化价值的能力。”[5]作为一种区域文化体，城市文化软实力“依托区域文化资源和文化自身的发展而产生，以无形和有形的态势，成为推动区域文化创新发展的持续动力，成为促进区域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提升的一种持续的辐射力和支撑力”。[6]

从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建构来看，一般需要综合考量其目标或目的层面、主要支撑层面、具体实践要素层面。例如谭志云从“核心能力”、“目的能力”、“支持能力”三大方面对于“区域文化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建构，以及其他多项研究成果中从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对于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整体架构。谭志云将城市文化软实力界定为经济基础上的文化凝聚力、文化创新力等多方面要素的综合作用函数，“具体表述为:城市文化软实力=经济实力×(文化凝聚力+文化创新力+文化辐射力+文化传承力+文化保障力)。”[7]陈志、杨拉克在对城市文化软实力的研究中，将之界定为文化所产生的城市凝聚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并强调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其中的主要载体的作用。[8]宋黔晖在关于城市研究中指出，城市的文化“软实力”是指城市文化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凝聚力,表现在精神、技术、物质、行为等多个层面。[9]蔡晓璐指出由城市的文化禀赋、文化经济、文化管理、文化潜力等要素构成了城市文化竞争力。[10]周国富、吴丹丹从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出发，从文化传统、文化活动、文化素质、文化吸引、文化体制及政策五个方面设置区域文化软实力评价体系。[11]吴忠指出推进城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五条重点路径，即孕育和培养城市精神、优化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内涵式发展、形成城市的差异定位和特色发展模式、增强城市文化辐射力。[12]总体来看，对城市文化软实力的认识与界定还存在着局部的差别，但也具有一些基本而共通的构成。文化资源、文化生产、文化服务、文化传承、创新能力、文化氛围、文化投入、文化人才等对于不同城市的文化实力建构而言都具有其普遍的重要性。本文对数字网络背景下的城市文化探讨也将注重从这些方面借鉴与展开。

二、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在数字网络时代的背景下，智慧城市、文化城市、网络城市等的发展都与互联网的深度崛起和广泛渗透密切相关。有研究者探讨网络时代下新型城市形态指出，“网络时代的发展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互联网单个领域的进步，更是对城市整体的运行方式的革新。”[13]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令人瞩目，它对城市文化的整体影响与更新也日益突出。例如甄峰、[14]汪明峰、[15]陶建杰[16]等学者从城市地理、城市软实力等角度，对网络在城市及其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阐述。陈叙从多维度阐述了发挥网络在城市文化建构与传播中的作用。[17]司改霞等研究者结合实践案例阐述了“互联网+”与城市公共文化建设的关联。[18]“在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建设中，网络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一种传播文化的媒介、一个简单的数据信息资料库，同样，它也不仅仅只是所谓的网络文化，它影响着城市文化的方方面面，城市的各个方面都透入这网络文化的重要性。”[19]

本文在基于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基本假设为：互联网有助于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对互联网的发展，本文从互联网渗透率进行考察；对城市文化软实力，本文从文化生产、文化服务、文化创新、文化人才、文化投入、文化氛围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系列子假设如下：H1、互联网有助于城市文化生产的发展；H2、互联网有助于城市文化服务的发展；H3、互联网有助于城市文化创新的发展；H4、互联网有助于城市文化人才的发展；H5、互联网有助于城市文化投入的发展；H6、互联网有助于城市文化氛围的发展。

对上述各个因子采取量化指标进行分析。假设中的多种因子是不能直接测量的潜变量，需选择合理的测量指标对其反映和呈现。选取测量指标要尽可能地反映对象的内涵和实际，同时也满足研究的需要，具有实用性和可获得性，避免“大而无当”或过于繁复、难以获得实际数值的指标。其中，城市的互联网发展以互联网用户普及率作为考察指标，这是具有区分性和代表性的，反映出互联网对城市及其各领域的渗透能力和覆盖程度；文化生产的指标为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人均文化创意增加值、文化创意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比重；文化服务的指标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情况、剧场和歌剧院数量情况，反映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和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状况，这两个指标运用了“条目打包”的方法，公共图书馆藏书量情况由公共图书馆藏书总量和人均藏书量等权组成，剧场和歌剧院数量情感也由总量和人均量等权组成；文化创新的指标为专利数、论文发表数、科技成果数，反映出城市的创新能力；文化人才的指标为艺术家与文化组织指数、文化体育娱乐业从业人员数、文化体育娱乐业从业人员数占人口比重，反映城市的文化人力资源和“创意阶层”的集聚；文化投入的指标选取的是人均科技经费、人均教育支出，它们反映出城市对文化发展的支撑意愿和保障能力；文化氛围的指标为高校数量、名胜古迹指数、大专以上人口比重，力图以此反映城市的文化资源底蕴和文化积淀。

由于一些城市的指标数据缺失或难以获取，本文选取了12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样本进行研究和分析，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2014年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竞争力年鉴》，以及各个城市政府工作报告，其数据统计的实际年份为2013年的值。由于各项指标数据量纲不同，对这些数据先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处理公式是：x*= （x-min）/(max-min)。其中，x*是指标值，x是原始数值，max是该指标所有样本城市中的原始数值的最大值，min是该指标所有样本城市中的原始数值的最小值，处理后的指标值映射到[0,1]的区间内。

三、“互联网+”城市文化的数据分析与统计检验

对数据进行相关性的分析，考察互联网用户普及率与城市文化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根据SPSS计算所得的Pearson相关系数，互联网与各因素之间存在着正相关，且所有的Pearson相关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的检验，如表1所示。互联网的渗透与发展，在城市文化的发展提升中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根据城市文化软实力在文化生产、文化服务、文化创新、文化人才、文化投入、文化氛围方面的指标值，分别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与拟合，得到测量模型及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以及每个模型拟合状况的评估值。对模型品质的判断有多项指标，如RMSEA、NFI、CFI、IFI、RFI等。“评价模型时，应多个拟合指数结合应用。”[20]六个潜变量其测量模型的路径系数都具有显著性，修正指数都小于3.84，CFI、NFI、RMSEA、AIC等诸多评估指标都显示其测量模型的适配程度优良，可以作为下一步分析的基础。

以互联网渗透率（用户普及率）作为互联网发展程度的测量值，考察其对于城市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对前文提出的互联网作用于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六方面的子假设分别检验，得到每个检验的作用模型及其模型适配程度的评估值。具体如图1所示：

在图1这6个模型中，只有互联网对文化人才的作用，模型质量的评估值不佳，RMSEA值高达0.319，X2/df值高达13.832；其他五方面的作用都具有良好的模型质量，对其作用关系的假设具有合理性。模型质量的评估参数见表2。

图1　互联网渗透率模型质量评估

表1　互联网渗透率与城市文化软实力各指标的相关系数分析

总体而言，互联网对城市文化的作用是客观存在和具有显著性的。从作用路径的回归系数来看，互联网渗透率对文化生产的影响路径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51，对文化服务为0.6，对文化创新为0.48，对文化投入为0.6，对文化氛围为0.7。需要说明的是，各条路径虽然具有显著性，但其因素负荷量并不高，各个标准化回归系数未高于0.7。因此对于互联网的作用是值得注意和重视的，但是这种作用还需进一步开掘和深化，以更好地发挥互联网在城市发展中的渗透、融合、转型、升级等作用，探索推进“互联网+”的城市文化发展。

四、我国“互联网+”城市文化的类型特征挖掘

在前文的基础上，运用聚类和多重对应分析的方法，结合我国城市发展的实际现状，对互联网作用于城市文化的类型特征进行分析。利用SPSS对样本中的127个城市所涉及到互联网与城市文化软实力量化指标进行系统聚类，聚类方法采用的是组间平均连接。聚类结果产生的树状图和冰柱图反映着各类城市的异同，截选部分图如图2所示：

根据聚类结果以及对象城市的实际情况，将我国的这些城市划分为十类具有相对的适合性。这十类成员的归属如表3所示：

根据聚类分析的结果，我国的城市在互联网与城市文化的发展中，显现出少数城市发展特点较为鲜明、多数城市差异化特征不够突出。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广州、厦门、珠海、深圳等城市是我国在“互联网+”城市文化发展方面比较有特点的城市，而许昌、怀化、盐城、北海等数十个城市则可归为后一类。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属于综合实力领军型城市，是我国最为发达和重要的一线城市，它们都具有庞大的城市规模、强劲的经济实力、领先的文化产业；在互联网渗透率上，这四个城市也都显现出较高水平，无量纲化处理后的值分别为0.79、0.7、1、0.82。北京具有明显的“网都”特点，承担和发挥着国家网络信息中心、网络文化中心的职责，对城市的文化实力的发酵作用明显。天津、苏州、杭州等属于经济和文化生产发达型城市，对于它们来说，尽管城市的综合文化实力不如京沪等一线大都市，但是它们有不可小觑的经济实力和创新能力，也有着显著的网络产业和信息经济水平。整体上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级别、区域对“互联网+”城市文化类型产生着重要影响，例如沈阳、哈尔滨、南京、济南、武汉、西安等城市属于同一类，它们都是省会城市和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厦门、珠海都是东南沿海的经济发达城市。

图2　使用平均连接（组间）的聚类分析树状图（部分截选）

图3　对样本城市的多重对应分析

表2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数

根据多重对应分析，样本城市的类型特征具有如下分布特点，如图3所示（该图中数字对应于表3中不同城市的序号）。

多重对应分析的结果与聚类分析是具有相近性的。这些城市同样显现出分化差距大、少数城市特点突出的现象。北京（1）、上海（19）、广州（81）、深圳（83）体现出与其他绝大多数城市比较大的差距，综合实力强劲；天津（2）、苏州（22）、杭州（29）构成了第二梯队，它们也具有比较强的经济实力，属于区域性的中心城市以及围绕在全国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周边的重点副中心城市，具有发达的文化经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发展水平，在互联网发展程度方面则要低于第一梯队的北上广深，其整体的城市文化软实力更多地靠城市的文化底蕴、文化资源等带动。沈阳（12）、哈尔滨（18）、南京（20）、武汉（64）、重庆（105）、西安（113）等省会级别城市构成另一梯队，它们的互联网发展程度较好，其无量纲化之后的值介于0.67～1之间，但是城市的综合实力、发展基础较之前两类城市为弱，对这类城市来说，互联网时代为其带来了有利的“后发”崛起和追赶的契机。济南（51）、青岛（52）、长沙（72）、昆明（111）等城市代表了另一类型，它们具有较好的文化经济或旅游产业条件，综合实力和北京、上海、杭州、苏州等一线、准一线城市相比虽然并不是很强劲，但是城市文化资源和底蕴较好，例如高等院校数量丰富，文化产业在城市中占到的比重较高。它们的互联网渗透程度并不高，其无量纲化之后的值一般处于0.5～0.6左右的水平。这一类城市，数字网络文化与城市文化软实力的结合点并不紧密，城市文化更多地仍然靠传统的文化资源和文化方式。此外，还有大量的城市属于很接近的类型，它们的构成主体是经济、文化都不够发达的中小型城市，以三线和四线城市为主，这些城市构成了“互联网+”城市文化在结构分布上的“长尾”。对于它们来说，互联网驱动城市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机制和模式还不够切实和深入，两者的联结机制有待丰富和加强。

五、结语

在网络经济、数字文化、智慧城市日益凸显的现代城市发展中，数字化浪潮对于城市文化的影响日趋重要，“互联网+”成为城市文化发展中无可回避的议题。根据量化检验和实证分析，互联网的渗透程度与城市文化软实力之间存在着普遍和显著的相关性。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检验，互联网渗透程度对于城市的文化生产、文化服务、文化创新、文化投入、文化氛围都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有助于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当前，我国的城市在“互联网+”的城市文化发展中尚具有多种的层次和类型，具有不同的特征。其中有互联网起到显著作用的文化城市，有互联网带来明显的赶超契机和“后发”可能性的潜力型网络文化城市，也有互联网与城市文化契合尚不够紧密的城市。不同的城市需结合自身特点，面对数字化时代的挑战和机遇，积极通过互联网对文化发展各方面的契入，促进自身文化软实力建设与提升。

说明：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文化对外社交媒体传播机制研究”（13CXW050）、上海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财政扶持资金课题“文化创意产业对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的分析研究”(2014020072)的阶段成果，主持人徐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