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静，汪燕敏

（1.安徽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安徽蚌埠，233030；2.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安徽蚌埠，233041）



美国贫困代际转移研究述评

金静1，汪燕敏2

（1.安徽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安徽蚌埠，233030；2.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安徽蚌埠，233041）

摘要：贫困代际转移是指贫困在代际之间的传递。当代美国的贫困代际转移研究由贫困文化的争论开始，分歧在于是贫困文化还是结构性因素引起了贫困。20世纪60年代以来，基于横截面数据的经验证据更多地支持后者，但20世纪80年代后纵向数据的应用表明贫困的持久性被低估了。目前大致形成经济资源模型、家庭结构模型、相关劣势模型、福利文化模型和社会隔离模型以解释代际贫困，近年来的经验研究对以上模型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支持。未来的研究方向是结合不同学科的相关理论解释“遗传-养育”的互动过程，其经验分析的进展依赖于行政管理数据的公开和贫困代际转移模型的构建。

关键词：贫困代际转移；代际贫困；贫困文化

贫困代际转移（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指贫困在代际之间的传递，即在贫困家庭里成长的子女成年后比普通人更容易陷入贫困。代际贫困（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是贫困代际转移的产出，表示由于父辈的社会经济劣势引起的贫困。

与贫困代际转移相关的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展开的。发展经济学虽然也有涉及，但其对贫困的分析是宏观性的，基于国家或地区层面，这种贫困更多是由于工业化水平低下造成的。经典的贫困代际转移研究是基于微观领域的，即个人和家庭层面。由于美国在微观数据收集上的成就遥遥领先，在该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无可争议的支配地位，主要的经典文献均来自美国的社会科学家。

一、代际贫困的文化与结构之争

美国学术界开始研究贫困代际转移始于20世纪50—60年代。1959年，人类学家Lewis在其著作《五个家庭：贫困文化研究的墨西哥案例》中提出了“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的概念。［1］他认为“贫困文化”是一种有着自身独立结构的社会亚文化，是穷人对其所处边缘位置的一种适应与反抗。贫困文化一旦形成，就会有自我延续的倾向，即这种亚文化所蕴涵的价值、态度与行为模式将通过家庭机制传送给居于穷人区的儿童，使得他们在心理上很难接受外部的发展条件与机会，从而陷入贫困代际转移的困境。该学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双方虽然都承认贫困是会代际传递的，但对这个过程发生的原因则有争议。批评者并没有否认代际贫困的存在，但否认这是由于贫困文化在代际间的传递造成的，倾向于支持种族歧视等结构性因素。

在20世纪60年代，定量社会学家开始验证贫困代际转移的假说。Blau and Duncan最早使用了多元统计模型测量男性职业地位依赖于家庭背景的程度，结果表明父母地位与儿子的职业地位只有中度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更多是通过受教育水平联系的，受教育程度对个体职业地位的预测能力比家庭背景更强。Blau and Duncan由此拒绝了一般人群中存在“贫困恶性循环”（Vicious Cycle of Poverty）的假说。［2］之后很多社会学家进行了拓展研究，采用新的数据集，其他的背景指标，更多的中介变量（如阶层等级、社会支持、个人抱负等）和新的因变量（如收入指标）。［3-6］后续研究大部分都支持Blau and Duncan的结论。

Blau and Duncan否认贫困会在一般人群中代际传递的同时又认为结构性的种族因素引起的经济问题可能会被继承。Duncan的研究显示：即使控制了家庭背景和受教育程度，非白人的职业声誉也要比白人的低；种族基础上地位差异的规模随受教育年限的增长而增长；非白人职业地位的相关性甚至比白人还要低。［7］之后很多学者报告了控制家庭背景和受教育程度后的持久性种族地位差异，［4，6］这些结果都支持歧视是代际地位不平等重要来源的说法。

“文化与结构”之争虽然延续了较长时间，但后来却不了了之，主要原因是缺乏代际分析的纵向数据。早期的实证研究绝大多数使用的都是来自局部地区的截面数据，无法纠正测量技术存在的问题，也就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二、贫困代际转移的理论模型

经过20世纪60—70年代的“文化与结构”之争，家庭背景能够影响子女地位的观念为多数人所接受，很多学者构建理论模型以解释贫困代际转移。最有影响力的是以下五个模型：经济资源模型（Economic Resources Model）、家庭结构模型（Family Structure Model）、相关劣势模型（Correlated Disadvantages Model）、福利文化模型（Welfare Culture Model）和社会隔离模型（Social Isolation Model）。

1.经济资源模型

该模型强调物质资源的缺乏。根据Becker的理论，父母收入在当前消费和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教育）之间进行分配。［8］由于贫困家庭总是收入不足，父母缺乏足够的时间、收入或精力去发展子女的人力资本，也缺少社会资本帮助子女找到好工作。类似地，穷人因为负担不起房价只能生活在不良社区，当地教育质量低下，社会支持更少，工作机会也少，同时有着更高的犯罪率。［9］

按照该理论，父母物质资源匮乏是代际贫困的主要成因，公共政策的制定就相当明确：对贫困家庭提供更多的经济资源，使贫困家庭进入更好的社区。这可以采取家庭津贴、住房补助和就业支持等公共政策。

2.家庭结构模型

穷人家庭往往是由女性充当户主的。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在女性户主家庭被抚养长大的子女，在辍学、未成年怀孕、失业方面发生率更高。这种家庭结构效应可能来自于失去父亲产生的心理困扰、父母干预的减少和人生榜样的缺乏等。［10］这种情况下，贫困政策应该巩固婚姻，支持家庭完整或解决单亲家庭子女缺少人生榜样的困扰。

3.相关劣势模型

该模型认为不是父辈的贫困，而是其他与父辈贫困相关的劣势使子女陷入贫困。［11］如穷人往往缺少教育，因此在开发子女人力资本方面少有成效，相应的政策干预就应该着眼于提高儿童的教育产出。

Herrnstein and Murray认为智力差别基础上的跨代遗传推动了代际贫困：低智力引起父辈贫困，子女继承了父母的低智力以至于成年后陷入贫困。［12］Herrnstein and Murray由此宣称补偿性的学前教育和教育项目不能增加穷人家庭子女的认知技能，社会政策在反代际贫困上无能为力，所有针对有子女的低收入妇女的福利计划和服务应该被终止。

4.福利文化模型

该模型与早期的“贫困文化”模型很相似，强调非主流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并且认为这些非主流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受到政府福利的刺激。［13］按照该理论，当父辈和邻居都依赖于福利救济时，子女对福利依赖的羞辱感消失了；父辈和邻居养成了自暴自弃的工作态度和很差的职业道德，这些态度都传递给了他们的子女。除此以外，父辈的福利依赖也给子女树立了结婚和工作方面不好的榜样。按照这种理论，福利领取的时间限制甚至完全消除福利是消除代际贫困的最好办法。

5.社会隔离模型

早期的文化和结构模型认为不良社区被主流社会所疏远，但从未清楚地阐明究竟是什么关键的邻里因素抑制了儿童的经济流动性。Wilson认为工业的再造和就业岗位从市中心转向郊区使得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失去就业机会，增加了家庭解体的风险，使得单亲家庭增多。此外，中产阶级逐步从市中心迁往郊区，削弱了传统的支持穷人的非正式制度，如教堂和社区组织，也减少了很多就业网络。［14］

社会隔离模型要求经济和社会战略协同作用以扭转产生城市下层阶级的要素。如果提供就业岗位和社会服务的微观经济政策能够削弱社会隔离的效应，穷人消极的人生态度和行为就会受到抑制。该模型也暗示对福利救济的时间限制可能会适得其反，除非有工作机会提供给贫民区的人。

三、贫困代际转移的经验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最大的进步是纵向数据的使用和相关测量技术的发展。研究者一方面使用纵向数据测量代际贫困和不平等的持久性，另一方面探索现有理论模型识别的因素是否以及如何制约个体的代际流动性。

（一）代际贫困的持久性

随着PSID（The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NLS（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s）等纵向数据的使用和新方法的发展，来自于3个主体研究（代际贫困和福利领取、兄弟相关性和父子长期收入相关性）的结果发现，早期依赖于截面数据的地位获得研究忽略了长期贫困和短期贫困的重要区别，从而低估了背景对子女经济获得的总体效应，也低估了父子间的收入代际传递。

使用PSID的大量研究表明，穷人和福利领取者是异质性群体。总人口中的小部分人可能在其生命周期的某个阶段陷入贫困或领取福利金，其中绝大部分人只会维持较短一段时间，但对于那些长期贫困者和福利领取者来说，这种状态会持续很多年。［15，16］特别是在黑人和女性户主家庭中，长期贫困的比重异乎寻常地高。这表明建立在截面数据上的研究可能混淆了短期和长期福利使用的效应，也就低估了在持续贫困和福利依赖家庭成长的代际影响。

自Blau and Duncan之后，很多研究者开始使用兄弟经济地位相关性来衡量背景对个体经济产出的总体效应，发现兄弟间的职业地位和收入关系比早期分层研究所预测的更相似。Hauser and Sewell认为兄弟职业地位40%的方差可以被兄弟共同的背景所解释，［17］Solon 等人发现有45%的兄弟长期收入方差可以被兄弟共同的背景所解释。［18］而Featherman and Hauser用截面数据估计的背景变量值只解释了兄弟职业地位方差的20～25%和兄弟收入方差的8～13%。［5］

使用纵向数据估计的代际收入弹性也比早期研究要高得多。Sewell and Hauser估计的代际收入弹性是0.15，［3］Behrman and Taubman的估计值是0.18。［19］Solon利用PSID获得了300多个父子配对样本，采用收入均值法和工具变量法得到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4。［20］Zimmerman利用相似的方法得到了相近的结果。［21］他们的研究大大改变了人们对美国社会的认识，但他们使用的短期收入平均也受到了批评。Mazumder利用16年父亲收入的均值得到美国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6。［22］

（二）理论模型的实证检验

现有的理论模型各自识别了影响贫困代际转移的许多因素，如父辈贫困、家庭结构、父辈的福利使用、落后的福利动机、下级阶层社区特征和缺少劳动力市场机会。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关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分离这些因素的独立效应。

1.父辈贫困

已有的文献表明，父辈贫困会影响到子辈成年的所有经济获得，即使控制了各种相关特征，未成年时期的贫困经历为什么会影响到子女的经济获得至今还不是很清楚。Becker认为是由于贫困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较少。［8］虽然穷人家的子女受教育程度确实比一般家庭的子女要低，受教育程度也与收入水平相关，但是现有研究已经表明父辈贫困对子女经济产出的效应大部分是与受教育年限无关的。类似地，与父辈贫困有关的父辈和邻里劣势是减少子女经济获得主要原因的说法也缺乏证据支持，因为即使控制了家庭结构、人口规模、母亲受教育水平、父母工作和邻里劣势后父辈贫困的效应依然很大。

一个可能性是长期贫困影响个体人力资本的方式不仅仅是教育水平。Herrnstein and Murray认为穷人家子女认知技能更差，原因是继承了其父辈的低智力。［12］他们使用子辈的IQ成绩和父辈的SES（Social Economic Status）指数作为子辈成年贫困的解释变量，结果表明子辈的IQ和父辈的SES指数都显著预测了子辈的贫困状态。不过，智力测试的有效性受到普遍怀疑，如Heckman认为Herrnstein and Murray研究中IQ和产出关系实际上是可控的。［23］

2.家庭结构效应

对家庭结构效应的研究很多，而且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结论。一般认为在不完整家庭成长会成倍增加辍学、未成年怀孕和成年后失业的风险。McLanahan and Sandefur考察了父辈经济资源、非经济资源和社区资源对三种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即使控制了以上资源后在不完整家庭的成长经历依然显著影响子女的产出。［10］Thomson等人将家庭类型扩展为五类：已婚夫妇、重组家庭、同居家庭、离异母亲和终身未婚母亲家庭，研究结果表明同居家庭在经济劣势方面与单亲家庭更相似。经济资源方面的差异更好地解释了非传统家庭结构有关的劣势，父母料理方面的差异只解释了家庭结构差异的一小部分。［24］这说明精神压力、社会化效应和人生榜样等因素对子女产出的影响不可忽视。

3.父辈福利领取

已有的相关文献表明，在福利家庭成长的子女更有可能未成年怀孕、获得更少的教育［25］或领取福利金。［26-28］这方面研究受到了大量的批评。首先，绝大多数研究测量父辈福利领取的时间较短。其次，存在父辈福利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最后，福利文化模型的潜在假设是福利改变了受助者及其子女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这些不良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导致其继续依赖于福利并阻碍其向上流动。对这些假设的检验要求了解个体态度是如何改变的以及态度改变是如何减少流动的，而现有的纵向数据难以提供足够的可用指标。

4.邻里效应

自Datcher以来，很多学者估计了童年社区环境对子女教育、生育、就业和收入的影响。［29］然而，一系列理论和技术问题长期困扰着该研究，因为自由市场上的家庭有迁移的选择，完全控制不随环境而变化的家庭和个体特征是很困难的。研究者近来经常选用公房项目和MTO（Moving to Opportunity）项目作为研究对象，这种项目控制了受助者的自由选择。多数研究都认为邻里效应对子女产出有影响，差别只是在于效应大小。［30］

5.劳动力市场状况

该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一些研究者将地方失业率和一系列家庭层面的指标放在一起估计父辈福利领取对子女产出的影响，虽然得到了正确的方向，但估计值很小。而Duncan and Hoffman、Corcoran等人的研究表明劳动力市场条件对于贫困代际转移可能是很重要的。［26］

6.种族

使用纵向数据的相关研究表明种族歧视效应比原先使用单年数据估计的要大得多。［31］种族对贫困代际转移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黑人儿童比白人儿童的境况更差；另一方面，即使两者家庭背景相似，由于歧视的存在，黑人儿童成年也很难取得白人那样的经济成功。

四、评论与展望

目前贫困代际转移的“文化与结构”之争已经结束，研究者普遍认为文化与结构性因素都能造成代际贫困，如Wilson的社会隔离理论就将两者进行了融合。然而，现有的理论模型依然是碎片化的，只能解释部分群体的代际贫困，如社会隔离理论虽然成功解释了黑人贫困和贫民区问题，但对白人的代际贫困却缺乏解释力。Shonkoff and Phillips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表明早期个体发展（包括大脑回路和移情能力）受到环境和经历的影响是以累积的方式进行的，这个过程从产前就开始并延续至整个童年早期。［32］未来的研究方向将会融合心理学、神经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以解释“遗传-养育”（Nature-Nurture）的互动过程。

关于贫困代际转移的经验分析主要存在两个困难：第一，克服变量测量误差问题，这就要求更长时间的纵向数据。调查数据已经不能适应代际分析的需要，行政管理数据的适度公开十分必要；第二，克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比如，为了测量与父辈贫困独立的父辈福利领取的代际效应，就要首先对贫困代际转移建模，忽略了这一步就会导致内生性问题。虽然理论上工具变量可以解决内生性问题，但实践中合适的工具变量是很难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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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珑）

Abstract: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means the transmission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aroused from the debate on culture of poverty.The focus was whether culture of poverty or structural factors leaded to 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Since 1960s，the empirical evidences based on cross-section data tended to support the latter，but research on new longitudinal datasets suggested that 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 were considerable persistent.Five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were developed to explain 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the economic resources model，the family structure model，the correlated disadvantages model，the welfare culture model，and social isolation model.Recent empirical studies supported the models to various degrees.Future research is to expla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nature versus nurture"with the correlated theories among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mpirical studies depends on the openness of administration data and the modeling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Key words: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culture of poverty

The Research on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in USA: an Overview

JIN Jing1，WANG Yan-min2
（1.School of Accountancy，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ngbu，233030，China；2.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ngbu，233041，China）

中图分类号：F17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082（2016）01-0001-07

收稿日期：2015-09-2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1CTJ006）

作者简介：1.金静（1980—），女，安徽涡阳人，安徽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讲师，会计学硕士；2.汪燕敏（1980—），男，浙江江山人，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政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