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内涵、发展问题与发展路径<br/>——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内涵、发展问题与发展路径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2016-04-16

福建质量管理 2016年11期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内涵、发展问题与发展路径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陈伟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我国经济已经步入“新常态”。从现有文献看：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主要包括“经济增长从高速到中高速、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等三方面；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是体现在“增长速度转换、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动力变化、资源配置方式转换、经济福祉包容共享”等方面；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问题主要包括“收入分配不公、城镇化滞后、人口红利消失、经济风险加大”等。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经济发展路径主要体现在“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国内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四个方面。

经济发展；新常态

一、引言

2010年，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CEO伊尔艾朗用新常态(New Normal)来描述后危机时代发达经济体的深度调整的困难。克拉瑞达指出在新常态下，发达经济体的特征可以描述为：低增长、高失业率和低投资回报(Clarida，2010)。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期间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来描述新阶段的中国经济。201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九个方面的特征对经济新常态作了深入的阐释。

自“新常态”被提出以来，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研究文献有很多。这些文献的研究主要涉及“新常态”的内涵、特征、发展问题、发展路径等方面。下面将分别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涵、特征、发展问题、发展路径四个方面评述国内外与此相关的研究文献。

二、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涵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众说纷纭，从现有文献来看，经济增长从高速到中高速、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等三方面是学者们的共识。

1.经济增长从高速到中高速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经济增长自2010年起连续20个季度减速，尤其是2012年以来连续十二个季度落入7%-8%的区间，中国经济增长告别了两位数。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中国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中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我国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经济增速下降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显著特征。

然而，学者们对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大小和变化还存在争议。王小鲁(2002)认为2001到2020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低于7%。刘世锦等(2011)认为很有可能在2015年前后降至6.5%-7.3%。对于潜在增长率大小和变化的不同估计实际上决定了对新常态是短期的周期还是长期的结构问题的认识。

2.经济结构优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其中，经济结构优化的突出表现是产业结构的优化。

洪银兴(2014)认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中心任务是产业结构的调整。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农业占总产值的比重逐渐下降，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占比不断上升，服务业占比缓慢上升。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各产业比重和增速开始发生变化。第二产业占比逐渐下降，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占比最大的产业。

3.增长动力转换

从增长动力来看，旧状态主要是靠要素特别是投资驱动推动经济增长。新常态则是强调创新驱动推动经济增长。自主创新将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石建勋(2015)指出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2013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是1978年的近3倍，我国经济正逐步转换增长动力，逐渐转入创新驱动型的新常态经济。

三、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作为一个可以观察的事实，在有关新常态的文献里有更多的共识。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侧重。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九个方面阐述了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迟福林(2014)认为新常态的特征是“中高速增长、消费主导、服务业主导、市场主导。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课题组(2015)从“增长速度转换、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动力变化、资源配置方式转换、经济福祉包容共享”五个方面来阐释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新特征和新趋势。

大部分学者都是在中国经济已经处于新常态的意义下讨论新常态的问题。然而，吴敬琏(2015)不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建立了新常态，而是在争取建立新常态。旧常态打破了，经济增速在下降，但是，效率有待提高。过渡态时期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改革和转型的速度。

很多学者仅仅是在中国经济是增长新常态的意义上讨论新常态问题，或者把其它的新常态的特征看成是经济增速放缓的结果。叶初升、闫斌(2014)认为要从发展的视角看新常态，增长速度放缓等量变只是这种新均衡态的表象之一。发展的视角不是不关注增长以及增长速度等问题，更不是把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中几个组成部分当作增长的动力源。发展的视角更关注经济体内在因素与外部条件发生变化的过程中，相互作用的机制与变化的方向。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分析转向增长理论分析，是从短期分析转向长期分析；而从增长理论分析转向发展经济学分析，则是从外在的表象深入到内在的本质。

关于新常态的持续时间问题，学者们争议不小。有许多学者认为新常态的出现是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部环境恶化的周期性的短期的问题。林毅夫(2014)认为，尽管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必然存在许多结构性的问题，但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外部周期性，也即受到全球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影响。其主要理由是，2010-2013年，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及部分高收入国家，如韩国等经济增速都有所下降，甚至下降程度比中国更加严重。因此，他认为，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速下滑是世界普遍性现象，只是由于世界经济的广泛联系使中国不能独善其身。新常态在发达国家可能是长期的，但在中国会是短期现象，因为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至今没有进行实质性的经济结构的改革，发达国家面对的是长期的经济结构改善和产业升级空间缺乏的问题。而对中国而言，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在当今的经济形势下，通过海外并购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海外转移，进行结构改善和产业升级。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主要是中国经济对欧美发达经济体长期问题的短期反应，中国经济并不存在如发达经济体那样的长期问题。

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出现是经济体内生变化的结果，是长期的结构性的问题。叶初升、闫斌(2014)认为，从发展视角看，新常态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是经济体在各种要素禀赋、外部条件和环境已经或正在发生诸多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经济体内在机制发生自组织变化而进入到一种新的均衡状态。

四、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发展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存在很多阻碍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和增长动力顺利转换的问题。学者们主要从收入分配不公、城镇化滞后、人口红利消失、经济风险加大等四个方面揭示了这些问题。

1.收入分配不公

收入分配不公一直是经济发展进程中引人注目的问题。库兹涅茨曲线表明，一国的收入分配恶化的程度和人均收入呈“倒U”型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中等收入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是比贫困和富裕国家更突出的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3-200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基本呈扩大的态势，到2008年，基尼系数达到最高的0.491并在此后开始下滑。收入差距在2008年之后的缩小反映着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但由于新常态下的中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仍然突出。马岩(2011)指出收入分配不公是中等收入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巨大威胁，涉及社会安定团结的重要方面，如果处理不当，不但会制约经济增长，还会产生社会动荡，收入分配不公往往是产生社会变革和制度变迁的导火索。

2.城镇化滞后

2014年的政府报告中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依托。刘世锦(2014)指出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大规模城乡人口迁移后，我国城镇化水平仍然滞后于经济发展。动态来看，我国城镇化率在2001-2011年平均提高1.33个百分点，在世界各国类似发展阶段上，仅低于韩国。然而，在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的关系上，全球只有葡萄牙、泰国和斯洛文尼亚在与中国当前相近发展阶段上的城镇化率低于中国，52个经济体在达到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时的城镇化率均值在70%左右，高出中国近20个百分点。

3.人口红利消失

人口红利理论把人力资本和年龄结构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研究的视野，并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变量。旧常态下，中国凭借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以及劳动力数量的快速增长，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李建民(2015)认为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同时，我国人口也进入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发展形态。这种新形态具体表现为人口增长率处于5‰左右的低水平，并在本世纪30年代末转为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抚养比开始提高，人口老龄化加速。同时认为人口的这种新形态影响经济有两个直接路径：一是从需求方面影响经济运行，从消费需求看，人口负增长、老龄化和城镇化都会直接改变消费需求的水平和结构；二是从供给方面影响经济运行，劳动力减少将使劳动力供给趋于紧张，抚养比提高会导致储蓄率下降，并抬高利率，这些都会形成对供给的约束。

五、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发展路径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决定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就如何克服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选择正确的发展路径，从而引领新常态，学者们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主要有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国内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四个方面。

1.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作用范围也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变化。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林毅夫(2014)指出，新常态下，中国要实现经济转型升级，要有有为的政府对产生正外部性的项目和企业进行投资和补贴。

2.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

新常态是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态。经济结构不同是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的重要差异。新常态下，陈雨露(2015)强调了“大创新”与“构建技术红利的机遇”，“中国制造”开始向中国创造转型，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过度。

3.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同时期，经济发展和社会其它方面的发展的边际社会收益是不同的，因此侧重程度也是不同的。改革开放初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新常态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阻力。新常态下，要更加注重公平。丁元竹(2015)认为要在认识和适应新常态中创新社会建设。社会建设要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社会事业要求实现从硬件建设到软件配置的转变，逐步培养公民的公共精神。社会关系要实现从官尊民卑向官民平等转变。社会治理要实现从单一管理到多元共治转变，建立参与主体间的互信。

4.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要相互协调。不同的实体经济发展状态对应着不同的金融经济发展状态，如果两者的发展规模不匹配，则会导致经济结构的扭曲和经济运行的失衡。曹远征(2014)认为新常态在企业形态上表现不再是大企业进一步变大，更多的是小微企业的不断涌现，对缺乏资本的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因此就更需要金融创新。通过大力发展私募股权投资，风险投资，也包括创业版等多种直接融资形式的金融创新，以补充小微企业的资本是至关重要的。要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放松对金融机构准入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