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琰



灾难性报道要有“人情味”

■刘琰

天灾人祸面前，没有旁观者。作为社会的瞭望者和公众利益的守护者，媒体该以何种心理，担当怎样的责任，把握什么原则，进行“灾难性报道”？ 《中国青年报》的通讯《牺牲》（2015年8月22日1版）和《永不抵达的列车》 （2011年7月27日12版）给了我们答案。

这两篇通讯分别报道的是“8·12”天津港火灾爆炸事故和“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事故，与事故发生后多数媒体“现场——善后——调查——追责”的动态报道路径不同，《中国青年报》用“讲故事”的方式进行了静态报道。本文旨在从新闻写作技巧方面，探讨这两篇报道的“闪光点”。

主题直击人心

主题即“灵魂”。新闻主题指新闻报道的中心思想和基本观点，也就是记者对客观事实的看法、态度和通过事实的报道所表达的主观意图。主题在新闻中起主导作用，贯穿全文、支配写作，是新闻构思、选材、表达和运用语言的依据。

《牺牲》和《永不抵达的列车》有着共同的主题——人。前者通过对在救援中牺牲的消防官兵工作、生活的客观陈述，展示亲情、兄弟情、战友情；后者记叙了两位大学生的不归旅程，描摹青春、理想、友谊。

记者没有站在“事”的方位对事故、救援、处置进行反映，而是立足“人”的角度对事实进行总体审视，力求凸显人的精神。灾难的无情和人性的深情形成鲜明对比，呈现出巨大张力，使主题更为突出。

两篇报道构思新颖独特而不落俗套。其摒弃“全景式、全程式”传统架构，从具体的个人、家庭、群体切入，通过他们的故事折射事故，用“具体的伤痛”反映“广大的伤痛”，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不同故事之间既相对独立又有机联系，人物命运的走向和事件的演进在时间和空间上紧密契合，“人”与“事故”两条主线随着故事的深入，从平行到相交，最后形成一股线、一个故事。

综上，无论从主题价值判断还是从谋篇布局上来看，这两篇报道较之其他媒体无疑“站位更高”。

细节刻画入微

正如《牺牲》的作者张国所说， “《牺牲》打动人心靠的是事实本身的力量。”而事实得以立体、生动地呈现，则有赖于细节。它被称为新闻的“血肉”。

细节是推动新闻事实发展，以构成矛盾冲突、刻画人物性格、彰显作品主题的重要手段。在新闻写作中，细节决定成败。

细节建立在作者深入现场对事件进行感知、思考、判断的基础上，在《牺牲》和《永不抵达的列车》中，便有大量“走心”的细节。

比如对事故现场的描述，触目惊心但不鲜血淋漓。

——从空中俯瞰，爆炸在渤海湾畔的土地上留下了一个巨大水坑，像是流脓的伤口。 （《牺牲》）

——两辆洁白的“和谐号”就像是被发脾气的孩子拧坏的玩具：D301次列车的第1到4位车厢脱线，第1、2节车厢从高架上坠落后叠在一起，第4节车厢直直插入地面，列车表面的铁皮像是被撕烂的纸片。（《永不抵达的列车》）

比如善后处理中的“插曲”，悲情中涌动温情。

——37岁的开发支队特勤五队指导员江泽国的遗体被运回时，殡仪馆工作人员想要立即拉走。两位情绪激动的战士万分舍不得，拦住了殡葬车。协商的结果是，这两位战士一路护送指导员的遗体到了殡仪馆，亲眼看到他到了一个“好的安置地方”才放心。 （《牺牲》）

——他（朱平的哥哥）恳求朱平的同学，自己父母年岁已高，为了不让老人受刺激，晚点再发布朱平的死讯。那几个已经知道朱平死讯的年轻人，不得不将真相憋在心里，然后不停地告诉焦急的人们， “还在找，不要听信传言”。 （《永不抵达的列车》）

对文中主人公的外貌、爱好、生活点滴，则“本色”呈现。如《牺牲》中，当了25年消防兵的王吉良打算服役期满后自主择业， “感到有点累了”。 《永不抵达的列车》中，陆海天“身高1.7米，是个篮球迷，像贾森·基德一样有韧性，但在篮球场上没有过什么固定的位置”。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真实可触。

两篇报道中还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打电话”，一为开头，一为结尾。电话是一个能够表现“失联”的符号，预示着骨肉分离、天人永隔，令人不忍卒读。

——侯永芳在零点之前接到了一个电话，屏幕显示是儿子的号码。她对着电话喊了半天，那头始终没人说话，只有一片嘈杂。连呼吸声都听不到。 （《牺牲》）

——“你到了？”母亲兴奋地问。电话里没有听到女儿的回答，听筒里只传来一点极其轻微的声响。这个以为马上就能见到女儿的母亲以为，那只是手机信号出了问题。 （《永不抵达的列车》）

细节虽小，但征服力强大。它是作者与采访对象、读者交流相融的汇合点。对人物、场面的生动描摹，给读者以目击般的现场逼真感，不仅可以增强新闻的真实性和可信度，还使其富有感染力和可读性，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

情怀与担当并重

在灾难性报道中，“有所为有所不为”考验着记者的职业操守和良知。 《牺牲》和《永不抵达的列车》的作者通过“用脚采访、用笔还原”，彰显了主流媒体的人文关怀和责任担当。

相比“感谢你无数次游过那么悲伤的水域” “最美逆行”之类的文艺腔， 《牺牲》和《永不抵达的列车》采取的是平实的白描。前者企图通过煽情掩饰悲情，却因用力过猛暴露空洞和做作；后者通过故事还原真实，以职业精神、专业态度、悲悯情怀触动人心。

相比那种挖掘原因、追问真相、咄咄逼人的灾难性报道，这两篇报道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关注人的生命、生存及尊严。比如事故发生后的守望相助——救护车还没来，但为了运送伤员，路上所有的汽车都已经自发停下。摩托车不能载人，就打开车灯，帮忙照明。（《永不抵达的列车》）再如善后处理中的温暖举动——怀着对烈士的尊敬，这些志愿者在现有条件下进行清洗，比如用湿毛巾擦脸等。“让他们安心干净地走。” （《牺牲》）以无私、坚强、智慧等人性光辉，以深刻的人文关怀去抚慰受难者以及关注灾难的人们。

准确客观、尊重人权、有品位有节制，这一报道风格使《牺牲》和《永不抵达的列车》成为灾难性报道的成功范本，对于事故救援和处置、消除谣言恐慌、重树公众信心，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传递真相但不揭示残酷，重“心灵抚慰”弃“眼球效应”，用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文字记录灾难、战胜灾难，这便是灾难性报道的伦理。

（作者系新疆法制报社总编助理、记者一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