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雪灵



孤舟蓑笠翁——浅析沈从文作品《边城》

肖雪灵

《边城》作为一部中国的乡土抒情的经典之作，描绘了一幅民风淳朴的“世外桃源”图景，歌咏了亲情、爱情与友情，展现了湘西古老的民俗与美好纯真的品质。然而，透过清新隽丽的文字，总氤氲着淡淡的忧伤的气息，冰凉而不断逼近的孤独感。

本书中的老船夫，也就是翠翠的爷爷，是一个悲剧人物，是一个矛盾的集中体，同时也是翠翠和翠翠母亲爱情悲剧的酿成者之一。老船夫作为一个见过世面、富有经验的农村老人，他的处世态度最为保守，对农村社会的变动也最为敏感。老人的悲剧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性格悲剧和社会悲剧。

一、性格悲剧

有人说，《边城》里的人性所流淌出来的，是一种诗意，是善和美。在这里，几乎人人都是淳朴、勤劳、善良的。比如老船夫，就是中国传统美德的典范。他热心好客，尽职尽责，时时想着外孙女，处处关心着她的成长，对翠翠百般疼爱，费尽心血操劳着翠翠的婚事。“年纪虽那么老了，骨头硬硬的”，“他从不思索自己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地在那里活下去”。老船夫具有中国人传统的性格特征：很少追求生活的意义，只是老实本分地活着。正是因为这样，翠翠便成了老船夫唯一的精神支柱。老船夫不仅待身边人温和，而且慷慨大方。他拒收过客的钱财，回来反倒送人家东西，赢得了乡邻的尊敬。

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应该没有忧愁，没有痛苦，但人生悲剧，恰是他们的美好人性造成的。一个美丽的悲剧，更让人感到悲哀。老船夫因女儿和女婿的悲剧，在他心里割下了一道深深的伤口。在一年端午时，老人知道翠翠总有一天要离开自己，而翠翠的长大，伴随着的是老人担心的增长，引起了对翠翠母亲的回忆。这次回忆就是一场悲剧，更是爷爷疼爱翠翠之余最害怕的事情。“人太老了，应当休息了，凡是一个良善的中国乡下人，一生中活下来所应得到的劳苦与不幸，业已全得到了。”善良的老船夫一生充满了坎坷，不愿翠翠受一点儿委屈，“可是终究有个翠翠”这也隐喻着另一个悲剧的开始。所以，导致老船夫对翠翠的过度保护与谨慎。在面对顺顺家的媒人时，不知如何回答，“只是很惊惶地搓着两只大手”。而当老人明白翠翠喜欢的是二老时，他心里很纷乱，一是失望，又有隐隐的担心，二是无奈，不想强迫翠翠。文中，有多次翠翠和爷爷关于两人分离的对话，可以看出翠翠心中最大的恐惧——害怕与爷爷分离，也可以看出老船夫对翠翠的深爱和对自己真的离去后翠翠命运的担忧。正是这种焦虑，使得翠翠和爷爷在谈论到翠翠的终生大事时含糊其词，拐弯抹角，二人不仅隔代，而且缺乏沟通，导致出现一系列误会，本可以解开的心结被彻底地封闭，增添了作品哀怨、凄婉的悲剧色彩。

老船夫与二老的误会也因性格而起。平日里爽快开朗的老船夫，对大老的死心怀愧疚，在与二老谈到翠翠时，采用了自己最不擅长的绕圈子的说话模式，反而加重了与二老的不和谐。而二老迁怒于老船夫本是不公的，但老船夫的自责与自卑更加重了这种沉重的气氛。人在心存疑虑与怨恨后，常常会对别人设防，更不会进行主动沟通。这是导致翠翠爱情悲剧和老人自身悲剧的心理根源。

二、社会悲剧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叫‘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是作者沈从文家乡——湘西的缩影：与世隔绝、古朴自然的田园生活，原生态的生产、劳作方式，保存完好、代代相传的古老风俗。仿佛一个“世外桃源”似的，这里的时间和空间都像是永恒。沈从文先生曾在《湘西散记·箱子岩》中写道：“这些人根本上又似乎与历史毫无关系。从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与排泄感情的娱乐看起来，竟好像今古相同，不分彼此。这时节我所眼见的光景，或许就和两千年前屈原所见的完全一样。”这并非真实的景象，也不全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与其说是作者内心的期盼，不如说是作者的一个幻梦，纠缠着充盈而细腻的情感脉络。如果把作者的哀戚比作生火的炉台，《边城》的炉台里绝不是闪亮而跳跃的火苗，而是灰烬的余烟叹息着人世的悲哀。他在《风子》里说：“草木比人类幸福快乐，因为它们有第二个春天可以等待。这一方面我们仍可以看出了人类的悲惨处，因为人类并没有未来。”《边城》中的翠翠几次害怕：“假若爷爷死了？”老船夫在夜晚失眠与忧虑，对翠翠的询问几次笑而不答，他们都好像恐惧着某种神秘而未知的事物。这也是作者内心郁结的真实写照——对人生莫测的恐惧。结合作者的生活背景——解放前湘西偏远的小山村，保留着较为完整的巫楚文化，人们信仰神灵，祈求保佑。在以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的熏陶下，沈从文先生的作品浪漫随性而不张扬，敬畏自然而顺依天命，文笔空灵清澈，却总是萦绕着被命运束缚而无奈的叹息。他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态度来静观人生，但清秀隽丽的文字后却总贴着一个怎么也甩不掉的阴影——死亡。作者待人生的态度恰合了道家的观念“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边城》开始创作于1933年，完成于1934年。作者托身于作品中的人物，借具体的形象诉说内心的哀戚。他曾谈到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我要表现的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那时，商业文明的发展与侵入正一点点蚕食着古老的农耕文化，正如《边城》的姊妹篇《长河》中“新生活”的到来令人恐慌一样，洞悉世情而信守天命的爷爷在看到团总给女儿陪嫁的碾坊后，遭受了巨大的打击。“碾坊”代表的是物质财富，与当今某种“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扭曲、功利的婚姻观极相似。而“渡船”代表的是淳朴、自然、古老的爱情观。在这两种背道而驰的观念中，显然前者占了上风。如文中写道：“他又不是傻小二，不要碾坊，要渡船吗？”在现实不可避免的残酷选择中，代表着自由浪漫爱情观的渡船被遗弃了，紧跟着的便是老人的溘然长逝，白塔的坍塌，渡船也被滚滚洪流冲走了。所以，老人的悲剧也是现代城市工业文明与传统农耕文明碰撞的悲剧。

“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故事留下一个飘渺虚幻的憧憬便戛然而止了，而作者的哀怨、凄婉却仍在继续。沈从文先生只想让人认识到“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给人“一种勇气同信心”，唤醒这个钢筋铁骨构筑的城市里一颗颗温柔的心灵。

（作者单位：长沙市长郡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