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闻道



语文是伴随一生的风景

周闻道

周闻道，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场》杂志主编。发表作品500余万字，出版文学专著13部。先后获得全国及省市级多项文学奖，多篇作品入选多种年选、选本、大中学教材，被上海、湖北、河北、河南、陕西、浙江等省市中学选为高考联赛试题。

回想起来，生命中最忠实的伴侣，当是语文。

来路如烟，相随的语文，淡出于浩淼的记忆里。从呀呀学语，到涂鸦文字，从童真时缠着妈妈的追问，到后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写得眼青眉黑。撰写呆板僵化的机关公文，描述生动鲜活的日常趣事，直至挑战无尽的文学叙事，几十年来，语文如影随行，何曾离开过自己半步。当透过岁月的尘烟，发现这一路相伴、不离不舍的语文时，我竟有些感动。

风景，未曾须臾离开我的最好风景。

这是我对语文发自内心的感叹。这风景不仅很美，变幻无限，从不重复自己，而且是我生命中唯一的始终如一，找不到第二。我知道，这是触动我情感的根系。当然，我所理解的语文，是语言和文字，而不是有的工具书上所说的语言和文学。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只是语文的一种境界，或者说高端延伸。两者具有属种关系，似乎不能并列。

正是从这个理解出发，我发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语文对我而言，首先是一个工具。就像母亲做饭需要的锅碗瓢铲，或父亲种地时需要的锄头犁耙。这与语言学的定义无关，就是我的体会。我用语文与人交流思想，表达感情，把自己融入这个陌生的世界。

说的是童年，我从语言的魅力里出发，书写着活色生香的个人史。

与所有人一样，我的童年是从语言开始的。我第一次向这个世界的宣言，当然是啼哭，然后就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那些故事虽然发生在我身上，却没有让我产生记忆。记忆它，反复讲给我听，并在记忆中回味幸福的，是父亲母亲。让我有几分心酸、几分感慨的是，我最早的话语，竟然不是“爸爸妈妈”，而是“出工了”和“豆腐”。

“出工了”，来自生产队长的吆喝。那时还是人民公社，集体化劳作。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生产队长就吹着尖厉的哨子，挨家挨户喊出工了，出工了。然后社员们就揉着惺忪的睡眼，懒洋洋地起床出工，插秧打谷，挑粪翻地，夏天晒脱层皮，冬天披身雪，一天十多个小时，挣来8分钱一个的劳动工分，可以为读书的姐姐买两个作业本。

“豆腐”，则出自张二娃的叫卖。张二娃的母亲是个跛子，父亲是泥水匠。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五口，他父亲跟着包工头走乡串户，帮人修房造屋。虽收入微薄，日子还勉强能过。读书的张二娃也争气，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成了全家未来的希望。可在一次施工中，他父亲从屋脊上摔了下来，摔断了腰椎，成了个植物人。一个本来就风雨飘摇的家，一下天崩地裂。张二娃打算辍学回家，帮助妈妈支撑这个家，妈妈坚决不肯。后来母子俩商量决定，母亲利用唯一的手艺磨豆腐，张二娃一早挑去卖，然后再去上学。于是，不管春夏秋冬，还是刮风下雨，村里一早就有了一个略带稚气的叫卖声：“豆腐，豆腐，卖豆腐呀。”这声音与队长的“出工了”交织在一起，压过了清早的鸡鸣。

母亲说，我还不到一岁的时候，有一天早晨，天还没亮，我突然醒了。也没哭闹，也没要吃奶，而是自个儿喊出一声“出工了”；没过几天，同样的情况，又叫“豆腐”。后来，还多次反复地叫这两个词，口气声调，都极像队长和张二娃。就这样，“出工了”和“豆腐”，成了我与这个世界对话、交流的开始。

从语言到文字，即语文进入我的生活，不仅是读书的开始，更是语言的升华。随着学习的深入，我逐渐发现，语文在很多时候，还是一种意义表达和修辞；它的实际存在，比语文这个词的出现，不知要早多少年，只是没有人说出和命名。在这里，我体悟到了语言的魅力、文字的魅力、汉语的魅力、语文的魅力，更感受到了符号学的意义。

我发现，符号学(Semiotics或Semiology)不仅是意义研究之学，还是人类有关意义与理解的所有思索的综合提升。而语文，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家族成员。

几乎是伴随我对文字的走近，符号学鼻祖，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走近了我。他在开创现代语言学先河的同时，也铸就了自己的价值。他发现，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语言，在演进为文字时，都是从符号开始的。例如英文的“tree”，其发声及串字组合，便约定俗成而被指涉为“一种以木质枝干为主体的叶本植物”。而汉语中的人，就是一个人的站立姿势；家，则是众人共栖于一个屋檐之下，相携相惜。因此，在语言学家皮尔斯看来，文字更是图像、标志和象征的东西，它的背后，是语言承载的意义。语文就是一部活着的历史。“概念无内容则空，内容无概念则盲”，翻开语文的历史，我们看到的是康德的哲学命题。正是在这里，语言哲学奠基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也不得不感叹，用汉语写作是幸福的。

我在汉语的幸福中走进语文。从点、撇、捺开始，由声母到韵母，再到它们变化万端的组合，进入语文的奇妙王国；从小学、中学、大学，到汉语言文学研究生，从字、词素、词，再到词组和句子，然后是缀字成文。形形色色的文章，最后落脚到了表达、意义和修辞，既感受到风光无限，其乐无穷，又体味到跋涉之艰难。

是的，当语言与文字融合，指向文章，指向表达、意义和修辞，就成为语文的高地。

说实话，一直到高中前期，我的读书历史，语文总是最差的。读书使我逐步掌握了语言和文字，却没有破解语文的奥秘，不能在准确的表达、意义和修辞中，写出好的文章。其他各科常常90分以上，唯独语文像森林中长不出头的矮树，我甚至对语文产生了厌学情绪。班主任杨炳书老师偏偏又是教语文的，多次提醒我解决跛科问题。不得不硬着头皮往语文里钻，看名著、抄精彩句子、背成语，不是生吞活剥，而是注意去悟，去思，去练，从汉语的表形、表意、表音中，揣摩表达、意义和修辞的关系，直至形成了一种语文洁癖。

我越来越注意语法修辞，力求在语文之美中，最好地去表达意义。甚至某一个遣词造句，我都会注意该用什么结构的词更合适，是主谓、定心、状心，还是动补、状补。在一个有若干可充当主语的名词构成的句子中，我会自觉分析判断，在什么语境下，该用人名、地名、单位名，还是方位名、时间名词作主语更恰当；而其他的定语排列，该依什么次序。我会因结构或时态助词的使用不当，耐心地修改每一篇稿子。

转折发生于那年的暑假。老师布置假期作业，要求以暑期所见所闻为内容写一篇作文。我写的题目是《放水》：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为了防止洪水冲毁正在灌浆的稻谷，父亲冒险起来放水排涝……也许是阅读名著的缘故，文章自然地有了一些构思立意和谋篇布局，从开始的铺垫到结尾的照应，以及中间的环境烘托、景物状写，都融入了一些自觉的文学元素。许多语言是摹仿的，还用了不少优美的形容词和成语，如雷电交加、轻风徐来、波光粼粼、郁郁葱葱，等等。虽是些生茧的词语，但对于中学生作文，无疑也增添了不少文采。开学后只是作为例行的暑期作业，把作文交了，没有想到会出现什么奇迹。几天后，老师竟把《放水》作为范文，讲了整整半堂课。就是从那堂课起，我与语文结下了不解之缘。

因为作文好，高中刚毕业，我就被选调到大队、公社当施工员、农技员，一年后，就直接被招干到县委办，给县委书记当秘书。那一年，我19岁。

从此，我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公文之旅，大到党代会、人代会工作报告，领导讲话、请示，小到决定、决议、议案、合同、纪要、简报、命令、公告、批复、通知和新闻稿等，将《国家机关公文处理办法》规定的15种公文种类，一个个弄得滚瓜烂熟，运用自如。一万多字的政府工作报告，我可以熬个夜拉出初稿；一般性的领导讲话、工作简报、工作总结之类，我可以叫来打字员，以一分钟180个字的速度，口授而出，边说边打，二三十分钟搞定。在香港当《信报》《商报》等主流媒体财经专栏作家时，一篇两三千字的财经评论，我可以在下班之后斜倚床头，铺上A4纸，提笔一蹴而就。第二天见报，从头到尾几乎不改一个字。

我曾经以为自己很行了，语文的表达、意义和修辞。其实不然，我还差得远。两个小小的文件，就让我汗颜至今。

一个是公文。省领导要来市里检查“十·五”规划的编制情况，我受命代党委、政府起草汇报材料。由于厌恶那种穿靴戴帽的八股文风，我就省略了高举、坚持、紧跟、贯彻之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空洞之语，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说明事情本身。谁知道，随省领导来的一位老革命一下就发现了汇报中的问题。听了市长的汇报后，他开口就指出这规划编制的指导思想有问题，怎么能缺少明确的政治方向呢？市领导很尴尬。我欲要解释，却招来一连串严肃的责问：难道我们离开了高举、坚持、紧跟、贯彻，能搞好规划工作吗？这是政治立场、政治方向问题啊，怎能丢掉！我哑口无言，市领导脸红一阵，白一阵。幸好省领导开明，连说没关系，没关系，这只是草案，到时候记得加上就是，大家才下了台阶。

一个是私文。一位办厂的同学，文化不高，冲着我在机关工作，懂政策法律，是小有名气的笔杆子，叫我给他起草一份项目施工合同，他是甲方。没有理由推辞，晚上辛苦了一个小时，我就自信地交了稿，还开玩笑说要请客啊。可是，收到文稿的同学，似乎没有我想象的感激不尽和惊喜。过了几天，同学说请我吃饭，我还赶紧说开玩笑的，你也当真。同学回答，不，不是那个意思。这合同还有些问题，需要向你讨教哩。见面后，同学直言说，俺把你当哥们，才如实告诉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啊。俺这项目的投资钱不够，施工完后，工程款肯定要拖欠。为了防止施工方追究责任，赔偿损失，这合同有两个地方必须修改下：一是在付款的时间那里，加个“后”；二是把项目验收后30日内结付，改为结账。这样改，对方一般不会注意，到时付不了款，我就可以扯皮了。我上下打量着这位昔日老实本分的初中同学，怔了半天，才迸出一句，你，你家伙行啊。

这两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我突然感到，自己的那些修辞是多么苍白与肤浅。语文的真谛，或理想的表达，意义的呈现，是在思想和智慧里。这样的境界，不仅是在语文的无限可能里，更在词语和文本之外，在丰富的生活里。文学写作尤其如此。

是的，文学是语文的更高境界，是语言对意义的艺术表达。

在对文学的研究、散文的探索中，我发现了语言的遮蔽。这种遮蔽，既体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体制语言、习惯用语、成语俗语里，也体现在现实的网络语言、外来语、随意的生造乱造之词，对母语的肆意侵害之中。汉语独特的表形、表意、表音优势，被遮蔽在污秽的陋衣里。于是，面对古老而年轻的语文，我们发出了强烈的呐喊：汉语回归，以“在场主义”的名义。不是回归到哪个权威的定义，也不是回归到所谓名家的经典里，而是回归到汉语本身，回归到语言的本真里，追求汉语本色表达的极致之美。换句话说，在仓颉造字时，汉语是怎么表达的，就怎么表达。当然，汉语是不断发展的，不会停步不前，但汉语的发展演进，必须遵循汉语表形、表意、表音的基本规律，以捍卫语言和语文的纯洁。

语文表达的最高境界，无疑是苏东坡所说的辞达。我理解，所谓辞达，除了对意义的发现，就是用最恰当的语言，表达恰当的对象，呈现最充分的意义。

风景依然，语文的修辞与技巧，只是雕虫小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