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湖北西部山区的一个农村，直到上大学才离开那里。大学时同学大部分愿意把户口转到外地的学校来，而我却没有，因为户口留在老家还能享受三峡移民每年600元的淹地补偿。小时候，我们家一直以种地为生。2006年以后，家里大部分土地被淹。2010年以后要建高速公路，把土地征用了一半，现在剩下的土地用来种柑橘，但是每年柑橘收成却并不可观。村里每家每户都只剩一点地，种不划算，不种又没饭吃，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看到云南第一村、周家庄的发展现状，我觉得我们村也应该效仿，只有把土地人均占有量少的拧成一股绳，共同谋划，才能发展。

—谭丽丽（读第7期《另一个农村》）

现在能成功经营集体经济的在全国为数不多，各地在抓集体经济时都有很多好的做法，值得大家借鉴。我们作为一个典型的“城中村”，就要依据项目支撑、走转型之路，面对无资源的实际状况，以地利为先，配合城市的步伐搞起了改造，积累了部分资金，现在就要去闯新路，发展设施农业或新型管理模式，以清新的思路搞好持续发展的理念，在转型中得到发展。

—魏文祥（读第7期《洪林村能告诉我们什么》）

万科股权之争，由开始的“三家演义”，到如今加入深圳地铁后的“五方会谈”，看来正迈向收官阶段。这场股权争夺战，来得有点突然，资本市场确实被上了“重要一课”。但现在就判断这“课”已经上完，关注重点应转向“大股东控制”，似乎言之过早。“内部人”和“大股东”，在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往往是共生关系，一般难以分清，管理层是职业经理人的不多，“内部人控制”更多时候就是“大股东控制”。……